有一陣子沒更新的，這次更新一下讀書筆記——漢娜·阿倫特的大頭目《極權主義》。 客觀來說，閱讀本書有很大的難度。由於德語語句本身的翻譯難度和原作者遣詞造句的嚴謹性。很多觀點都包含在了生澀難懂的長難句中，懂得不是很真切。
最近也試圖在工作之餘補一下電影《漢娜·阿倫特》，電影的重點好像是關於「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所以不看對書評應該也沒有很大影響吧.
PS：《極權主義的起源》這本書為《反猶主義》《帝國主義》《極權主義的起源》三本獨立著作的合集。
極權主義的政治起源應是大陸體系帝國主義而不是海洋體系的帝國主義。作者對於帝國主義的地域研究限制於歐洲境內，大陸體系帝國主義主要分布在西歐大陸國家（如法國，德國），以及東歐大部分國家（斯拉夫國家和沙俄），海洋體系帝國主義主要分布在英國。
書中提到「帝國主義的中心政治觀念就是將擴張當做永久最高的政治目標。由於它所意志的既不是暫時的掠奪也不是較長時間的徵服後的同化，所以它在政治思想和行動的漫長歷史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帝國主義的政治創新原因來源於經濟體制的沿襲。正如列寧寫曾寫過：「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階段，資本主義的某些對立面從資本主義到更高級的社會經濟結構的過渡時代的特點已經全形成和暴露出來的時候，資本主義才變成了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對內表現為壟斷，對外表現為對外擴張，殖民主義和政治權利的輸出。
最終，只有大陸帝國主義演變成為了極權主義。它的特點主要有（以反猶主義為例進行分析）：
Ⅰ.民族主義。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大陸帝國主義源於自我優越感強大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源於宗教又代替宗教的政治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成功地作為政治體制對外進行開化的有力的意識形態武器。
Ⅱ.無制度化保障。一個國家無法保障自己國家所有人民的人權，僅僅因為猶太人在這個國家中屬於不被接受與認同的「少數」，使得他們失去了在自己國家裡合法公民的身份。這一點很大程度發展到極權主義時，國家內所有公民的人權都得不到保障，這意味著私人及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包含在統治的過程中。
Ⅲ.政黨僭越與國家權力之上，而且這些以政黨都以民族主義為幌子聚集權力，奪取政權。這也是前文提到的資產階級政治解放對內的表現形式。以民族為代表的各政黨在現象上呈現「泛運動」，例如「泛日耳曼運動」「泛斯拉夫主義」是有對外擴張的傾向民族意識的運動,希望對外族輸出並同化本國的政治體制。在現當代這些運動都可以總結為「沙文主義。」正如書中寫到「共同政治體制必然使每一個人都毫無權力剝奪他的天然能力和人類能力。使他降格為權力積聚機器中齒輪上的嵌尺。」
A.特殊的階級。卡爾·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批判視「金錢、實際需要」為生活準則的人以及認為「萬般皆商品」的市場人格。漢娜阿倫特則認為猶太人屬於社會中的一個「插入性」階級，這個階級不符合資本體系內的生產關係，他們中的大量人從事信貸，經營家族企業，這些職業使他們在資本擺脫了僱傭關係的情況下進行資本積累。
B.無國家化。現當代猶太國家以色列在1948年成立，然而在19世紀末，猶太民族並沒有一個屬於自己民族的國家。雖然猶太人建立的銀行業和信貸機構與國家有直接聯繫，但猶太人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上都被邊緣化。政治上的差別，必然導致社會地位的差別。當猶太人喪失了他們在公共事務中的作用和影響，除了財產之外一無所有時，反猶主義就達到了頂峰。
C.凝聚性和孤立性。作為一個社會群體，不論是經濟上的聚斂還是政治上的邊緣化，都使得猶太人受到了其他民族的排斥。這種排斥使得他們更加地封閉，直接為國家服務，並因特殊貢獻而直接受到國家的保護。反猶主義的高漲也要源於19世紀末資產階級政黨的改革導致政黨僭越與國家權力之上，國家機器衰敗的同時長期依賴於國家機器的猶太人失去了繼續封閉的保障，猶太人顯得格格不入，且需要面臨外族意識形態的入侵與攻擊。
極權主義被表述為一種反政治現象，其特徵是恐怖主義的意識形態灌輸，它摧毀了公共領域和私人身份。（以蘇聯和德國為例）
民主政治的崩潰——以全文的邏輯看來，這裡的反政治應特指的是「民主政治體制」。根據前文論述，極權主義是起源於大陸體系的帝國主義的，然而極權主義卻進一步發展，終結了先前建立的「民族國家」和「民主政黨制度」。因為極權主義者利用了群眾（mass）。
19世紀末期，關於群眾心理學的研究頗多，極權主義者們也正是利用了群眾，從而瓦解了原先的政治制度。群眾，被認為是一群數量眾多，在民主政治環境中相對孤立分散並表現得默認、無動於衷的原子，分布在屬於自己的階級。（可以看出當時存在一種預設為——群體事件具有消極性，人是非理性的，群體意識會傳染個體）。按照這種邏輯，出於一種平庸性、無意識性，孤立性，群眾易被「暴民領袖」所煽動和利用，使得約束個人的道德機制在狂熱群體中失去效力。
極權主義者們，有一些發動階級鬥爭，利用群眾消滅了階級，從而消除了民主政黨制度；具體現象如蘇聯30年代的大肅反運動，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利用群眾力量鞏固政權，消滅了階級和民主和多元的聲音，使得蘇聯成為一個「集體」。而有一些則利用群眾實行「消極人口政策」，利用群眾賦予的權威合法化地，擴大化地將無辜者屠殺，通過消滅意識形態的物質載體（即人的肉體）消滅特定意識形態本身。而且這種屠殺區別於封建時期單純出於利益衝突的而進行殺戮的「君王暴政」，而是一種「強意識形態」控制下合理合法並且得到了群眾支持的政策。
哈耶克曾說過：「所有通往地獄之路，原先都是準備到天堂去的。」追溯歷史，德俄兩國的極權主義政治都起源於人們對現狀的強烈不滿，並試圖將一切推倒重新來過，以便推動實現烏託邦或是世界化的政治。不幸，這種狂熱的理想主義最終導致的卻是對自由的窒息和全面的社會控制，因為這種對虛構世界毫不動搖的信念，藐視了人作為個體的價值和尊嚴。
阿倫特對於極權主義的態度是極度批判的，她堅信所有的極權主義必將走向滅亡。但她的批判已經跳出了自己作為猶太人的仇恨，而是基於漫長歷史的現象和普世的哲學層面分析極權主義政治——「進步與毀滅，是同一個問題的兩方面」。同時作者的思想導向偏向後現代主義，對於邊緣化群體，孤獨無根的人予以一定的人文關懷，關注人的境況，能有效抑制極權主義的起源。
在理性的分析中，堅信著極權主義的滅亡。她向世人說：「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illumination），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於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像我們這樣長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但是這樣一種客觀的評判工作，對我而言似乎是件次要的事情，因而可以安心地留給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