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今天，唐人街、中餐館無疑是中國在海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載體，所謂「舌尖上的中國」，色香味俱全，最容易接觸和體驗。在伊斯坦堡這樣一個華人並不多見的城市，突出的缺陷是沒有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唐人街」；但隨著旅遊業的發展和中土兩國交往日益增多，中餐館少說也有20多家了，「龍」、「長城」、「鳳凰」等成了中餐館名稱的標誌性詞彙。土耳其的第一家、也是經營時間最久的中餐館叫「王」，取自餐館老闆的姓氏，在當地頗有影響。如今，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和其他種種原因，王家餐館在伊斯坦堡已經幾乎找不到蹤跡了，但這個餐館與中土兩國之間的歷史交往頗有淵源，值得一提。
王曾善的兒子王爾紹（左一）和遺孀馬昌玉女士（右一）從燕京到伊斯坦堡：中國最早的回民留學生王家餐館的創辦人王曾善（1903-1961）出身於山東臨清的一個回民世家，是中國最早到土耳其留學的兩位學生之一。臨清曾是北方有名的商貿城市，因大運河漕運而迅速興起，回族經濟繁榮。後來漕運衰落，王曾善的父輩遷到北京謀生。父親王葆卿曾擔任北京羊行公會會長、北京東四牌樓清真寺管寺大鄉老等職，在當地回民中頗有影響。
王曾善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後在燕京大學修習語文，同時兼修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讀書期間，他常常哀嘆於中國回教的狀況，立志「以振興回教為己任」。1922年，他曾與張兆理等人組織了中國清真教學界協進會。大學畢業後，王曾善深受小亞細亞地區民族革命成功的鼓舞，特別欽佩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英雄行為，於是自費到伊斯坦堡大學讀書，就讀於歷史系。當時的伊斯坦堡大學剛剛經歷了一場現代改革，新的土耳其共和國將其確立為公立大學。在這裡王曾善有幸得到著名的突厥學專家澤基·託甘（Zeki Velidi Togan, 1890-1970）的指導，翻譯了成吉思汗的傳記。
伊斯坦堡大學正門曾經，康有為在《突厥削弱記》中將晚清同奧斯曼帝國相類比，民國時期，一反此論調，國民黨人掀起了學習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潮流。身為元老的胡漢民就曾在《民報》發表《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國軍人》、《土耳其革命》等文章，希望當時身居黨政軍最高職務的蔣介石能效法凱末爾，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1928年，胡漢民、伍朝樞、孫科等到土耳其考察政務，以「宣傳國策」、「敦睦邦交」、「取消不平等條約」為使命。正在土耳其留學的王曾善給代表團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使其「口能言，耳能聞而足能行矣」。此次考察結束之後，王曾善作為非正式代表協助溝通中土通商條約等問題。1934年，中土兩國實現雙邊關係正常化，賀耀祖（1889-1961）成為中華民國首任駐土耳其公使。蔣介石還給土耳其國父凱末爾贈送了一張親筆籤名照，至今仍保留在凱末爾陵墓的博物館裡。
土耳其阿塔圖爾克國父陵墓新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希望了解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的諸項變革。1929年，受國民政府委託，王曾善負責調查土耳其革命後的教育方針和實施狀況，寫了《土耳其的文字革命》一文。他在文中指出，文字革命是土耳其共和國「新政中之最驚天動地引起全世界注意的」，這「並非一種單純問題」，對語言、宗教、文化、及民族心理有很大影響；其強制舉措在土耳其人看來是「魯莽從事」，但中國人卻對其政治手段的堅決頗為欽佩。這成為了當時中國對土耳其共和國最新鮮的報導。
學而優則仕：邊疆政治與國民外交1931年王曾善自土耳其回國，憑藉學識以及同國民黨要人的聯繫，他很快成了一位社會名流。在20世紀30年代，他同唐柯三、孫繩武一起被譽為「回教三傑」。
王曾善重視教育，認為知識的缺乏是中國回教的一個突出問題。為此，他成立了中國回教青年學會，「以研究學術為主要目的」，並擔任該學會刊物的主編。他翻譯《古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傳記，並研究回教國家的歷史和現狀。深厚的學識成就了他在內政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和貢獻。
回國當年，王曾善隨另一位國民黨要人戴季陶宣慰西北，帶了十幾位新疆人到南京的中央軍校、中央政校學習。1935-1946年，因胡漢民的推薦，他成為代表回民的立法委員；期間，他以立法委員的身份到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地考察省縣自治問題。1944年，新疆發生暴亂後，王曾善跟隨張治中將軍赴新疆談判，後任民政廳長。
戴季陶王曾善對新疆問題有過系統的研究。他認為，「鄰國爭相侵略，乃新疆危機之最大者」。英、日、俄三國雖然方式不同，「侵略之野心，則一無二致」。解決新疆問題的根本辦法在於「立威信，正紀綱，制止紛擾，安撫人心，施行法治，宣示公道」。關於流散在近東回教國家的新疆僑民，他則指出，「均因不明國情多所懷疑，難免有離心離德之表示」。自治被看作是處理新疆問題的關鍵。
1938-1939年的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是王曾善所做的最有影響力的一件事情。
「七七事變」後，中國回教救國會成立。因為日本人陰謀在中國西北地區成立「回回國」，王曾善等人深感有必要在回教國家進行抗日宣傳。在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的支持下，他們成立了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由王曾善任團長。該團自1938年1月從重慶出發，先到麥加參加了朝聖，後歷經埃及、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印度、土耳其諸國，於1939年1月返回。在麥加他們參加了世界回教年會；後又依次拜訪了各國國王、首相和重要大臣，開啟了中國「國民外交」的先河。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對王曾善個人角度來說，此次行程最興奮的莫過於重訪土耳其。另一方面，由於日本和奧斯曼帝國自19世紀以來的友情聯繫，加之，1904年日本戰勝俄國後，土耳其對其十分景仰，於是，土耳其的抗日宣傳顯得尤為必要。時任土耳其外交部長阿拉斯（Rustu Aras）在接待訪問團時指出，兩國非但有「宗教感情」，「實有血統之關聯」。他稱讚「中國之抗戰精神，甚可欽佩」。另外，他還強調「土耳其國家非講泛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土耳其始終為東方之民族，始終為亞洲之民族也」。訪問期間，適逢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去世。訪問團特別到多瑪巴赫切皇宮（Dolmabahçe Sarayı）進行了弔唁，王曾善慨嘆「回教民族失一人，東方民族失一人」。當英法諸強的國家代表都來瞻仰時，這個半官方的中國代表團無疑成為了一個特殊的身影。
王曾善指出，此次出行使近東各國人民消除了之前對中國的「隔閡與鄙視之心理」；各國的新聞界，也得以明辨是非，開始刊載「有利我國之消息」。中國爭取民族自由和獨立的革命，被認為「深合回教之真義」，從而贏得了極大的同情。訪問團結束之後，中國首先在利雅得設立領事館，保護去麥加朝聖的中國穆斯林，首任領事即訪問團的成員之一王世明。曾任副團長的馬天英（1900-1982）則組織了類似的中國回教南洋訪問團，到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
王曾善尤其重視中國與土耳其的外交，認為「土耳其是近東國際政治的樞紐」。1939年土耳其首任駐華公使抵達重慶。王曾善認為，這「對於我們抗戰不無小補，對於亞洲和平更有莫大的貢獻」。在陪同第二任公使訪問中國西北地區時，他還建議土耳其政府每年資助10名中國學生到土耳其留學。
從教授到餐館老闆的傳奇人生1949年，中國政局變革，王曾善沒有留在大陸，也沒有去臺灣，而是輾轉到了巴基斯坦。1955年，在託甘教授的邀請下，他帶領全家15口人再次來到土耳其，成為了伊斯坦堡大學的第一位中文教授，譯述中國典籍上所載有關土耳其民族的歷史，供土耳其學生研究——這也是土耳其歷史學會研究民族歷史的資料來源。美國華盛頓大學的一位教授也曾邀請王曾善研究中國回教問題；然而，王曾善卻回覆：「土耳其足我在世界上的最後一站」。土耳其漢學的奠基性人物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也對王曾善「倍為讚譽」。臨終前，王曾善一直在寫一本關於中國回教的著作，可惜書稿在其去世時遺失。
王曾善在土耳其遇到的一個最大挑戰即生計問題。伊斯坦堡大學提供的微薄薪水，遠不足以養活15口人的大家庭。於是，王曾善萌生了開中餐館的想法。1955年，他先跟一個土耳其人合夥，但不想餐館在一周之內即關閉。之後，他又有過一些努力，但也不幸短暫夭折。時間比較持久的是1957-1960年他開設於塔克西姆廣場（Taksim）附近的中國飯店。
20世紀50-60年代，大部分的土耳其人還好奇於中國人細長的眼睛和不那麼高聳的鼻子，要開一個中餐館可謂困難重重。各種審批程序，不但複雜，還需要通過各種人際關係來疏通。一個事情要往返幾次，常常找到辦公室找不到人，找了一家又要到下一家。一個普通的布標也要折騰多次，或者被公家沒收，或者被私人偷去。最麻煩的還是人的問題。店裡的跑堂總是因為一些小的問題突然不來上班，辭職了又想回來，家裡的親戚也會因為工資等而鬧矛盾。為了生計，畢業於名牌大學又曾身居政府要員的王曾善甚至不得不屈尊做跑堂，而他的語言能力竟然諷刺性地成為了一個「優勢」。
一方面有大學裡的辛苦工作，一方面又忙於各種迎來送往。一個小小的中餐館，暫時貼補了家人的生計，王曾善卻也幾乎被各種瑣碎事情耗盡了他的精力。他在日記中寫道：「知感主餘能忍受各種壓迫，但此已達極度。真主試驗餘之忍耐力，餘覺已受夠了。再增加壓迫，受不了了。」短短數語，道盡了個中辛酸。
1961年1月，王曾善在伊斯坦堡大學上課時突然暈倒，醫治無效去世，一位在中土交往史上的傑出人物就此早早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同為回民的白崇禧將軍在給他的悼詞中寫道：「緊維先生、為時之英、篤信宗教、愛國忠貞、從政任教、中外蜚聲、順明歸真、永揚盛名」。這可謂是對其一生的精闢概括。
王曾善墓碑王家的餐館成就了伊斯坦堡一代居民對於中國的最初印象。作為伊斯坦堡最早的中國留學生和教授，同時也是土耳其第一家中餐館的創始人，王曾善見證了中國和土耳其在近代以來最親密、最深層的接觸。在政治的風雲際會下，他離鄉背井，堅守民族大義；他的信仰、知識及人格都成為了中土歷史交往中美麗的符號。
（作者系上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土耳其海峽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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