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到日本打工的人群當中能夠看到不少中國人的身影，但是隨著中國近幾年的發展，中國人低端打工者的身影也逐漸消失，東南亞各國的打工者逐漸增加。
日本國內勞動力緊缺，從21世紀初開始就大量的引進外國勞動力來補充國內勞動力。為了更多地引入外國工人，日本制定了「技能實習生」制度，從制定伊始，東亞以及東南亞各國的勞動力紛紛前往日本就職。通過日本近年的數據統計，技能實習生的引進人數逐年遞增，已經成為日本勞動力市場之上的支撐。
中國之前是日本技能實習生出口的重要國家，常年人數佔據首位，但是近幾年第一位被越南奪去。這和國內近年的經濟發展有關，使得更多中國人經濟得到滿足，不再追求外國工作。而越南則不同，就像十幾年前的中國一樣，越南現在的經濟發展有限，國內大量勞動力閒置。加之越南原本就是親日的國家之一，所以前往日本的打工者不在少數。
在往常的年份，這些技能實習生一般掙夠了錢，往往會選擇回國。但是今年的景象有些不同，因為疫情的影響，許多技能實習生失去了工作場所。技能實習生到日本的條件比較低，無需熟練的日語，但是相反，他們的工作條件也比較苛刻。大多數情況下，這些人從事的是體力勞動。日本由於疫情的影響，許多工廠倒閉或者停工，對這些技能實習生也造成了巨大影響。
25歲的NGUYEN DINH THI（後續簡稱A先生），2019年6月份以技能實習生的身份來到日本，就職於靜岡縣的一家建築公司。只身前往日本，只是想要實現自己的夢想，在家鄉蓋一幢房子。2020年3月份，A先生收到了公司這樣的聯絡。
「あしたは、やすみです」（明天休息）
對正常工作的人來說，休息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因為不用工作了。可是對於A先生來說，卻不是那麼的開心，因為不工作，意味著沒有工資。這家建築公司因為疫情的原因，工作減少，也就不需要A先生的幫忙。今年4月份，這家建築公司告訴A先生：在東京給你準備好住的地方了，你去那裡吧。
A先生並不會多少日語，也沒有詳細地詢問，著急忙慌地收拾行李，從靜岡坐車前往東京。從他家到靜岡車站，有人送他前去，但是到東京的車票，是需要他自己承擔。帶著兩個箱子的物品，A先生自己前往東京，但是到車站以後，卻發現並沒有人來接。
至此，A先生開始了流浪的生活，他不會日語，也不知道該找誰來投訴這樣的事情。他聯繫了同樣作為技能實習生的姐姐，籌措到了一部分錢。之後住在酒店或者住在朋友家，但是很快他的錢就花完了，沒有辦法，只能在車站留宿。
萬幸的是，日本NPO法人「日越共生支援會」找到了他，A先生是一個性格外向的人，與朋友聊天總是笑盈盈的，可是每次談起在日本的經歷，都讓他臉上布滿了烏雲。
「突然失去了住的地方，非常的勞累。我之前就知道在日本生活很困難，我也有覺悟接受，但是這太殘忍了，我不再相信日本人了，我想回越南。」他對NPO法人的工作人員這樣說。
外國人想要通過技能實習生進入日本，必須通過監理團體，監理團體一般會給日本的企業介紹各國的技能實習生，而監理團體也是技能實習生在日本的一個保障。一般情況下，如果企業經營狀況惡化，想要解僱技能實習生的情況下，監理團體就需要幫助技能實習生找到下一份工作或者幫助其返回母國。但是現在日本因為疫情的緣故，許多企業都面臨著困境，實習生解僱的案件也激增，監理團體也難以跟上對應，其結果就像A先生所遭遇的一樣，無法得到應有的支持。
日本的NPO法人與監理團體取得聯繫詢問A先生的事情，監理團體這樣解釋道：本人意向是回國，我們這裡也是這個方針。正在預定機票，取得機票期間在東京居住。直到你們聯絡，我們都不知道沒有人去接他，我們也想要確認他是否到東京，但是不知道聯絡方式，沒有打算扔下他不管。
當然，這樣的解釋差強人意，聽起來像是狡辯一樣，可是現狀就是如此，這樣的事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將技能實習生扔在車站的事情真的是毫無責任心。
根據日本NHK新聞的調查，截止到9月份已經有3627名技能實習生被解僱，這個數字與5月份相比，多出了4倍。今後這樣的事件也會增加，而被解僱的人也不會減少。日本出入境管理局的工作人員這樣說：雖然我們知道需要把握和調查這些人的情況，但是這並非是我們本來的業務，而是因為疫情導致業務量增加，系統的調查很難。
日本最初施行技能實習生制度時，是以民間機構為主進行業務操作。但是現在疫情之下，民間機構和民間企業甚至都面臨破產的窘境，更不用說讓他們去管技能實習生了。
A先生現在生活在NPO法人的設施當中，現在到越南的航班驟減，機票也難以取得。這一趟到日本，留給A先生的是130萬日元的欠款，這些錢是他為了到日本工作，在國內籌借的。在NPO法人的支援下，可以在東京重新找工作，可是A先生還是決定放棄，因為他不想再經歷一次被人扔在車站的痛苦，或許這次日本工作的經歷，會成為他一生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