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歲，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可能正蓬勃而充滿活力，但對於一個人來說，卻往往已經走過了生命的大半歷程。不過，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傅士卓先生飽滿的精神狀態，卻令人看到了他對於學術生命遠未終止的期許。
今年6月，美國波士頓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學教授、波士頓大學跨學科東亞研究項目主任、波士頓大學帕迪未來研究中心研究員、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傅士卓，又一次來到中國參加學術活動，並第一次赴江西考察。藉此難得的機會，我們有幸聆聽了傅先生與中國政治研究結緣的私家故事。
傅士卓先生的本名叫約瑟夫·費爾史密斯（Joseph Fewsmith）。1949年，約瑟夫·費爾史密斯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的一個小鎮上。恐怕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這個孩子在將來會與同一年在大洋彼岸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結下不解之緣。費爾史密斯的父親是參加過二戰的老兵。在戰火中，父親的右腳受了傷，所幸這並未影響到他退伍後的生活，而他也不喜歡談論這些戰爭經歷。費爾史密斯的母親是典型的家庭主婦，全家人的生計全靠父親。老兵父親可謂含辛茹苦地把費爾史密斯及其姐姐拉扯長大。
1967年，費爾史密斯進入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求學。這一年，紐約街頭爆發了多達30萬人參加的反越戰抗議遊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越南戰爭的緩慢拖沓、傷亡人員漸增的趨勢激起了美國民眾的反戰情緒，且愈演愈烈。與其說大學生們是受反戰運動波及而被動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的這場社會運動的，不如說他們正是這場運動的主力軍。他們撰寫文章、發表演說、舉行辯論，甚至焚毀徵兵點，抗議在大學生中為繼續進行越戰而徵兵。此時的費爾史密斯正如大多數青年人一樣，充滿激情，精力充沛，思想活躍，對戰爭和社會中的非正義現象感到憤怒。費爾史密斯無視父輩與之相左的意見，多次參加了反戰遊行。費爾史密斯毫不諱言地告訴我們：「我在當時是反戰運動的積極分子，當時我的思想與那個年代流行於西方世界年輕人群體中的左翼思潮契合。我就是個激進分子。」1970年5月4日，被派去阻止學生示威的國民警衛隊槍殺了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學的4名學生，另有9人受傷。而學生也反過來燒毀了學校的徵兵處，衝突有激化之態。當時，西北大學有一位非常善於演說的黑人女校長，費爾史密斯評價說，這是他「遇到的最會演講的人」。這位黑人女校長一開始呼籲學生反抗，爾後勸說學生冷靜下來反思暴力行動的可能後果。正是時代的動蕩促使費爾史密斯開始關注政治，並勤加思考。
在西北大學期間，大一時的費爾史密斯接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即所謂文科通識教育。大二時他學習戲劇，卻自認為缺少天分。因為希望自己將來能夠成為一名律師，費爾史密斯在大三選擇轉專業，就讀政治學（美國大學本科沒有法學專業）。期間，他選修了一些關於亞洲政治秩序的課程，內容包括對中東、中國問題的研究。他還讀了不少政治科學方面的書籍，由此受到這些研究的影響，產生了對亞洲，尤其是東亞、中國政治問題的興趣。也是在對中國問題的興趣引導下，他開始學習中文。在初次接觸中文時，他覺得相比起法文，中文沒有複雜的動詞時態變化，也沒有難以記憶的名詞陰陽格，認為中文學習起來要容易很多。費爾史密斯先生告訴我們：「我甚至認為這是世界上最容易學習的語言。當然，之後我才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也許是出於對現實政治的關懷，又或許是著迷於政治科學的魅力，也可能是什麼偶然的因素，費爾史密斯在本科畢業後並未學習法學，而是選擇進入芝加哥大學繼續攻讀政治學。在這裡，他遇見了引領其學術成長的導師——鄒讜。
鄒讜（1918-1999）是廣東大浦人，美籍華裔政治學者。其父鄒魯是中國國民黨元老、中山大學籌創人，也是西山會議派的一員。鄒讜畢業於西南聯大，1946年就讀於芝加哥大學研究院，主攻美國政治學，1951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之後鄒讜一直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系，直至1988年退休。1963年，鄒讜的論著《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首次出版，令其聲名大振，被譽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當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正是在跟隨華裔老師研習的時候，費爾史密斯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傅士卓（下文就以費爾史密斯的中文名字稱呼）。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士卓，一個曾被中國清代詩人劉傑作為字的名字，滿懷傳統文人氣息。傅士卓在芝加哥大學的另一位老師是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 1936-）。施密特教授是比較政治學家，法團主義（corporatism）理論學派創始人，並在民主與民主轉型研究領域做出了突出理論貢獻。他先後擔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1967-1986）、史丹福大學榮休教授（1986-1996）、歐洲大學學院榮休教授（1996-2016）。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施密特通過多部論著對「新法團主義」進行了概念界定，系統闡述了法團主義的立場與內涵，打造了法團主義理論模式的分析框架，並將法團主義上升為一種全球性的、普適性的理論。他與吉列爾莫·奧唐奈（Guillermo A. O』donnell）合著的《威權統治的轉型：關於不確定民主的試探性結論》（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曾對前南非總統曼德拉產生了影響。近年來，施密特教授與自己的學生傅士卓一樣，多次在中國各高校開展講座與交流。
在攻讀碩士學位時，由於受到老師的影響，傅士卓的學術興趣點逐漸集中到近代中國研究上來，尤其是中國國民黨研究。他很清楚，想要真正做好中國研究，非學習中文不可，而學習語言又離不開良好的交流環境。為此，研究生剛一畢業，傅士卓便開啟了他踏上中國土地的首次旅程。然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的中國大陸，由於「文革」而處於封閉狀態，與國際社會缺乏聯繫，美國學者基本難以入境調研學習。在當時，美國人想要前往中國，只能去香港或者臺灣。在導師的推薦下，傅士卓於1974-1976年來到臺灣學習中文。1978-1979年，他又一次來到臺灣，搜集關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大革命時期國民黨的資料，以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在1973和1980年，傅士卓分別獲得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83年，第25卷第4期《社會和歷史比較研究學刊》（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刊載了他的論文《從行會到利益集團：清末中國的公私轉換》（
From Guild to Interest Gro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 Late Qing China）。1985年，傅士卓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民國時期的政黨、國家與地方精英：1890-1930年間上海的商人組織與政治》（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這是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從題目中不難看出他的老師施密特對他的學術影響。應該說，從1971年到1980年，長達九年的碩博士研究生生涯使傅士卓獲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具備了進行獨立研究的卓越能力。與此同時，中國的形勢也影響了傅士卓先生。在經歷十年動亂後，1978年中國再次向世界敞開懷抱。隨著中國越來越廣泛和深入地參與世界事務之中，整個美國學界對中國的關注都在升溫，傅士卓的研究興趣也從近代中國轉向了當代中國。中國研究的廣闊前景和非凡魅力，似乎總是向這位與新中國同齡的美國學者拋出橄欖枝。
閱讀傅士卓先生上世紀末以來對中國的研究，我們能發現，他既探討宏觀國家層面，又關注地方基層社會，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立體化觀察，這形成他始終秉持的治學風格。從1985年至今，傅士卓撰寫和主編了8部關於比較政治學（Comparative Politics）和中國國內與國際政治（Chi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研究的著作。儘管這些著作還尚未有引入國內者，但其多篇論文或評議已經多次被翻譯成中文，收錄在各種各樣的論文集中，並被許多著名中國學者引為參考。
「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是傅士卓進行研究的主要視角。在被問及這一研究視角時，傅士卓先生侃侃而談：「政治制度的變革交替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重要問題。另外，社會性的制度也是一個問題，比如人口流動問題中，這些流動人口的上學問題。有沒有一個合理的制度化安排是十分重要的。從任何層面看，建立合理的制度都是國家管理的核心。」某種意義上，傅士卓將制度化作為政治發展的判斷標準。他說：「舉例來說，今天我們談古代中國的先進性，會注意到，中國人很早就在很大的範圍內推行了一種全面的制度化的國家體制。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今天美國的政治是一種高度制度化的，在理論上是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政治，尤其是在領導者和官員的選拔上，有一套標準的、制度化的程序。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現在的總統川普——雖然他和他的政府的某些言論和行為會讓我們覺得『這簡直是混蛋行為』，但他的確是被國民在制度化的框架裡選舉出來的。有些人，比如我，不待見他，但我們尊重他入主白宮這個事實。我認為，制度化是中國目前一個很重要的發展點，自然也是觀察中國並預測前景的一個重要參考方向。」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制度化是解決一切政治、社會等問題的靈丹妙藥呢？傅士卓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我並不是在說制度化就一定多好，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政治的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一種僵局（deadlock），甚至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說的那種『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在社會科學的領域，研究任何東西都不應該陷入對某個方面的崇拜，我建議你們關注『制度化』這個視角，但不支持『制度決定論』。」前些年，美國經濟學者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的著作《為什麼國家會失敗》（
Why Nations Fail）便討論了制度對於經濟發展和政治經濟學的影響。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此外，傅士卓也未停止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關注。如，關於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他認為起始可追溯到乾隆年間。他說：「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編的《劍橋中國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叢書中提到，在乾隆晚期，中國的官僚中出現了大規模的庇護和腐敗現象，造成國庫虧空；人口的急劇增長給政治和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等等。這些都表明中國傳統的秩序已經無法維持下去了。」這背後反映了傅士卓對於中國近現代研究範式的思考。「我認為中國的歷史應該從中國內部來解讀。如果近代史的開端定在乾隆年間，那麼就是從內部的演變來理解的；如果定在1840年，那麼就是從外部的衝擊來理解的。這是兩種不同的敘事模式。」
傅士卓曾在包括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學在內的多所高校任教。1983-1987年和1989-1991年，傅士卓先後在美國對外信息處（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擔任分析師、高級分析師。如今，他已經在波士頓大學工作20餘年，剛剛過了他的70歲生日，但他看起來卻依然精神抖擻。近些年來，他活躍於亞洲研究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和美國政治科學協會（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平均每年走訪中國2-3次。2007-2012年前後，傅士卓屢屢走訪江浙一帶，研究基層政治，並於2013年出版了《中國政治改革的邏輯與局限》（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一書。今年，他已經到過合肥、上海、南昌等地，並前往中國革命聖地——井岡山，進行實地考察。他坦言，他不喜歡來中國後總是開講座，而希望能在中國的土地上多走走，在鄉村中看看，在市井裡逛逛，感受今日中國的真實面貌。讀萬卷書，行萬裡路。也許，自由旅行更有助於他了解中國、思索中國。作為波士頓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學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Political Science） 終身教授、博導，他謙虛地認為，自己近幾年才剛剛開始有一些東西是可以教給學生的。他告訴我們，退而不休是他目前的狀態，和許多中國學者一樣，退休後反而更忙了。在旅行途中，傅士卓多選擇徒步旅行，他覺得自己至少可以工作到75歲。以後怎樣，他說自己也無法預測。他認為，人生本就是因為難以預料，所以才精彩，而我們能做的就是坦然面對。這種人生態度就如同我們對待歷史學的態度一樣，正因為歷史學充滿可能性和不確定性，從而使歷史學極具魅力，而我們能做的也是坦然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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