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摘自2015年7月21日，黃旦在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中心《第十一期中外新聞傳播理論研究與方法》研究生暑期學校學習班。後刊發於《國際新聞界》2015年第1期）
黃旦，現為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資深教授。
一、新報刊史書寫的背景
「讓歷史研究跳動自己的心臟」
何謂新報刊史的書寫？我們研究新媒體不是只是研究手機，是要用新的思維反看我們新聞史的研究。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新媒體研究，為什麼不是呢？
展開這一話題時，要提到兩個背景：1、中國報刊史研究的狀況。2、新傳媒技術革命帶來的問題。
目前的新聞史研究根本回應不了目前的傳播現實。歷史研究不是無病呻吟，歷史研究回應不了現實，就是自娛自樂。通常，關於新聞史研究，我們指導論文涉及兩個問題，有沒有人做過？沒人做過，好。材料有沒有？夠多，好。
這不是歷史研究，這是資料整理。
好的歷史研究是在現實中找不到答案，要從歷史中去重新去反觀，去解決我們現實的問題，給我們增加這方面的知識。所以餘英時先生講，歷史研究中，跳動的是你自己的心臟。
我們中國新聞史無法回應目前帶來的變化。
「我們千萬不能做乞丐式的驕傲」
新舊是時間鏈條的東西。我的新報刊史，不是時間鏈條，而是空間維度上展開，要有新的拓展，開闢中國新聞史新的窗口，新的路徑。如果探討報刊新聞史的寫法，我主張有更多不一樣的新聞史。這不是說過去的新聞史研究不行了，要樹立一個唯一正確的新聞史。但黑格爾提醒我們說，我們不能做乞丐式的驕傲。
我們千萬不能做乞丐式的驕傲。套用時髦的話，我們要創新，要開闢新的窗口，自然要對老的窗口帶來壓力，帶來壓力就很好。互相之間共同提高。
我不提我們重寫新聞史，這帶有傲慢，但我們要有另一種不一樣的新聞史，每一個人都可以寫一本自己的新聞史，那不是更好？
「歷史研究就是講故事」
首先要提到的是「範式」。庫恩的《科學結構》中有關於科學研究範式的問題，他從科學實踐入手，探討科學家群體，如何共享一個共同的信念，科學家群體做研究都在於共同的價值、理念來做。比如「相對論」，大家信奉這一點才能做這個研究。之所以形成共同體，因為背後這樣的價值理念和規範起作用。信奉了範式，就會去用。當轉入另外一個範式時，就發生範式的革命。
庫恩從科學實踐探討範式，對我有啟發。從書寫歷史實踐來看背後的範式。庫恩主要是看範式對科學研究的作用，但對範式的呈現和結構內容很少呈現。庫恩要打破的是科學發展不是一步步發展過來的，漸進式的認識論。他提出科學發展往往是斷裂式的變化，而是一個個範式遞進。
我更樂意引用的是海恩·懷特的歷史研究的深層結構問題的思想。《原始學》裡概括歷史書寫的類型和結構。敘事結構中的深層結構深層意識。歷史是一種敘事，把你了解到的東西，轉換成你可以講述的東西，讓別人可以接受。歷史研究就是講故事。你的深層結構決定你怎麼講故事。怎麼敘事是有固定的範式的。
敘事的範式不僅決定了講法，每個歷史學家在敘事的時候，必須接受某一種範式，否則是無法書寫的。我講的範式更接近海登·懷特的深層結構、深層意識，是關於如何書寫歷史的問題。
書寫對於歷史的重要性，只有納入到範式中，這個歷史才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他說提供歷史解釋不是描述世界，而是讓它可以被理解。一個個事件並列，那是編年史，這不是歷史敘述。歷史如果有意義的，必須是在範式。任何人、事件、制度，都必須納入某種範式中，否則沒有解釋。
中國報刊史究竟是怎樣一種書寫？它的範式是什麼？我們在哪些地方可以有新的拓展？
「中國報刊史就像中國革命史」
（對於中國報刊書寫範式的認識）
「中國報刊史就像中國革命史、政治史。」這就是範式。丁淦林認為，中國新聞史的書寫可以分為兩種範式，一種是以戈公振、胡道靜為代表，注重中國傳媒自身變遷，以新聞為本位，涉及階級廣告經營，新聞法規新聞教育等等方面。以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為代表。
另外一個範式，從1956年開始，中央開設馬列黨校，編輯中國報刊史大綱，形成的以新聞傳媒的內容為主題，以中國共產黨的進步的革命的新聞宣傳為主體，以新聞傳媒在政治鬥爭、思想鬥爭中的作用為研究基本內容的這樣一種範式。這樣範式的代表是李龍牧《新聞事業史稿》。
丁老師放在書寫對象上區分兩種範式。一個討論內容是什麼，一個是討論書寫的對象是什麼。這樣討論範式，就會讓我們陷入一種思路。範式的不同，僅僅因為研究對象不同。但是研究對象的不同，不意味著研究範式一定不同。
復旦的王忠先生在《民立報》三篇文章，就是要打破原來革命史、政治史的範式。按照自己的說法，要把豎三民作為研究對象，突破把報刊史當成革命史、思想史的蘇聯模式，尋找按照報刊史本身特點作為研究的思路。
但是王忠的目標，按我看是落空了。他認為，過去的報刊史只是注重於宣傳內容，忽略了如何進行宣傳。因此他花費主要精力研究「豎三民」如何進行宣傳，那為什麼研究如何進行宣傳，試圖提醒我們，不能簡單給報紙貼標籤資產階級報紙，實際上其內容生成呈現和動因上很複雜，資產階級報紙也要有區分。這樣研究具體的展開，細微之處，豐富了我們對豎三民的認識，但是他研究的只是對革命史研究的豐富和補充，實際上還是在革命史範疇。
研究如何宣傳的歷史，和宣傳什麼的歷史，在範式上有何不一樣？這本身上是一體，怎麼可能有範式上的突破？從研究對象上入手，找研究突破範式的突破，這是不可能的。基本上停留在對象上。
這是我針對目前中國新聞史研究現狀的觀察。
研究方式眼光和能力決定了只能是這樣。在這樣的框架下，研究個案和研究通史的結果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我還是引用海登·懷特的觀點：敘事與其被當做一種再現的形式，不如被當成一種談論世界的方式。
討論範式不是討論再現的問題，而是討論它是如何被談論的問題。
所以，奧德裡庫爾說，表現一種科學研究的是觀點，而不是研究對象。很多人以為學科是由研究對象決定的，比如認為中國報刊史研究，是由報刊史決定的。現在發現不對了，做其他歷史的人都在研究報刊，所以中國報刊史研究岌岌可危，因為研究的對象不是自己特有的。
所以奧德裡庫爾說真正體現學科特徵的是你的觀點，也就是你如何談論。
二、我們今天該如何談論報刊及其世界？
1.現有報刊史如何談論世界
【1】戈公振範式。
《中國報刊史》，對報紙下的定義：報紙是報導新聞、定期為公眾刊行者。他首先界定報紙。從思路上非常清晰，一開始在《緒論》中交代如何看待報紙，概括出兩個原質：1、內容的原質：新聞（時宜性與一致性）2、形式的原質：公告性。兩者結合一起成為報紙。
為何這樣談論？戈公振用這個兩個原質，在解釋什麼是報紙的基礎上，為自己的報刊史敘事建立第一個臺階。
報紙是由兩個東西構成，兩個原質的重要性不同，他認為公告性是不可缺的、是恆定不變的。但是內容的原質是會變的。為什麼不會變？他認為的公告性，是多數民眾、至少對於某特別關係之內的，通過報紙「行價值的決定及意志之精神公開」的事業。公告性決定了報紙和公眾的關係。多數民眾通過報紙上，精神上可以達到共同，報紙是人的精神的集合體和聯絡機關。公眾通過報紙將精神意志結合聚攏起來，決定了報紙和公眾的關係。
反之新聞是要變化的，適應社會變化而變化的。新聞是公共性的裡子。要適合公共性的形式。新聞公共性的變化不外乎適應社會而已。由此，戈公振為如何談論新聞史鋪墊了第二個臺階。
變和不變確立了他書寫的尺度。戈公振以公告性為尺度，以內容變化為重點，鋪陳整個報刊史的書寫。也就是，他以報紙外觀公告性的形態，書寫報紙是誰的公告、是什麼樣的公告，然後打量新聞內容原則、歷史內容是什麼。整個報紙的書寫和整個社會的變化發生剝裂。
什麼是報學史，用歷史眼光研究關於報紙自身發展經過，及其對社會文化影響之學問。
也就是說報紙研究有二：（1）社會文化影響之學問，就是他的內容怎麼隨著社會變化而變化。（2）與公告性之間如何發生碰撞。這就形成了整個研究的基本的邏輯。
《中國報刊史》前三篇，謀篇布局前三章「官報、外報、民報」。第五章就民國成立之後，邏輯上串不下來。接下去都是混亂一場。
塔爾德說，報紙是一種公眾的交談。公眾是一種精神的集合體，完全是精神的集合。哈貝馬斯說，只有當信息定期公開發送，能為大眾所知曉的前提下，才有真正意義上的新聞可言。與戈公振的說法一樣。
西方啟蒙運動現代性的脈絡裡。講的是報紙和公開的關係，理性的公共使用（康德）在一個脈絡上。戈公振的脈絡是現代性的脈絡。他引用的基本上是美國人思維。報刊歷史的過程，從未啟蒙到啟蒙，形成了民意，思想上的批判，有了自由民主博愛的理念，然後把清朝推翻了。因此最後戈公振說，文學之興衰，系乎國運之龍體。因此民國成立之後，無話可說了。
在這樣的歷史邏輯下，很多難以納入到這個體系中，所以有很多只是一筆帶過，要麼就是不見。
我用了李懷印的說法，戈公振的報刊史書寫，是中國近代史書寫中現代性流脈，與整個中國建構的敘事、宏大敘事是相關的。報刊作為公眾力量，使得民眾不斷啟蒙自主，使得國家成為現代國家。
【2】李龍牧的「革命範式」。
強調革命主題，認為是中國報刊史就是民眾反帝反封的歷史。理論根源上，是階級鬥爭的思想。上世紀20年代30年代從蘇聯引進階級鬥爭的思想，報刊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工具。從一般意義上，與革命敘事類似。
這一範式正式起步從1956年後，從馬列學院新聞班的新聞史草稿。第一個討論中國新聞史教學的座談會，有了第一個教學大綱。革命敘事範式的起步，等於中國新聞史學科化的開始，二者是同步的。在解放後大學裡形成教學計劃，新聞史成為基本架構的時候，已經開始以革命敘事作為它的正統。確立了報刊史敘事的基調、範圍。從此意味著，戈公振的範式沒有它的位置了。
階級鬥爭的思想，根本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廖蓋隆在1960年在《新聞戰線》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對新聞事業做了解釋：新聞事業是建立在一定社會關係基礎上的政治思想的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是為一定階級利益服務的。也就是說，報刊是上層建築，是階級利益決定的，由此決定了報刊性質，決定了報刊腦袋和報刊實踐。從來不需要討論什麼是報紙，報紙就是階級鬥爭工具，討論的是報紙為哪個階級服務開始。
2.現有的報刊史建立在什麼假設上？
由此可以看到兩種範式，戈公正是由內而外；革命敘事是由外而內，報紙政治立場決定它在歷史上的地位，評判標準有自己的一套邏輯。這種書寫的思想很難突破。吳文虎說，這造成一種錯覺，革命興則報刊興，事實上完全不應該是這樣。
《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代表80年代新聞史研究的最高成就，統全國之力寫成。集合了兩種範式，拼貼而成。這個通史沒有自己的前提，也沒有獨立的範式。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因此越到最後越難讀。
後來，對革命敘事範式的突破，一些研究者找到了新聞專業主義的範式。由此延伸研究新聞專業主義的研究。
寧樹藩老師後來又樹立了以新聞為本體的研究。詹姆斯凱瑞的《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及社會論文集》講到新聞是歷史性的現實，它是一種由特定階級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發明的文化形式，主要是由18世紀中產階級發明，因此不代表普遍口味，也未必是合理知識的形式。
這背後有一種觀念就是「信息」觀念。新聞為本體，也就是戈公振所講的，新聞是一種原質。走到最後還是戈公振。但是同樣要交代，新聞從何而來。新聞在漢語裡是街談巷議的，是無聊至極，不登大雅之堂的。這為何能成為報紙的本位，同樣是需要闡釋的。
3.如何構建新的報刊史的書寫？
要突破原有藩籬，開闢出新的討論世界的範式，不能停留在原有的範式裡轉。新報刊史的重點不是內容，或者功能，而是把報刊、媒介作為聚焦點，成為一個理論化的視角。
【1】第一媒介作為聚焦視角：
（1）把媒介看成歷史動態的過程。第一，包含歷史上各種不同媒介；第二，不同地方時空裡的媒介不同，需要有一種變化的眼光。
（2）媒介不是被動的。不同的媒介會產生不同的信息方式，信息存取轉換、結構都是不一樣的。把媒介作為書寫視角，一方面是歷史的東西，一方面又不是被動的，會產生不同形態。博斯特講的信息方式。
什麼是媒介？媒介運作同時在4個層面，作為一種技術、一種社會制度，作為一種組織的機器以及內容組合的方式、接受體驗的空間。媒介是一個傳播領域的中介。包含四層的含義。
再去探究的話，有兩個問題：一，把媒介限定在收音機印刷媒體網際網路，討論的是大眾媒介。例如口頭文字書寫問題體態都無法納入進去。二，告訴我們媒介包括四個層面運作方式。四個層面同時起作用還是互相之間相互制約？含糊不清。在這個意義上，我對這個界定是有保留的。我更傾向於接受溫納關於技術特徵的論點。
技術首先意味著一種裝置——技術運用的物理裝置。第二，技術需要技法；第三，技術支撐某一種社會組織，所有技術的社會安排。技術統治的方式時從技術條件到人及其社會組織的安排，而非相反。
【2】敘事路徑以媒介實踐
社會科學實踐轉向裡講的，實踐就是以人為理性主體，實踐是與人的身體有關的，以物質為中介的各種系列的中介活動。所以，有學者提出媒介實踐的研究範式。從媒介內容、生產，重新研究媒介的開放性實踐。
把媒介看成人的活動，重新理解媒介。原來的研究，要麼研究文本的意義，符號構成；要麼研究效果，要麼研究背後政治經濟權力。把原有的範式解放出來，作為實踐的媒介。
同樣在一般意義上講，這樣的說法也能接受。超越了原來的功能主義研究，超越了意義建構和接受的等等，傳統的研究範式。
同樣有保留，在這樣的說法，媒介仍然是人的工具。只是人怎麼運用工具的實踐活動。媒介本身同樣沒有地位的。要解決的問題是，人們在各種情況中，人們用媒介來做什麼的問題。
傳統認為，技術是一種使用。但埃呂爾的說法，技術和使用之間沒有區分，個體面臨唯一選擇：要麼按照技術規則採用應當的方式使用它，要麼根本就不使用它。我首先要批判的是，傳播學裡的使用與滿足，把工具和人是分開的，媒介本身是沒有意義的。我們不用理論上去解釋，現在人們使用新媒體的感受印證。包括麥克盧漢媒介是人體的延伸同樣值得反思。
因為人與人造工具的遭逢，不被僅僅總結為使用。在一個工具具備實用性之前，人必須為其作出某種調整，必須認識到，在未來的生活過程中，與工具相適應，要求個人和社會，具備哪些行為模式。換句話是，在獲得工具便利的同時，也存在微妙而重大的代價。
媒介實踐不是人們用媒介做什麼，而是媒介使人做了什麼，形成了什麼樣的傳播形態，由此產生了什麼樣的改變。溫娜說，說使用不好，利用這個詞比較好。
從這個角度看，媒介就成為構成、推動人類實踐的基礎要素。
媒介對人的影響上，不只是體現在內容和功能上，而是應該看到，作為一種基礎要素，怎麼對人的認知結構、社會關係以及傳播系統整個變化上來講。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傳播的歷史將比其他學科的歷史在人類歷史中佔有更為中心的地位。傳播的歷史就不是工具的歷史了，而是在人類歷史中佔有中心地位了。比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都要更為中心。傳播學的研究構成人類社會研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3】新報刊史不抱本質論和連續進化的目的論，把媒介看成是變化的，不斷構成的，甚至是斷裂的。
報紙廣播電視這樣線性的排列有問題嗎？為什麼不能把報紙結成的社會網絡關係，與廣播結成的網絡關係堪稱完全不同的兩種模式進行研究？新聞史有什麼理由一定按照報紙廣播電視這樣來寫？
同樣，即使是同一個報刊，不同時期未必是連續的。比如章士釗的《蘇報》與胡璋主持的蘇報不同的關係。
我使用李懷印所說的「在時和開放」命之。也就是說不是以目的在先，而是具體看怎麼實踐，哪些因素導致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走向。本來可能有另外的可能性。按照李的說法，可以印象多種可能性，不是命定的線性的。我覺得這樣的東西更能展示報刊史的風貌和意義。導致更多豐富性，並不意味著一定代表著客觀現實。
什麼是歷史？歷史就是清晰的材料與模糊記憶之間的一種拼合。
這樣多樣性的思維需要我們更小心梳理內在的關係，看出其中哪些偶然性的因素導致的變化。也許這樣，我們對媒介的理解，對報刊的理解會更多樣。
【4】分析單元上同樣是多元的。
可以是某一時期的，不同文化特徵作為分析的單元。具有不同地域、不同特徵、不同文化特徵的文化實踐。每個媒介有地方性特徵，不一定是在國家的視野上來敘述。
【5】要消除二元對立。更接受雙向辨證的關係。
既不是要衝擊和反應，外國侵略——我們反應。既不是中體西用也不是西體中用。而是把過去現在，中國外國看成相遇、對話，是不同知識、視域的融合，是雙向辨證的關係交融的關係，互相打開的關係。（克拉克）
【6】目標。看上去在寫歷史，實際上通過新報刊史的書寫打破歷史和理論的界限，打破新聞學傳播學的界限，打破不同學科的界限。嘗試重構中國傳播研究的範式。實際上做報刊史研究也還是做傳播研究。
一直積極獨特的談論世界的方式與其他學科對話。從媒介進去和歷史學討論報刊的問題，可以和政治學討論中國的問題，和哲學討論認識論存在的問題。不是談論對象的方式，而是談論世界的方式，從媒介的方式進去。
沒有學科界限，而是研究問題，通過問題改變我們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