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央一號文件反覆強調鄉村是國家發展的重點，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隨著網際網路時代的傳播技術更迭，農村信息傳播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當代鄉村傳播研究出現的新動向與新範式值得關注。
傳播學者趙月枝認為，重構中國傳播學，鄉村問題應當成為整個學科的重點之一。過去的鄉村傳播研究，多在發展傳播學話語框架下，以發展為預設視角，如傳播技術推動鄉村發展等。如今，在城鄉關係視野下，學者從歷史、文化主體、生態、勞動、新媒體等多層面出發，結合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視角，不斷拓寬研究路徑。
一個新動向是，學者走出書齋，通過「返鄉」在地觀察和實踐，獲取鄉村最新信息，增強問題意識，不但研究更接地氣，而且也將自身主體性與培育農民主體意識相結合，激活媒介賦權，發掘傳播嵌入鄉村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中的力量，從而使理論和實踐有機結合，碰撞出學術火花，開啟了現代鄉村傳播的新範式。
從民族志到雙向「返鄉書寫」
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始於20世紀文化人類學對異民族文化的考察。社會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創立了「參與觀察法」，他曾經在特洛布裡恩群島研究庫拉貿易。在中國，費孝通通過對自己土生土長的地區和本鄉人民的觀察寫出《江村經濟》，被馬林諾夫斯基稱為人類學史的裡程碑。
近年來，民族志逐漸成為鄉村傳播研究的方法。新聞學者郭建斌認為，民族志方法最主要有三個問題：一是想方設法融入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二是考察研究對象生活的方方面面；三是以「深描」作為解釋現象的理性追求。學者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鄉村傳播媒介、文化變遷與鄉村變革等層面，比如郭建斌的《電視下鄉：社會轉型期大眾傳媒與少數民族社區——獨龍江個案的民族志闡釋》、吳飛的《火塘·教堂·電視： 一個少數民族社區的社會傳播網絡研究》等，為民族志研究提供了可借鑑的樣本。
隨著新媒體技術的普及，學者以「返鄉書寫」形式，開始通過網際網路傳播鄉村，形成話題效應，拓寬了傳播渠道。繼《中國在梁莊》引發人們對「返鄉書寫」的重視後，2015年《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和2016年《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因從微觀視角看留守、養老、拆遷等問題而受到關注。但對「返鄉書寫」渲染負面、主題先行、居高臨下的批評聲音也陸續傳來。2018年，新浪聯合探村博士聯盟的「博士返鄉直播」，用視頻直播這種更直觀的方式，拓展了「網絡民族志」的新形式。
在鄉村傳播的維度下，「返鄉書寫」有互文的雙向意義。一方面，學者的「返鄉」觀察用通俗和感性的形式傳播，藉助新媒體受眾廣、傳播快的特點，直面鄉村問題，更容易引發社會共鳴。另一方面，「返鄉書寫」本身也成為鄉村傳播的研究對象。近幾年學術期刊有不少關於「返鄉書寫」的研究，例如文化研究學者潘家恩就提出問題，「返鄉書寫」個體化論述如何避免停留於「個案」的層面？如何將鄉村的微觀困境放置於中國百年城鄉變遷，及世界範圍內的整體性危機宏觀背景下思考？
民族志觀察提供了一種沉浸式觀察和「文化反思」。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直播等媒介門檻降低，「網絡民族志」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返鄉書寫」又成為鄉村傳播研究觀察的話題，這種雙向互文的二元視角，也成為鄉村傳播研究的新動向。
學者返鄉的「立體式民族志」實踐
短期的鄉村個案觀察難以從宏觀、結構層面觀照。因此，近年來有學者開始進行「立體式民族志」實踐。
結合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者布洛維（Burawoy）提出的「全球民族志」方法，趙月枝探索一種跨學科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新型學術模式，她稱之為「立體式民族志」。她嘗試建立一個體系，具體包括：成立河陽鄉村研究院，每年召開不同鄉村議題的河陽論壇，吸引國內外關注鄉村傳播的學者匯聚探討；每年夏天，聯合高校舉辦國際暑期班，碩博生實地調研鄉村問題。此外，當地的鄉鎮幹部、村民也參與進來，進行農民口述史研究、鄉村春晚傳播研究等，搭建鄉村建設實踐者的網絡。
這個立體式學術交流平臺，立足於構建平衡互哺的城鄉關係，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和城市中心主義的發展主義模式，既有全球視野，又有民族志的方法與關懷。通過這樣的平臺，鄉村傳播的學者獲得思想知識和實踐平臺的支持，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間有了更深層的互動。
這種方式被更多鄉村傳播研究學者採用。2017年夏天，首屆鄉村建設研習營「百年鄉建與現代中國」在重慶召開，不但有溫鐵軍、呂新雨、戴錦華等學者授課，而且以青年學者、鄉村一線實踐者為主體的營員還調研當地鄉建紀念地，舉行小組討論，在百年鄉建的脈絡中實現理論與實踐的對話與互動。
鄉村傳播研究的「立體式民族志」實踐，使學術成果得以更好地整合傳播，學者們立體參與鄉村實踐，體現了紮根鄉土的學術情懷和責任意識，挖掘出容易被遮蔽、被忽略的農民聲音，激活了理論的應用場域，也促進了全球視野和鄉土中國立場下的傳播學學術發展，重塑傳播研究的人文精神和想像力。
參與式傳播與主體性
鄉村傳播研究的一個誤區，是把農民作為缺乏話語權的研究對象，忽略農民主體能動性及其對研究的促進作用。對此，傳媒學者卜衛提出行動傳播學，強調媒介賦權。她認為賦權是「邊緣群體重新獲得自己應有的權力和主體性，並發展有效地行使權力的能力和過程」。具體到鄉村傳播，通過引導農民對媒介的使用和參與來賦權，使其在話語、經濟、文化、社會資本等領域有可能得到權力和能力的提升。
在此過程中，學者深入到城郊的農民工聚居地區，不但自身參與觀察，更注重培訓和喚醒農民的主體意識。北京北五環外的皮村和平谷區是「新工人藝術團」等組織的活動場所。卜衛常年和他們一起，參與其活動培訓和交流，甚至把課堂也搬到了這裡，她的博士生有的還加入了女工「九野樂隊」，真正和新工人群體一起創作和演出。
除了卜衛團隊，還有張慧瑜、孟登迎等一批高校學者在皮村文學小組義務講課，與工友們一起學習文學經典，切磋文學創作，也激發了以範雨素為代表的農民工，開始主動在新媒體平臺上積極表達，用有凝聚力的文藝形式，訴說和傳播他們的工作、生活、尊嚴與夢想。
這些有學識、有行動力的學者與農民工群體形成有機互動聯繫，平等溝通，彼此激發活力，他們用展覽、歌舞、民謠、戲劇、文學、微信等不同媒介形態發聲，讓外界更好地了解該群體的生活現狀與精神訴求。這種學者的參與式傳播，利用媒介賦權激發了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工個體的潛能與主體性，從而為鄉村傳播研究探尋了一種內生性、有行動力的新範式。
綜上所述，鄉村是當代中國劇烈變革的前沿和探索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鄉村傳播是傳播研究的重要領域。近年來，學者的「返鄉書寫」研究、立體式民族志、參與式傳播，為傳播研究方法體系貢獻了新的範式，拓展了社會學的想像力，構建了新的話語空間和文化空間。學者通過挖掘農民主體性，激發他們的權利表達，通過一種自下而上的觀察視角，讓人們看到農民群體內部結構中的現實邏輯。
正如傳媒學者李彬所說，重構中國傳播學非但不能忽略鄉村、農民以及城鄉關係視野，而且更應該注重億萬農民的主體性與創造性，真正把農民視為主人公和創造者，而不是被施捨、被關注、被傳播的對象。
難能可貴的是，學者在返鄉實踐中，不但在鄉村傳播研究過程中反思自身與鄉村的關係、與農民的關係，同時幫助農民獲得自己的主體意識並建立起文化自信，從而獲得更多的話語權。他們還與時俱進，結合網絡社交時代資源整合的便利性，在實踐中不斷豐富研究範式。這些實踐讓學術的生命力更加深遠厚重，也真正為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貢獻新的學術智慧力量。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