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者
蘇婧：清華大學寫作與溝通教學中心講師、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
李智宇：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健康傳播方向)研究生。
【摘 要】本研究對近兩年來海內外健康傳播研究範式、話題、趨勢等進行對比，對我國健康傳播研究的未來予以展望。本研究發現，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西方健康傳播學研究已經囊括了人類傳播的各個層次，呈現出主題多元化、研究跨學科的發展趨勢。一方面如機器人輔助診療、在線健康治療、精準醫學等前沿技術都納入研究視野；另一方面文化差異與跨文化傳播、建築設計與視覺設計等藝術與人文範式也逐步興起。相較而言，我國的健康傳播學研究視野局限，缺乏中國特色，理論創新不足。本研究認為，在「一帶一路」與健康中國兩大國家戰略的背景下，健康傳播應當突破想像的貧瘠，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
【關鍵詞】健康傳播；對比研究；中國特色；「一帶一路」；健康中國
前 言
一直以來，「健康」與「傳播」都是人類生活經驗的一部分。傳播學者Rogers(1994)認為，健康傳播緣起於1971年史丹福大學的心臟病預防計劃(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Korsch和Negrete 1972年出版於期刊Scientific American的「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也被許多學者視為健康傳播研究的起始點。之後，健康傳播在西方得以快速成長，一方面源於相對充裕的經費支持：20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為反藥物濫用和預防愛滋病，投入大量經費用於健康傳播的研究(Salwen & Stacks，1996)；另一方面，則與國際研討會和刊物的發展有關：1975年國際傳播學會(ICA)首度成立健康傳播分會(ICA-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美國傳播學會(NCA)也於1985年成立健康傳播分會，1989年與1996年分別問世的健康傳播期刊Health Commuication和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為SSCI期刊)，為學者提供了分享健康傳播研究的平臺(Ratzan et al.，1996)。千禧年以來，以美國為主的健康傳播研究重鎮也逐漸影響到歐洲和亞洲，成為一個非常活躍的傳播研究子領域。
在過去將近50年間，海外健康傳播研究的範圍與內涵不斷擴展。在早期的健康傳播研究中，以不同人類傳播階段(自身傳播、人際傳播、小團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公眾傳播)界定的健康傳播研究是主導範式(Berger，1991)，尤其是健康與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的關聯研究——如醫患關係和媒體與健康宣導活動(health campaigns)，至今仍為海外健康傳播學科的研究核心。後期許多學者更多關注以操作取向定義的健康傳播研究，聚焦於健康傳播的情境與主題，隨著以Rogers為代表的「任何涉及健康內容之人類傳播形態」等健康傳播新定義的出現，以及對歐洲傳播學批判傳統的吸納，海外健康傳播的研究視野不斷拓展。Thompson等人發現(2008)，Applied Health Communication從1989年創刊至2003年這15年間出版的文章中，最常出現的三大健康主題為癌症、物質濫用及性相關議題；最主要的三大研究主題為醫病關係、健康宣導活動和健康風險；健康與語言、媒體與社會支持、傳播與醫療科技、多元文化研究等研究主題，及器官移植、健康飲食、高血壓防治、婦產科醫學等健康主題也逐漸出現。隨著時間的演變，健康傳播研究於各傳播層次均呈現更多元化且分工更細緻的趨勢。
從研究理論來看，早期健康傳播研究多採用傳統的傳播學理論、社會心理學與考古學理論，隨著批判取向、詮釋取向與文化取向與健康傳播相聯結，健康傳播研究逐漸呈現為後實證主義與詮釋/批判/人文取向的兩大流派。後實證主義發展了美國實證和量化主義的傳統，強調透過分析傳播、社會與心理變項，以解釋、控制和預測健康行為結果(Thompson et al.，2008)。針對實證主義，大量的研究採用實驗法、問卷調研、內容分析等方法，引用的理論框架包括傳統的健康信念模式、社會認知理論、計劃行為理論、行為階段改變模式、新平行過程模式(The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Model，EPPM)、社會營銷等。近年來也藉助於多種其他學科或新發展的理論並對其進行衍生，如EORM模型(The Entertainment Overcoming Resistance Model，EORM)、確認理論(Confirmation Theory)、恐怖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增益—損失框架(The Gain and Loss Message Frame)、生態發展理論(Ecodevelopmental Theory)、擬議似然模型/精化可能性模型(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和E-ELM模型(The Extended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等。而詮釋/批判/文化取向對健康傳播的理論探討、研究目的和實踐定位都有著與後實證主義極其不同的主張。詮釋/批判/文化取向主張所謂的健康、疾病與醫療保健，皆是透過人類互動與意義建構而成的信念與現象(Bunton，1996)。這類研究大多採用定性和質化方法，以了解、詮釋和質疑健康的意義、決策與實踐。詮釋取向主要從敘事角度分析，理論主要為敘事參與理論和娛樂教育中的E-ELM和EORM模型，關注健康的語境意義，以及健康和醫療的意義如何經由社會互動而產生。批判取向著重於了解健康傳播如何建構與強化權力關係，並在此權力關係的建構過程中，邊緣化某些社會族群。文化取向強調使用對話、敘事共構以及參與式溝通去傾聽、發掘與張顯邊緣團體的聲音(洪浚浩，2014)。近年來，詮釋、文化取向的研究範式逐漸增多，與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共同成為健康傳播研究的主導範式，而批判範式仍然相對邊緣。
在全球化與科技蓬勃發展的背景下，隨著主題的多元化、理論的不斷發展以及跨學科的滋養，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密切相關的健康傳播領域的研究持續深化、廣泛發展。因此，本文將分析近兩年海內外健康傳播學的研究趨勢並進行對比，以期為中國特色的健康傳播學的發展提供參考。
一、海外健康傳播學研究趨勢
本研究通過對Health Communication和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近兩年刊登的文章的梳理與分析，發現近年來海外健康傳播學研究總體上呈現出以下兩大方面趨勢：
研究主題多元化、深度化發展。其中，經典研究領域呈現細分化趨勢，主要表現為對醫患關係和熱點話題的健康宣導運動的精準化、深度化討論；隨著網際網路、人工智慧等技術的興起，以新技術應用於醫療健康場景的新興研究出現了，如對「網際網路+健康傳播」及新時代背景下的健康素養的討論。
研究範式跨文化、跨學科演變。其中，跨文化視野下的健康傳播研究成為熱點，大量的研究考察了健康傳播中的文化差異，海外健康傳播研究視野中也開始出現中國；隨著健康傳播與各學科的交叉發展，人文與藝術視野下的健康傳播跨學科研究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一) 研究主題多元化、深度化發展
縱觀近兩年來的健康傳播研究，研究主題大致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以醫患關係和熱點話題的健康宣導活動為主的經典研究領域，雖然它們是健康傳播學科自誕生以來始終佔據主導地位的研究領域，但近年來醫患關係的研究也呈現出更細分化的特性，涉及多種更細分的應用場景，熱點話題的健康宣導活動也從傳統的愛滋病、控煙、物質濫用等議題轉向針對肥胖/運動/身體形象等健康生活方式相關議題。第二大類是以技術為導向的新興研究領域，一方面為「網際網路+」的議題，主要關注在線健康信息和社交媒體、數字媒體對健康和健康促進的影響及健康領域的網絡營銷；另一方面為新媒體時代背景下的健康素養議題，主要關注大眾健康素養如何提升和謠言如何治理。
1. 細分化、精準化的經典研究領域
醫患關係和熱點話題的健康宣導活動，在健康傳播研究中主要表現為人際傳播層面和大眾傳播層面的傳播學研究，一直是海外健康傳播研究的經典議題，也一直保持著在健康傳播研究主題中的主導地位，近年來逐漸向細分化、精準化方向延伸，不斷拓寬、加深這一經典研究領域。
就醫患關係而言，隨著醫患溝通模式、理論的成熟，國外在醫患溝通議題中的研究逐漸從對整體醫患關係的模式和理論的探討向更具體的細分場景轉移，出現了大量針對科室、疾病、不同醫務人員、邊緣場合和新技術應用中的精準化場景研究。以科室和疾病為中心的醫患溝通研究，主要集中在重病、高危科室上。如針對急診科(Dean et al.，2016)、口腔科(Hamasaki et al.，2017)、ICU(Leslie et al.，2017)、PICU(Michelson et al.，2017)、手術室(Torabizadeh et al.，2018)等不同科室場景下均有細分化的醫患溝通模式探討，對兒童鐮狀細胞病(Cox et al.，2017)、兒童中耳炎(Macgeorge et al.，2016)、卒中(Williams et al.，2016)、癌症(Beach & Prickett，2017)等疾病、罕見病也均有精準化的特殊溝通機制探討。除了傳統的以科室醫生為主體的研究外，一些研究也開始關注其他醫務人員為主體的醫患溝通，如住院醫生(Han et al.，2018)、實習醫生(Floyd et al.，2017)、獸醫(Nickels & Feeley，2018)、鄉村醫生(Li et al.，2019)等。在較為邊緣的場合，如臨床試驗(Morgan et al.，2016)、遺傳檢查(Adelsperger et al.，2017)等，學者們也開始探討精準化的醫患溝通模式。隨著醫學技術的發展，一些針對新技術、新趨勢的醫患溝通研究也隨之出現，如機器人輔助手術(Scherr et al.，2017)中對治療可及性的溝通研究，分析了如何向患者解釋這些新技術和新趨勢。
就熱點話題的健康宣導活動而言，近兩年來，國外健康傳播領域關注的熱點健康話題，既有對傳統的愛滋病、疫苗、飲食、心理健康等話題的補充研究，也有和霧霾、伊波拉等新增全球輿論熱點相關的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研究，以及出現了針對肥胖/運動/身體形象等健康生活方式相關的集中研究趨勢。海外健康傳播研究集中關注健康生活方式議題，尤其與肥胖/運動相關的研究涉及各維度，如人際傳播層面上，Dailey等人(2016)在社會支持對體重管理影響的研究中探討了伴侶溝通的作用，強調了伴侶間的人際溝通對於健康管理的重要性，Arroyo等人(2017)研究了對體重的討論和體重控制實踐之間的關係，並用確認理論對其進行解釋，拓寬了人際傳播層面研究的主體和理論闡釋；又如大眾傳播媒介層面，Phua和Tinkham(2016)研究了肥胖公共服務公告(PSA)中發言人類型的影響，從傳播主體的角度考察健康宣導運動的有效性，Priebe等人(2019)創建了「Make Room for Play」活動旨在通過電視廣告促進家長減少兒童的屏幕時間並增加身體活動，證實大眾媒體宣導活動在健康幹預中的適度影響，Bailey等人(2018)研究了在肥胖預防中恐懼訴求對個人生理和認知的影響，用理論進行熱點健康宣導活動的效果分析；再如與健康促進交叉的研究層面，Khan等人(2017)在對肥胖的汙名化研究中發現了病因信念在肥胖症的表達中起到重要作用，從生理學來解釋傳播學中的語義表達，Crozier和Spink(2017)考察了在考試期間大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成果預期和不同層次描述性規範的信息之間的相互作用，將健康宣導活動引向更細分化、精準化的場景中。
2. 技術導向的新興研究領域
隨著網際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的發展，健康傳播領域也隨之出現了與網際網路相關的新興研究議題，而網際網路這一新興的、不斷演進的媒介的加入，使得許多學者對不斷變化的媒體環境下的健康素養投以研究興趣。
越來越多的在線網絡、社交媒體被設計成通過提供虛擬空間來促進健康，在虛擬空間中，個人可以尋求和分享信息並且與類似的其他人共享信息。「網際網路+」背景下，海外學者對健康傳播的研究主要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關注在線健康信息和社交媒體。在線健康信息尋求的研究主要關注於在線健康信息的建構過程，以及不同人群的在線健康信息尋求行為。如Thon和Jucks(2017)考察了作者對在線健康信息知識的建構過程，以及這如何影響其在線健康信息的可信度；Meppelink等人(2019)研究了健康素養水平對在線健康信息需求行為的影響，以及健康素養所造成的信息確認偏差；Haluza等人(2017)分析了不同年齡的在線健康信息尋求行為和在線信息檢索對醫患關係的感知影響；Wozney等人(2018)特地研究了家長對兒童精神疾病信息的在線尋求行為，呈現出對弱勢群體的關注；Ryan和Kushalnagar(2018)則研究了聾人在線健康信息尋求的行為，利用電子醫療保健平臺以保障聾人的健康平等權利。針對在線健康社區和社交媒體，有學者主要關注於慢性疾病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健康管理。如Willis和Royne(2017)使用內容分析法檢查了在線健康社區中的以計算機為媒介的溝通，以了解慢性疾病的自我管理行為。Meng(2016)在體重管理社交網站上對用戶的社交網絡及其體重管理活動和結果進行追蹤，研究了在線健康社交網絡的形成機制，並通過網絡驗證了個體健康結果的社會影響。Yang等人(2018)考察了Twitter上影響心血管相關健康信息轉發的因素，為基於社交平臺的信息設計提供指導。隨著在線健康社區和社交媒體的垂直化發展，健康管理的健康傳播研究也將得以垂直化。
第二，關注數字媒體對健康和健康促進的影響。這類研究主要採用詮釋/批判取向的研究範式，關注技術的發展對健康和健康促進產生的影響。如Cernikova等人(2018)採用定性研究，從兒童的角度描述技術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審查了兒童數字媒體使用的經驗與相關健康後果的認識之間的差異。Chen等人(2019)研究了醫生與BPA(最佳實踐警報)互動的體驗，反思BPA在執行多種功能中有利於及妨礙醫療實踐的部分，提出醫生應該對BPA系統在可訪問性和管理方面有更多的控制權。Chong和Choy(2018)通過對新加坡跨境霧霾危機溝通的研究，發現數字網絡社會中，公共衛生溝通和管理也應採用不同的形式。Kononova等人(2017)也發現，健康傳播從業人員應考慮對在線健康信息處理中的個體差異，並設計有較強說服力的論點和信息，以便與目標受眾進行溝通。Borg等人(2018)對信息技術中的數字鴻溝進行了綜述，發現僅提供弱勢群體訪問權限和可及性是不夠的，還需考慮直接用戶體驗和協作學習/設計。Chib和Lin(2018)對移動醫療應用程式的相關研究進行了綜述，發現這些應用程式大多數更加強調可訪問性、可用性、使用和數據質量的技術投入(87%)，而非健康產出(52%)，如系統流程效率和個人層面的行為或健康結果，行動應用程式需要從健康理論機制下指導設計。Rains(2018)對採用大數據和計算機信息技術的健康傳播研究進行了綜述，發現大數據和計算機信息技術在檢查公眾認知、調查網絡和監控健康狀況等方面具有很大潛力，也為現有的健康傳播理論和開發新理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第三，關注健康領域的網絡營銷。這類研究多與社會營銷和娛樂教育策略相聯繫，如Anderson等人(2016)針對網絡藥店，審查了關於非法網上藥店風險的健康促進活動的計劃、公共服務公告和社交媒體參與情況。Hurwitz等人(2017)對大約100個食品和飲料品牌網站進行了內容分析，考察了不同產品的在線營銷實踐，並總結營銷技術與推廣食物的營養概況之間的關係。但健康領域的網絡營銷目前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此方向的健康傳播學研究也較少，也僅為描述性的現狀調查。
美國健康與人類服務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發表的「健康人2020」(Healthy People 2020)聲明將健康素養作為國家的一項重要目標。大眾需要在自己的衛生保健方面發揮積極作用，這種積極參與要求人們了解他們的健康問題和可能的解決方案，因而對健康素養的研究也成為近年來新興並不斷被拓展的研究話題。
一方面集中在如何提高大眾健康素養的相關研究，如Giuse等人(2016)以精準醫學為時代背景，發現提供基於健康素養和特定學習風格的信息可以改善患者對遺傳概念的理解，增加他們在有關其健康的決策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可能性。Arendt和Karadas(2019)關注少數種族的健康素養，發現患者與醫生的種族一致性可以提高少數種族患者的健康狀況，其中健康素養低的個人尤其受益於種族一致性。針對提高大眾健康素養的策略，近年來眾多學者對健康素養工具進行了開發和評價。如Berthenet等人(2016)以人群為切入點，基於老年人群的理解來評估和驗證一套面向老年人的藥物使用說明象形圖，以支持老年人的健康素養。Gerich和Moosbrugger(2018)以測量工具為切入點，對用於測量健康素養的新工具(HLS-EU)和歐盟(EU)八個國家的人口水平數據比較，評估了主觀健康素養測量的異質性和多維性。Tsai等人(2018)將PBL(Problem-Based Learning，基於問題的學習)應用至健康素養幹預計劃，發現能對保健服務利用和獲得醫療保健方面有所改善。Leroy等人(2016)則以健康素養輔助工具為切入點，開發了一個文本簡化工具，可以創建更加方便的患者教育資料，幫助提高健康素養，研究發現拆分名詞短語有益於降低感知困難，但是當措辭變得不自然時會失效，提示健康素養還需更多的實證研究。
另一方面海外學界對健康謠言的關注穩步增加，一直以來，健康類謠言在大眾的健康素養中有著突出影響、進而直接影響人們的生命健康，弱勢群體尤其易感；近年來將其與網際網路、社交媒體等相結合，呈現出嶄新的研究面向。如在社交媒體中對謠言的研究，Bode和Vraga(2018)調查了用戶如何減少社交媒體對健康的誤解，結果表明，社交評論與平臺在健康錯誤信息糾正方面一樣有效，社交媒體除了傳播謠言外，也具有糾正謠言的作用。又如對個體自己製造的健康謠言的研究，Thompson等人(2018)研究了個體誇大或歪曲健康狀況的虛假陳述對其獲得健康支持的影響，將謠言從人際層面的研究拓展至人內傳播層面。在大眾傳播中對謠言的研究也逐漸引入理論機制，如Gastil和Marriott(2018)通過信息過載和稀釋效應來解釋公眾對健康信息的誤解。
總體而言，健康傳播經典研究領域的細分化、精準化深入，以及新興研究領域的技術導向延伸，使得近年來健康傳播的研究主題得以蓬勃發展，呈現出多元化、深度化的趨勢。
(二) 研究範式跨文化、跨學科演變
隨著詮釋/批判/文化取向的研究範式在傳播學領域的廣泛勃興，近年來海外健康傳播研究的範式呈現跨文化、跨學科演變的趨勢。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美國CDC有計劃實施的Public Health—Global health—Planetary Health三步驟，以及眾多學科支持(傳播學、醫學/公共衛生/藥學/護理學、社會學、心理學、信息技術科學、商學、語言學、藝術學、教育學、政治學、人類學、運動科學等)，越來越多的健康傳播研究議題開始在跨文化、跨學科的視野下討論。
1. 跨文化視野下的健康傳播
在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的雙重背景下，跨文化視野下的健康傳播研究是近年來海外健康傳播學研究的新興熱點，許多研究議題加入了對文化的考慮。其中一類是直接針對種族/民族文化差異的研究，以探討不同文化群體對健康和健康行為的理解差異；另一類採用以文化為中心的研究取向，關注以前被排除在外的少數群體，以了解他們的特殊健康需求。
針對種族/民族文化差異的研究，近兩年來議題廣泛涉及諸如伊波拉之類的傳染病，以及癌症、慢性病等，還有器官捐獻等醫學行為。研究對象廣泛涉及美國拉丁裔、印度人、西班牙裔、非裔、墨西哥裔、華裔等各國家、各民族人群。其中，佔較大比重的為針對非裔美國人的研究，亞裔及歐洲國家也逐漸出現，但比重仍然較少。如針對非裔美國人的研究，研究對象已細分為老年人、青少年、兒童等群體，也對他們的各類疾病提出對策，如Dillon和Basu(2016)研究了非裔美國老年人和照顧者的社會文化背景如何影響他們對臨終關懷的決定，發現有必要提高對非裔老年人臨終關懷護理的認識並解決錯誤觀念。針對其他種群的研究仍然為整體性的差異詮釋，缺乏更深層次的需求分析，如Shafer等人(2018)在對亞裔美國婦女不願意捐贈健康乳腺組織的原因的研究中，僅分析了亞洲女性的文化背景差異，而沒有更針對性的實踐對策；Yuri等人(2018)在對亞裔美國人獲取健康信息和醫療保健方面的研究中，也僅僅分析了獲取健康信息的差異，缺乏對需求層面的實操對策。
針對少數文化群體的研究，近年來也逐漸突破傳統的低收入人群、弱勢群體(婦女、兒童)等少數文化群體，開始向性少數人群、變性人、神職人員、不同黨派、不同職業等少數文化群體傾斜，呈現出更多元化的趨勢。健康傳播主體少數人群的研究，能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活動提供更多可能性。如Olufowote和Matusitz(2016)關注於與精神心理健康醫務人員工作內容相似的神職人員，了解他們在精神衛生保健中使用的健康促進方式，發現雖然神職人員的框架可以減輕精神疾病的痛苦，但是他們對精神疾病患者的語言和標籤被認為是汙名化的。健康傳播少數文化群體的研究，能為健康傳播活動提供更精準化的策略。如Rubinsky和Cooke-Jackson(2017)對LGBTQ等性少數人群的性回憶進行研究，並分析這些消息如何和自我形象相互作用，提示媒體的性報導應將性少數人群的心理反應納入考慮；Harrison等人(2018)則從職業的角度關注消防員的癌症風險，在職業需求和組織文化的背景下考慮對該人群的精準健康傳播。
隨著健康傳播的跨文化視野不斷開闊、深入，更多的種族/民族文化群體將得以更深入探討，更精準的少數文化群體的健康傳播研究也將更多元化，從主體、客體上都將健康傳播研究領域的主題得以延伸。
2. 海外健康傳播視野中的中國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元素成為眾多研究領域的聚焦點，在健康傳播領域中，也開始出現涉及中國的健康傳播文化研究。
然而，絕大多為海外學者(含華人學者)在涉及中國的健康傳播研究時，主要模式是應用西方理論或模型在中國開展樣本研究，以期發現各健康行為中的中國差異。如Sheer和Mao(2018)研究了中國男性青年早期吸菸嘗試中關於香菸啟動的因素，發現了中國男性青年同伴間相互作用的「面子」和規範性壓力為特殊啟動因素，Jiang(2019)將「以患者為中心的溝通(PCC)」與中國特有的集體主義文化中的社會資本相結合，探索PCC對改善醫患關係的中國道路；然而絕大部分研究，如Cao等人(2016)對中國在線健康信息的尋求行為進行的調查，Mao和Zhao(2019)對中國醫生在網上醫療諮詢中使用的緩解策略的形式和功能的研究，Sun等人(2016)對中國老年人媒介使用、認知表現和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進行的調查，Huang和Zhou(2018)對中文健身行動應用程式行為改變技術和相關理論機制的調查，及Li等人(2017)對中國美沙酮維持治療(MMT)診所中服務提供者—患者交互相關的因素的調查，均未發現明顯的中國差異。
值得一提的是，在跨文化的研究視野中，海外文獻中的中國仍具有典型的「他者」形象。「他者」形象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並隨當下的輿論環境和國際局勢得以變化，傳統的儒家文化和當下「醫鬧」的「刻板臉譜」等所謂「中國特色」在近年來海外涉及中國的健康傳播研究被反覆討論。如Chang和Basnyat(2017)在對新加坡華人婦女日常健康管理中的家庭支持功能的研究中，認為儒家文化起了主導作用；在Liu等人(2018)對中國老年人健康信息共享行為的研究中，也突出了集體主義文化背景對社會支持的影響。Ji和Bates(2018)提出中國傳統的「月子」被認為與西方傳統相衝突，建議國外的分娩旅遊服務機構需要與中國婦女協商。此外，海外文獻中反覆突出中國緊張的醫患關係，並探討其「中國特色」的緣由，成為涉及中國的健康傳播的「刻板臉譜」。如Tang和Guan(2018)在中國健康消費主義的背景下考察了醫生的職業認同及其對醫患關係的認識，提出醫療市場化和健康消費主義的興起使得醫生的職業認同發生衝突，基於隱性信任的醫患關係逐漸被以自私利益、機會主義和不信任為特徵的公平交易關系所取代。Pan(2018)探討了所報導的「醫鬧」的公共話語的爭論性質，基於案例的定性實證研究提出了一種公共訴求的原型模式，並認為「醫鬧」很大程度上可能被視為醫療領域的中國文化偏好。疫苗問題也是中國近年來的「特色形象」，如Liu等人(2018)進行了中國和美國接種HPV疫苗認知和態度的對比研究，除了個人主義世界觀和等級社會觀造成的差異外，研究發現中國年輕人更關注於疫苗的安全性，可能與近年來中國爆發的疫苗醜聞有關。Li等人(2018)也將HPV疫苗報導的背景建立在中國免疫規劃和醫療系統的脆弱性之上，發現中國報紙對HPV疾病和疫苗的報導不充分且不完整。
3. 人文與藝術視野下的健康傳播
健康傳播領域的跨學科融合，尤其是人文社科類的跨學科滋養，使得近年來人文與藝術視野下的健康傳播研究備受關注。海外針對健康傳播的人文藝術取向也涉及多種研究議題，既包括對娛樂教育中的漫畫、視頻、視覺設計、電影治療等的研究，也包括對廣告、公共服務公告、醫院建築等的人文藝術設計的關注，以及對健康傳播的人文、藝術特性的整體思考。
娛樂教育是近年來的研究熱點，普遍認為受眾在娛樂的環境中能更容易接受健康信息。漫畫、視頻是娛樂教育的經典形式，網際網路等技術的新變化也為娛樂教育帶來更多的可能性。
第一，針對健康教育漫畫，它雖為健康教育和敘事醫學的經典方式，但其研究維度也呈現出多樣化，不再只局限於對漫畫的效果分析，也出現了大量對於內容和場景的研究。如Krakow(2017)認為圖形敘述作為健康傳播戰略的根源，對20世紀的健康導向的漫畫及歷史進行了研究；Hanson等人(2017)分析了在急診科設置漫畫教育模塊的可行性，發現對於急診科而言，漫畫被認為是可愛的，且易於閱讀，能為兒童和他們的照顧者提供重要信息。
第二，視頻作為娛樂教育的高效方式，具有健康娛樂教育性質的視頻蓬勃發展，健康傳播學者也對它們進行了一系列的內容分析、效果研究和理論闡釋。如Achieng』Booker等人(2016)對肯亞青年中非常受歡迎的娛樂教育電視劇「shuga」進行描述分析，以確定哪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來影響娛樂教育戲劇中對安全套使用的推廣，但發現還需要更多的研究對其進行理論闡釋；Freytag和Ramasubramanian(2019)對各熱門醫療劇中的死亡情節進行敘事分析，從主觀角度發現醫療劇中的死亡與現實死亡情境有較大差異，但這些差異對受眾的影響仍需客觀驗證；Wahl等人(2018)超越對視頻的描述分析，採用實證研究對心理治療領域在2000年至2013年發布的電影內容進行了系統調查，發現目前的電影仍然存在許多負面因素，但也未進行理論闡釋。因而近年來雖然娛樂教育理論快速發展，但仍需將娛樂教育視頻更多地用於各理論的驗證和衍生研究。
第三，網際網路作為健康信息資源的媒介，各健康類網站成為在線健康傳播的接入點，了解視覺設計的影響至關重要，因而近年來對網站視覺設計和用戶體驗的研究也相繼出現。如Lazard等人(2017)專注於營養網站，分析了視覺設計原則的使用，結果表明，對在線傳播信息的改進，可以增加用戶良好的第一印象的可能性。Wong等人(2019)驗證了可視化交互工具的應用，以促進不同文化人群對空氣汙染的理解，結果表明，考慮文化因素的可視化工具設計可幫助特定人群克服語言、教育水平、低收入等障礙，可視化工具也需要增加其與不同人群的相關性。Lim等人(2019)開發了包含愛滋病風險概況計算器的門戶網站，與脫口秀節目的敘述性說服相結合，將社會認知理論和精化可能性模型(ELM)整合起來共同幹預風險性行為。將娛樂教育運用至健康宣導活動中，不管是傳統的漫畫和視頻，抑或是近年來的網絡呈現，都是健康傳播研究的內容和理論熱點。
人文藝術設計元素的考慮也是近年來健康傳播學者關注的內容，將人文與藝術的設計元素納入健康領域的廣告、公共服務公告、環境設計等中。對廣告和公共服務公告而言，人文藝術設計元素是超越其內容分析、效果分析的新視角。如Bhutada等人(2017)對藥物廣告中的動畫設計進行了研究，發現創意元素對藥物廣告具有正面影響，並提出了用創意元素來改進品牌營銷的策略。Bailey(2017)調查了在食品廣告和包裝中傳遞的感知信息如何改變信息處理和決策的過程，同樣也發現，改變食品廣告和包裝中對食物的圖形描繪，可以影響對食品的決策。但整體而言，這類研究剛開始出現，缺少人文、藝術領域的專業理論闡釋。在環境設計中，健康傳播學者也越來越多地關注醫院建立的環境如何影響溝通、患者護理過程和患者結果，如Real等人(2017)對分散式護士站的研究表明，理解傳統研究中常常被視為無形的建築環境對於理解複雜醫療保健系統內的溝通至關重要。
近年來也有一些研究對健康傳播的人文、藝術特性進行了整體的總結和思考，這類研究也大多採用非實證主義的研究範式，以闡釋的方式進行分析。在人文特性中，醫學人文一直是醫學和社會學的交叉觀察範疇，隨著這些學科與傳播學的跨學科合作，健康傳播學者也逐漸關注於醫學人文，並開始思考健康傳播中的人文。如Olufowote和Wang(2017)研究了生物醫學(Biomedical，BMD)和生物心理社會(Biopsychosocial，BPS)意識形態在醫學教育中的形成過程，提出了在醫學教育中培養醫學生醫學人文的意識形態策略。Kerr等人(2018)採用戲劇進行醫學生的醫學人文教育，使用感知現實主義，幫助醫學生識別、理解和處理與臨終關懷相關的敏感和複雜問題，並認為它比傳統的被動教育經驗更有用。在藝術特性中，健康傳播學者近年來傾向於將娛樂教育與藝術相結合，以尋求更有效的健康傳播策略。如Lee(2019)關注科學博物館展覽的健康傳播，通過理解言語行為的相互依賴機制，以明晰多媒體健康促進信息中的有效傳播，提醒健康促進者和消息設計者採用多元化的信息設計方式。Sonke等人(2018)對烏幹達的公共衛生領導人、健康傳播專家和從事公共衛生工作的藝術家進行定性訪談，闡明使該國有效、循證使用藝術來實踐健康傳播的原則，也為健康傳播與藝術的結合提供了示範。
綜上所述，海外健康傳播研究逐漸開始從跨文化、人文與藝術的視野進行分析，使得整個學科更為豐富、多元，具有時代氣息和實踐指導意義。
二、國內健康傳播學
研究現狀與展望
(一) 興起與歷史
誠如上文所述，海外健康傳播學科發軔於美國，在其誕生之初就烙印了美國特色量化實證、重視效果的社科研究傳統，並在40餘年的發展後逐漸呈現出多元化、跨學科的態勢，不僅涉及人類傳播的各個層面，也開始出現文化的、詮釋的、批判的研究範式。
中美兩國國情不同，健康傳播實踐與學科發展也大相逕庭。新中國成立伊始，愛國衛生運動興起，其顯著特點是衛生運動與群眾運動相結合，調動群眾參與成為首要任務，自此隸屬於公共衛生與疾病防控事業體系的健康教育學科起步發展，並在改革開放後迎來事業的第二個春天；1986年，國家組建相應的技術型事業單位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以政府行為和項目方式推進相關工作；1989年，衛生部啟動「國家慢病預防重要試點項目」，腫瘤、冠心病、腦卒中、高血壓「四病防治」開始將健康教育納入慢病防控工作體系，並監測其幹預效果(衛生部，2011)；1990年，中國健康教育所與全國11個省市合作實施「中國5萬農民吸菸行為幹預方法研究」，主要手段就是對農民的健康教育(翁心植，1992)。
隨著大眾媒體的發展及其傳播效果的顯現，全國首屆健康教育理論學習研討會上第一次提出傳播學的應用價值，建議健康教育吸納新聞傳播有關理念(韓綱，2004)；1993年，我國第一本以健康傳播命名的專業書籍《健康傳播學》問世，編寫團隊是由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組織，公共衛生學者主要參與撰寫。換言之，我國健康傳播學並非誕生於傳播學的母體之中，因此多位專家在綜述我國健康傳播學科發展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傳播學者缺位」、「公衛學者主導」的命題(喻國明、路建楠，2011；葉盛珺、陸智輝，2016)。「非典」之後，傳播學者才開始逐步介入健康傳播領域，但呈現出明顯的媒介中心視角，即相當一部分文章都以大眾媒體如何呈現某個健康議題(如醫患關係、突發傳染性疾病等)為研究對象，「議題關注範圍窄，大多集中在愛滋病防控、大眾媒體傳播效果、媒體報導框架分析上」(喻國明、路建楠，2011)。此外，傳播學者鮮與公衛學者合作開展研究，以近兩年爭議較高的疫苗話題為例，公衛疾控學者的研究取向為KAP模型(知—信—行)、社會信任與接種行為改變，新聞傳播學者的研究取向為媒介化現實、新聞倫理與自媒體傳播，兩方面學者的論著各成體系，缺乏對話，視野局限。
(二) 近兩年趨勢
本研究基於對2016—2017年中國知網涉及健康傳播的中文論文進行匯總分析發現，近兩年我國健康傳播學科未有明顯的躍進發展，研究範式仍然較為單一，理論和方法停留在引介西方的階段。與全美20餘個健康傳播博士項目、40餘個碩士項目蓬勃發展的現狀相比，我國健康傳播學科仍屬於新聞傳播學大家庭中的「新生兒」，與《「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如火如荼開展的宏觀背景以及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健康生活的美好需要不相匹配。
（1）缺乏學術陣地，基本概念不清。上文已述，Health Communication和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是西方健康傳播學術生產的主要陣地。反觀我國，新聞傳播領域未有與健康傳播直接相關的學術核心刊物，僅《現代傳播》《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等相對較為關注，整體上刊文相當零散。但在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疾控領域，不僅有《中國健康教育》《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兩本直接相關的學術刊物，而且如《中國公共衛生管理》《中國學校衛生》《預防醫學情報》《中國衛生統計》《解放軍醫學雜誌》等CSSCI刊物近兩年來也紛紛刊登以健康傳播為關鍵詞的學術論文，體現了醫學和公共衛生背景的專業人士對健康傳播的興趣。
進而言之，由於我國健康傳播學科長期缺乏明確的學術陣地和學術共同體，導致學術話語生產亦主要把持在公共衛生及健康教育體系的事業單位及相關研究人員手中。一個突出的後果是，學術基本概念混淆，且無法與國際接軌。健康教育學者普遍認為，健康促進是健康教育的進階版，在知—信—行的經典模式下，健康教育主要解決的是「知」，而健康促進著眼於「信」和「行」，落實到行為改變的「最後一公裡」。而健康傳播，被理解為是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的一種手段，通常等同於以大眾媒體為中介開展健康有關的公眾教育，與健康傳播在西方經典定義「健康傳播是在受眾研究的基礎上，製作和傳遞健康信息與策略以促進個人和公眾健康的行為」(Roper，1993)以及傳播學大師羅傑斯的神來之筆「凡是人類傳播的類型涉及健康的內容就是健康傳播」大相逕庭(Rogers，1994)。
健康傳播的理解誤區在公共衛生學者中非常普遍，典型如長春市健康教育中心研究員譚代佳發表在《中國初級衛生保健》的《開展健康傳播為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服務》一文中稱，「長春市健康教育中心成立以來，發揮專業機構優勢，加強與其他相關部門的合作，特別是媒體的合作，採取多種形式，普及健康知識和技能，倡導健康理念，提高大眾防病意識和健康素養，在拓寬健康傳播渠道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服務方面做了有益嘗試」(譚代佳，2015)，基本上將健康傳播理解為衛生領域的媒體宣傳。在2016年出臺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有專門章節談及「加強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生活」，但全文未有出現「健康傳播」概念，也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2）研究範式單一，媒介中心視野。處於起步階段的我國健康傳播學科，研究視野較為局限，傳播學者的研究範式較為單一。2011年，喻國明教授在對1999年至2009年十年CNKI核心期刊中的健康傳播相關論文進行統計後提出，我國新聞傳播類期刊發表的健康傳播相關論文中46.4%為媒體報導框架分析，主要研究大眾媒介與傳播效果，而對組織傳播、醫患溝通相關的人際傳播等非常欠缺(喻國明、路建楠，2011)，這一特點近年來未有明顯扭轉。
大眾媒介與傳播效果仍然是霸權範式，如《現代傳播》刊載的《責任與過失：醫患關係中的媒體角色——以新浪、騰訊、鳳凰三家網站的報導為例》一文典型地體現出我國醫患溝通研究與海外醫患溝通研究的顯著差異，我國學者往往從醫媒關係切入探討醫患關係，而海外醫患溝通研究屬於人際傳播的範疇，涉及語言、符碼、非語言符號乃至環境設計等。再如《健康傳播的電視劇實踐：中國醫療題材電視劇的價值追求與發展路徑》(張陸園、張國濤，2017)、《新媒體視野下的中國健康傳播——以生命時報為例》(徐健，2017)、《集體主義文化與愛滋歧視報導的第三人效果》(邱鴻峰、彭璐璐，2016)、《做好健康類新聞的認識與實踐》(楊佳薇，2016)、《微屏時代誰在傳播健康？——對微信平臺健康養生信息興起的傳播學分析》(李東曉，2016)等文都是典型媒介中心視角，基本套路都是分析某個樣本媒體(新媒體興起後轉向新媒體)如何呈現與健康相關的議題，只不過媒體選擇不同，理論來源不同而已，缺乏學術想像力。
此外，聚焦業務實踐、案例分析的論文依然佔據半壁江山之多，相關文章缺乏明確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理論。值得一提的是，綜述型文章仍有一席之地，但始終未對海外最新健康傳播研究論文予以綜述和對比。如《新聞傳播學領域的健康傳播研究：誰做什麼？引用誰和被誰引用？——以九本新聞傳播類期刊收錄的論文為例(2000—2016)》以及《走向變革的我國健康傳播研究——基於對1999—2014年CNKI相關文獻計量分析》與喻國明教授早期研究類似，均是對我國健康傳播論文生產的綜述與再分析，卻也並未提出更有新意的觀點。
相較而言，僅有個別論文視野開闊、較有新意，如姜海發表在《當代傳播》的《從健康傳播看「城市病」——一種交互空間觀的傳播分析》，將健康傳播嫁接於城市場域，從居住、工作、交通、環境與社交五個方面審視了「城市病」的健康空間問題(姜海，2017)；宮賀發表在《國際新聞界》的《公共健康話語網絡的兩種形態與關鍵影響者的角色：社會網絡分析的路徑》引入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對以伊波拉病毒為主題的公共健康話語網絡進行了研究，發現#CDCCHAT、#EBOLA兩個網絡呈現了稠密與稀疏的相對差異，後者表現了較為離散稀疏的關係、較弱的雙向對話性及較低的集群化程度，嘗試從關係結構角度界定意見領袖及其測量維度(宮賀，2016)。
（3）引薦西方理論，缺乏中國特色。學科建設步履艱難的健康傳播方向，目前仍然停留在引薦西方理論與研究的階段，缺乏中國特色的理論建樹與學術自覺。近兩年的新趨勢是，中美學者合作的文章開始出現，但基本上仍遵循西方理論——中國落地的吸收思維。如喻國明教授、其博士生以及HINTS負責人Gary Kreps發表的文章《健康傳播研究常模：理論框架與學術邏輯——以「HINTS中國」調研項目為例》未有核心研究發現和調查數據，主要是介紹了健康信念模型、社會認知理論、擴展的平行模式等十個西方健康傳播領域常用的理論模型，並介紹了其與HINTS聯合開展中國調研時如何使用這些理論模型開展研究(喻國明等，2017)。康奈爾大學傳播學系賈鶴鵬與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苗偉山聯合發表《科學傳播、風險傳播與健康傳播的理論溯源及其對中國傳播學研究的啟示》，介紹了科學傳播、風險傳播與健康傳播三個概念的西方學術淵源，提出對我國相關傳播研究的啟發(賈鶴鵬、苗偉山，2017)。《病患就醫意願和健康意向的影響因素研究——基於計劃行為理論(TPB)模型的構建》(聶靜虹、金恆江，2017)、《健康傳播信息對受眾健康行為影響之實證研究——基於飲食行為傾向的實驗》(陳致中等，2016)、《在線健康傳播運動傳播效果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以優酷網「漸凍症冰桶挑戰」為例》(張倫等，2017)等核心期刊刊登的健康傳播論文均是西方理論+中國案例的結合，與前文所述海外健康傳播研究涉及中國的主要論文的模式並無差別。
進而言之，我國的健康傳播學科從學科歷史的敘述上就缺乏中國意識，這也成為相關研究缺乏中國立場的主因。正是由於傳播學者不願意將學術源頭歸為健康教育學科的傳播學轉向，因此都不約而同地採取了健康傳播源自美國史丹福大學20世紀70年代開展的心臟病預防計劃，並慢慢傳入中國的學科史話語，這導致中國特色的愛國衛生運動、計劃生育社會宣傳等無法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尤其是愛國衛生運動這一偉大的中國發明，以國家的名義，把「愛國」這一話語鍛造出解放性與能動性，「召喚」(阿爾都塞語)出政治主體，將群眾的愛國熱情轉化為具體的、符合科學防疫的衛生行動，達到了個人健康與國家安康、民族獨立、抵禦外侵的高度融合。然而遺憾的是，相關研究者主要來自歷史、黨史和公共衛生領域，幾乎沒有傳播學者對此開展研究。筆者曾經在《健康傳播4.0：從精英主導到平等對話》(蘇婧，2017)一文中，試圖將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健康傳播實踐和中國特色理念納入學科史的敘述，但並未得到傳播學者的廣泛共鳴。
(三) 展望與建議
綜上所述，經過將近50年的發展，海外的健康傳播學科已經發展成為傳播學的中堅力量，並呈現出研究主題多元化、深度化發展，研究範式跨文化、跨學科的演變；對應觀之，我國的健康傳播學科仍處於艱難的建設階段，研究視野狹窄，研究範式單一，研究方法欠缺的狀態。因此，本研究提出，我國的健康傳播學科需要實現兩個超越：
第一，超越媒介中心主義。傳播研究不等於媒介研究，更不能局限於大眾媒介(含新媒介)的研究視域。Krotz(2009)將傳播研究至少分成了以下三個維度：(1) 社會和文化生活的媒介化形式(mediatized forms)，包括媒介與日常生活、工作和休閒的相關性；媒介與社會關係的相關性；媒介與族群和身份認同的相關性；媒介和企業、制度的相關性等等；(2) 中介化的(mediated)傳播研究，包括個體傳播；中介化的人際傳播；大眾傳播等等；(3) 作為基本人類實踐的傳播研究，包括面對面交談；手勢和語言等等。
對比海內外健康傳播研究不難發現，西方健康傳播研究視野較為開拓，囊括了傳播的各個維度，而我國的健康傳播研究聚焦於媒介中心，內容僅涉及：媒介化的大眾傳播研究(大眾媒體與新媒體)、媒介化的人際傳播(醫患關係)、健康教育中的媒介化形式研究(將傳播作為健康教育的手段)等。
與媒介中心相對立的視角——「非媒介中心」蹤跡難尋，其中包括「跨學科」視角，指的是媒介研究的社會學、人類學等跨學科的轉向(Andreas，2010)。也包括媒介生態學理論，將媒體理解為「不僅僅是交流的手段，更多的是與其他社會環境類似的社會環境」(Terry，2017)。除了「非媒介中心」的視角外，健康傳播學研究還應涉及媒介化之外的傳播學研究，如人際傳播層面的醫患關係、社會支持、文化議題，以及社會層面上的動員、運動、意識形態再塑等。
第二，超越西方中心主義。近年來，新聞傳播學界開始關注「中國特色新聞學」的命題，並反思傳播學引進我國的過程及其對我國學術自主性的影響。本研究認為，健康傳播學科在成長的過程中，也需要有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勇氣與自信。某種程度上，西方健康傳播也逐漸顯現出理論枯竭與局限性，作為元理論的KAP，即提高健康素養、扭轉健康態度、改變健康行為的三部曲，由於其與美國傳播學結構功能主義、實證主義的量化研究傳統一拍即合，加之「促進個體與公眾健康」毫無疑問的政治正確性與市場有效性，多少年來研究就在這一範式下兜兜轉轉、曲曲折折，尋找各種提升素養、改變態度與行為的中介變量，期待找到那把讓每個人都更為健康的密鑰、芝麻開門。然而現實的黑色幽默，已經逼得學術界喊出「建制派的失敗」「精英代表性的斷裂」「社會影響力的倒置」(王維佳，2017)的命題，那麼，KAP理論所隱含潛臺詞——由精英決定大眾什麼是健康——也該到了被瓦解，至少陷入危機的時代。
想像力的貧瘠，是最可悲的。事實上，儘管健康傳播研究在西方興起不過數十載，人類的健康傳播實踐卻歷史悠長，尤其作為人類文明發祥地之一的中國，更是自古以來便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世界觀、生命觀、價值觀、健康觀，譬如「天人合一」「辨證施治」等等理念。在健康傳播研究逐漸興起的當下，中國學者理應作出超越西方學術範式的研究貢獻。國內健康傳播研究應採取更開放、包容的視角，不拘泥於KAP的社會心理或行為研究的科學實證主義範式，而是能夠在承認文化多樣性的基礎上，在認同健康、疾病與醫療行為皆是透過人類互動與意義生產而構成的信念與實踐的基礎上，探討建立中國特色的健康傳播研究範式。為什麼愛國衛生運動不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健康傳播？1952年3月24日，《人民日報》發出了發起愛國衛生運動的號召。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英明地將情緒高漲的愛國熱情，轉化為婦孺可行的愛國衛生運動，全國上上下下清掃環境、抓鼠滅蠅、強身健體，並以此「打倒美帝國主義」。愛國這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產生了巨大的能動性和塑造性，人民群眾不僅成為自己健康的主人，人均壽命大幅提升，而且群眾運動與衛生運動相結合，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了寶貴的人口紅利。這一中國特色「健康傳播」值得深入研究。
為什麼健康傳播不能採用批判的視角？比如對健康的「知識考古」，抑或是思考政治經濟權力對健康產業的影響。今日的健康，與古人的健康是不同的；有錢人的健康，與沒錢人的健康，也是不同的。當我們說著「年輕用命掙錢，老了用錢買命」的時候，既是一種對現實與權力的妥協，也是一種健康的觀念，而這種觀念通過傳播與凝固，卻也變成了中間階層普遍默認的意識形態。模特行業的興起，造就了以瘦為美的畸形的健康觀念，而網紅經濟的崛起，使美更為變態扭曲，以醫美為代表的身體消費荒謬但堅挺地構築著健康產業的支柱。我們吃著昂貴的素食，因為它健康；我們非要擠到健身房運動，也是因為它健康；可樂的廣告都是吃動平衡的健康達人，肯德基標榜它最懂中國人的胃與健康。以上表明，健康是被建構的，它需要掌握在我們的手中，因為它往往並不掌握在我們的手中。
健康傳播，當然也可以研究如何讓大數據、融媒體、移動互聯時代的傳播生態更為健康；可以在「城市病」或「城鄉差距」的研究中納入健康的維度；可以在「一帶一路」的跨文化傳播中將健康作為最重要的勾連民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橋梁，把我國的傳統醫藥與「一帶一路」各個國家的傳統醫藥溝通連接，共同抵禦西方醫學以科學為名的霸權。
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是：健康乃是一種在身體上、精神上的完滿狀態，以及良好的適應力，而不僅僅是沒有疾病和衰弱的狀態。本研究認為，為了凸顯健康傳播研究的廣闊天地、大有所為，不妨重新給健康下一定義：健康是人與環境的相互建構下身與心的狀態。古人云，天人合一，乃是健康的最高境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不斷地改變著世界，今日，「天」應該拓展到人文與社會的景觀。因此這一定義中的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應當包括社會環境，以及新媒體技術下的虛擬環境。在與這些環境不斷建構的過程中，健康動態地發展著，鬥爭著，博弈著。健康傳播，既是一個人一輩子最重要的傳播旅程，也在社會的激流中飄蕩，控制，反抗，生存，關於健康傳播的一切，都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繁衍生息。
總之，走到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需要宏達的敘事和細膩的表達。我國的健康傳播研究，亟待超越想像力的貧瘠，突破媒介中心主義，突破西方學術霸權，為促進健康中國國家戰略的實現，為全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締造作出中國特色的理論貢獻。
注 釋
包括藥物濫用，以及酒精等非藥物的濫用等。
「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成立於1986年。2001年12月更名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2008年9月更名為中國健康教育中心(衛生部新聞宣傳中心)，直屬衛生部管理；2013年3月，直屬國家衛生計生委管理至今。
可參考作者發表在《全球傳媒學刊》2017年第4期文章《媒介化現實與科學的危機？——疫苗接種與媒體報導國內外研究綜述》。
共234篇，其中2017年110篇，2016年124篇。
《中國健康教育》雜誌於1985年10月正式創刊，由衛生部/衛生計生委主管，中國健康教育中心(衛生部新聞宣傳中心)與中國健康教育協會主辦，科技類和中文類核心期刊。
《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是上海市衛生局主管、上海市健康教育所主辦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雙月刊。
HINS，Health Information Nation TrendsSurvey，美國健康信息全國趨勢調查。
某種程度上，只能稱是傳播學意識，正如前文所述，公共衛生和健康教育工作者只想將傳播理念引入、豐富健康教育，並未如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一樣，真正將傳播學理論和研究為核心發展方向。
愛國衛生運動誕生於特殊的歷史時空背景之中。新中國成立初期，內憂外患，百廢待興。為改變舊中國貧窮落後、環境髒亂汙穢、各種傳染疾病流行、人民健康水平低下的狀況，在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的號召下，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愛國衛生運動，以「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的氣魄有效控制了寄生蟲病、霍亂、鼠疫等，消滅了天花等疾病，並成為我國長期堅持的中國特色的衛生工作方式。2017年是愛國衛生運動65周年，我國政府發起了「歷史與展望——為了人民健康的65年」的主題活動，世界衛生組織也向中國政府特別頒發了「社會健康治理傑出典範獎」，以保障這一中國健康治理模式為全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所發揮的積極貢獻。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其高度讚賞中國的遠見卓識，早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成為全球公共衛生界的口號前，中國就已經通過愛國衛生運動踐行著這一原則，為提高中國人民的健康水平作出了巨大貢獻，並在許多領域激勵著其他國家，為政府各部門、各機構以及社區攜手合作，共同解決最緊迫的公共衛生問題提供了可借鑑的模式。可參考《偉大創舉中國國寶：愛國衛生運動65周年》，《中國衛生畫報》，2017年第4期，專刊。
召喚或質詢(interpellation)是法國學者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在《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涉及的一個術語，作為一名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學者，阿爾都塞對意識形態的理解是個體與其所存在的環境的想像性關係的再現，因此人的主體身份是由國家機器通過召喚所構建的，通過對召喚的應答，個體被納入有關現實的想像和意識形態的運作機制中。本研究認為，愛國衛生運動中的「愛國」即是這樣一種有關主體身份的召喚，民眾通過清掃周邊的環境、打「四非」、除「四害」等衛生行為實踐產生應答，從而被真正賦予了愛國的主體身份，成為新中國的有機組成分子。
聯合國於1948年在《世界衛生組織憲章》中的定義。
封面及內文插圖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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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於《全球傳媒學刊》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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