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所謂的明君，往往結果論居多。國泰民安或開疆拓土了，所以明君；大廈將傾或國破家亡了，所以昏君。
實際上，明君或昏君，總歸只是一個人。一個人即便貴為九五，也只是湯湯大勢中一顆顯見的塵沙。但我們關注的往往只聚焦那顆顯見的塵沙，而忽略了湯湯大勢。
漢朝皇帝為什麼明君多？這首先是一個帶了判斷的問題。「漢朝明君多」這個判斷，首先就要存疑。因為它是從結果反推出來的，而且是想當然的反推。國泰民安和開疆拓土，跟明君有關係，但關係不是那麼大。更大的關係，應該是大勢。
所以，結合大勢，可以梳理一下漢朝的明君到底是個什麼作為。
從西漢開國往後數，劉邦是第一個。劉邦算明君嗎？開國皇帝明君多，因為這是生存劣汰的結果。你讓「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亂世造反，先不問造反能不能成功，你得先問這傢伙有沒有能力拉出一支隊伍。從布衣打到九五之尊的，中國歷史上就兩個人，一個是劉邦、一個是朱元璋。所以，無論喜不喜歡劉邦，都要承認這傢伙相當厲害。
但是，劉邦之後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漢家皇帝們也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就這個出身經歷，你能指望他們能鍛造出什麼雄才偉略。第二個是漢惠帝劉盈。劉盈勉強還算吃過民間的苦。但小時候受過的打擊太大，長大了又遭遇了虎媽呂后。所以，惠帝即便明君，也彰顯不出明君的作為。
第三個和第四個，就是漢文帝和漢景帝父子二人。這兩個皇帝開創了文景之治。但文景之治跟這兩個皇帝的關係大嗎？首先問一下皇帝能幹什麼？簡單說就三件事：搭班子、定戰略和帶隊伍。大漢朝堂，特別是西漢初年，班子根本就不用搭。因為劉邦早給定好了。
漢景帝準備封皇后的哥哥為侯，周亞夫立即跳出來反對。反對的依據拿就是高皇帝之約。
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
啥意思？天下的所有權，要歸老劉家；天下的治理權，要歸沛豐功臣。為什麼皇后的哥哥不能封侯？因為封侯關係甚大。
是不是有功而封侯，這是次要問題，主要問題是非侯不得為相。皇帝的大舅哥封侯了，這沒問題；但封侯的大舅哥卻具備了當丞相的資格，這才是問題。皇帝是國家領袖，丞相是政府領袖。皇帝的首要大事就是搭班子，而班子的核心就是丞相。所以，沛豐功臣不是不允許外戚富貴，而是不允許外戚染指相權。
所以，西漢初年的丞相，就一直從沛豐功臣裡出。呂后亂政，為什麼功臣們群起攻之？因為呂后任命自家人當丞相，這是壞了規矩。如果呂后一直任用沛豐功臣為相，跟大家一起共治天下，那麼皇帝姓劉還是性呂就沒啥關係了。
這是搭班子，明君也罷、昏君也好，漢初皇帝根本做不了主。但是，是不是可以說：文帝和景帝本來就是明君，所以他們才遵守高帝之約。皇帝的權力太大，所以想讓他們主動履約，根本就不可能。皇帝一定要任性，但漢初的皇帝卻任性不起來。
漢文帝非常喜歡賈誼，而且把賈誼當做股肱之臣來栽培。但賈誼的命運怎麼樣？先去長沙為傅、再去梁國為傅。賈誼為什麼不能留在朝堂？因為沛豐功臣不答應。第一次是灌嬰和周勃這兩個人不同意，所以賈誼被發配長沙。三年後，灌嬰去世、周勃免相，賈誼這才能回來。但是，文帝還是不敢輕易重用賈誼，繼續把賈誼派出朝廷。才子薄命，賈誼抑鬱不得志而一命嗚呼，沒有彰顯才華的機會了。
這就是沛豐功臣的力量，皇帝想用自己人，根本就不允許。
皇帝要搭班子，但班子根本就不用皇帝搭。接下來就是定戰略，而戰略也早定了。當時的主要戰略對象是匈奴，而劉邦給定下的戰略就是和親。對外和親匈奴，而對內呢？陸賈、蕭何、曹參這夥人也給定下了，主要是曹參，就是黃老無為而治。所以，一直到武帝朝，漢朝皇帝完全不用操心戰略的問題。大方向已經定了，明君也好、昏君也罷，只能搞具體微操。
那還有帶隊伍呢？就是皇帝這個領導與大臣們怎麼相處。這個問題也不用操心。皇帝可以隨便用人，但人必須得在沛豐功臣裡出。大家肯定不造反，但皇帝也不能太過分。
漢文帝的寵臣鄧通，這傢伙已經跟文帝好到穿一條褲子的程度。一次，文帝在召見丞相申屠嘉，鄧通就在文帝旁邊。但鄧通放飛自我了，狐假虎威，不向丞相行禮。估計鄧通沒把申屠嘉當盤菜。申屠嘉最初就是劉邦身邊的一個材官蹶張，即小隊長。但這傢伙命長，沛豐功臣一個一個的死，於是丞相就輪到他當了。文帝寵臣鄧通輕視了丞相申屠嘉，那後果就很嚴重。申屠嘉當場就翻臉，但這不算完。回到丞相府後，申屠嘉「檄召鄧通詣丞相府」。這是啥意思？丞相動了殺心，把鄧通叫過來就是要殺了鄧通。後來文帝也發了手令，才算救了鄧通一命。
這就是西漢的君臣關係，皇帝可以有寵臣，但寵臣不能太過分。
但是，到了武帝朝，一切都翻天了。
漢武帝這傢伙非要自己搭班子，在丞相主導的政府之外，又搞了一個內朝。內朝負責決策，外朝負責執行。武帝也不管祖宗家法，戰略也要自己定，對外積極戰爭、對內積極治理。沛豐功臣肯定擔當不了武帝朝的戰略，所以就要用自己人。於是，對外搞戰爭用外戚的小舅子們，衛青、霍去病和李廣利這些人；對內搞治理用自己的內朝才士們，張湯、公孫弘、東方朔和主父偃這些人。那沛豐功臣為什麼不反對？到武帝掌權的時候，大漢立國已經七十多年。這時候，老功臣早死差不多了；老功臣的子嗣們，也在養尊處優中墮落了。所以，這時候誰也攔不住漢武帝。
那漢武帝算是明君嗎？從結果上看，漢武帝開疆拓土了，所以算明君。但這個結果論有跳躍，就是忽略了當時大勢。漢武帝只能算乘勢之君，至於是否明君還應觀察他的具體作為。
武帝朝的軍事成就，在歷代王朝中都是數一數二的。比如取河南之地，鞏固北疆；取河西之地，隔絕胡羌、聯通西域；漢四郡，拓土遼東、朝鮮；還有取西南夷和兩越之地，拓土南疆。這些成就，只有到了大唐帝國才堪比肩。而武帝朝的治理手段，也為以後歷代王朝提供了經驗範本。比如內外朝制度，隋唐三省六部制的三省就是內朝發展出來的。而鹽鐵專營，則為歷代王朝提供了土地稅之外的重要財政來源，特別是鹽業專營一直持續到民國。
但漢武帝的成就也要看大勢。一個大勢是景帝朝基本搞定了諸侯王，內部穩固所以允許對外施力；一個是漢興七十餘年積蓄了大量人口和豐厚財富，手中有錢所以允許各種折騰；一個是匈奴雖然正值鼎盛，但開始走下坡路。頭曼單于、冒頓單于、老上單于、軍臣單于，再傳到伊稚斜單于，已經傳了五任單于。胡虜無百年之運的鐵律開始發揮作用，匈奴即將出現內部分裂。所以說，漢武帝是乘勢而為。正是因為存在有利於己的大勢利好，所以漢武帝才能開創史無前例的成就。
抓住機會、乘風破浪，也是明君。所以，即便有大勢，只看漢武帝的開創性作為，也要承認。當然也有不足，宋朝的士大夫官僚們肯定不同意漢武帝的種種折騰，而且確實折騰的國家疲敝。
武帝之後，要直接跳到漢宣帝。漢宣帝是個小號漢武帝。如果論搭班子、定戰略和帶隊伍，漢宣帝有過人之處。比如平定羌人之亂，雖然漢宣帝與名將趙充國有各種齟齬，卻一直重用這個名將。而羌人之亂在東漢搞戰爭就搞了六十多年，而西漢卻高效率地給平定了。所以，從結果上、從作為上，也得承認漢宣帝有明君的基礎。關鍵是這傢伙不糊塗，特別是他教訓當時的太子、後來的漢元帝：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神道設教，就是揣著明白裝糊塗，皇帝是天，你們老百姓都要聽皇帝的。而獨尊儒術呢？也是揣著明白裝糊塗，皇帝尊儒，你們這些知識精英也要聽皇帝的。所以，從揣著明白裝糊塗這點看，漢宣帝是真裝糊塗，但沒有真糊塗。他有漢武帝的智商，所以治國理政就不會由著儒家士大夫隨便搞。
但是，漢宣帝之後就完了。儒家意識形態從儒道設教變成了儒道國教，大家一起糊塗起來了。所以，宣帝以後的皇帝們在思想上被儒家綁架，在行動上也被豪族、外戚綁架。到這個時候，什麼明君、什麼昏君，全不好使。而且，儒道設教越來越重，直接搞出了王莽篡位和王莽改革。王莽改革就是一場儒家原教旨主義的經濟政治改革。而這個蠱卻是從漢武帝時候種下來的，到漢宣帝以後，長大成熟，到王莽之時開始反噬整個帝國。
你可以講故事，但故事是為了實踐存在的。等你真把自己也當成了故事裡的人，那就是故事的僭越。而結果只能杯具一盞。所以，漢元帝及其之後的皇帝，也就不多說了。有昏君，但只有昏君的種種荒唐事；有明君，但只有明君的種種搞僵化。
東漢跟西漢都應該算兩個朝代了。但有傳承，西漢後期的問題全都留給了東漢，主要是豪族問題。西漢後期沒能解決豪族，整個東漢也沒有解決豪族。漢桓帝和漢靈帝是昏君，但昏君也是結果論。豪族成了百姓與國家之間的厚障壁。這兩個皇帝即便再昏聵，但昏聵的威力也透不過厚障壁。大勢如此，爭論明君與昏君已經毫無意義。
最後總結一下：
漢朝的明君很多，直接想見的是西漢初期到宣帝朝的幾個，但這些所謂的明君，很多都是大勢的結果。
從劉邦搭好班子、定好戰略、確定隊伍之後，西漢的前70多年，基本沒變。這個盤子不變，西漢就不會出啥問題，有昏君也鬧不出大亂子。所以，大家就都算明君了。
漢武帝算是一個有爭議的明君，但也是一個乘勢而為的大有為之主。但沒有漢初70年的經濟積累和政治形勢，武帝朝不會有那麼大的成就。
漢宣帝算是繼承了漢武帝的衣缽，不僅彌補了武帝朝的狠辣彪悍，而且也做了積極的貢獻。所以，漢宣帝和漢武帝都算明君。
但宣帝以後就出現了儒道設教的問題。儒道設教不是不好，但過猶不及。西漢後期在思想上被儒家綁架、在行動上被豪族官僚綁架。所以，也就回到了漢初時代，明君和昏君都不會有什麼作為。
東漢應該跟西漢分著說，因為已經是兩個朝代。東漢繼承了西漢後期的所有問題，主要是豪族問題。所以，東漢的皇帝就甭想有什麼作為，明君和昏君也只是殊途同歸。
而在中原的各種大勢之外，還有一個草原的大勢。這個草原的大勢就是草原帝國匈奴在持續不斷的衰落。被漢武帝打得衰落是一個方面，但主要是草原陷入了混戰泥淖而不能自拔。
兩漢的匈奴、羌人以及鮮卑，完全無法跟唐以後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相提並論。所以，中央帝國或中原王朝甚至可以在很多時候直接忽略來自草原的壓力。但後世王朝卻沒有這麼幸運。
草原的這個大勢，也是兩漢明君更多一點兒的原因。壓力不緊迫、局勢不複雜，皇帝也就能夠更自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