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初到北京定居的臺灣電影導演謝雨辰(左一)和夫人、兒女在濟南大明湖泛舟觀賞大好風光。
新華社記者時盤棋 攝
▲2014年4月7日,謝雨辰在位於北京海澱區的家裡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實習生劉承佳 攝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李坤晟 實習生劉承佳
「叮鈴鈴,叮鈴鈴……」
2012年春節前的一天,72歲的謝雨辰在北京海澱區的家裡接到一個意料之外的電話。計劃元宵節攜全家回臺灣掃墓的謝雨辰按慣例通過大陸的旅行社辦理赴臺事宜,電話那頭卻自稱是一家他從未聯繫過的臺灣旅行社……
「請問是謝雨辰先生和張金鳳女士嗎?」
「是。」
「你們今年是要回臺灣嗎?」
「是,回去掃墓。」
「你們回大陸已經28年了誒。」
「你怎麼比我還清楚?」
「我曉得你1984年回大陸去的嘛!」
「那怎麼了?」
「這邊『移民署』讓我們問你。你們在臺灣的戶口一直沒有被註銷。現在追訴期已滿。如果你們一家願意恢復,隨時可以辦理。」
……
追訴期,早已遺忘的三個字。自從1984年帶著夫人和三個兒女回歸大陸,謝雨辰一直被臺灣當局通緝。即使近年兩岸聯繫日趨緊密,謝雨辰亦可回臺探親,但手續繁複。他從未留意過所謂追訴期。
聽著電話那頭的熟悉又陌生的鄉音,謝雨辰的思緒回到了1984年3月的香港。如張愛玲所說,對於中年以後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顧之間的事。半生浮沉,湧上心頭。
「我們都不回去了」
1984年3月12日,在臺北中正國際機場(2006年更名為桃園國際機場)的兩小時,是張金鳳這一生最漫長的兩小時。這一天,張金鳳和三個孩子結束日本旅程,對外公開的說法是赴港探望出差的丈夫謝雨辰,然後陪丈夫去泰國拍戲。
日本到香港,中途需回臺北轉機,候機時間兩小時。
孩子們用機場公用電話跟親友們聊著日本見聞,他們並不知道父母五年前做了一個可能給這個五口之家帶來滅頂之災的決定——回歸大陸。現在已到整個計劃的最關鍵一步……
以前在報紙上讀過犯罪嫌疑人已登機又被「請下去」的新聞,心虛的張金鳳既擔心親戚們在電話裡聽出端倪,又怕貿然掛掉孩子電話是畫蛇添足。一秒鐘,一分鐘,她只恨手錶上的指針轉得太慢。兒子謝天翔看出媽媽心事重重,但年幼的他實在沒工夫多想。
等到飛機順利起飛,緊張到渾身發疹的張金鳳咽下原本給兒子準備的暈車藥倒頭就睡。「兩個小時,就像過了20年。」30年後,2014年的春天,張金鳳在北京的家裡對本報記者說。
謝雨辰夫婦萌生回歸大陸的念頭是在1979年。在臺灣從事電影導演工作的謝雨辰,常去香港跑發行。1979年元旦,謝雨辰在一位香港朋友的汽車裡聽到全國人大發布的《告臺灣同胞書》的廣播。
震驚!振奮!
來大陸之前,謝雨辰從攝影師做到導演,共執導過30多部商業電影,還成立了自己的影視公司,月收入最高相當於當時十萬元人民幣。
但隨著當地電影行業快速發展,發現有利可圖的幫派勢力開始介入。明星被幫派控制的情形比比皆是。要請大牌演員出演電影,首先要疏通幫派關係,幫派還會主動派保鏢到現場「保護」演員,並讓劇組負擔保護費。被當作「搖錢樹」的演員在幫派的挾持下,一連接十幾部戲,根本不能安心藝術創作。臺灣電影行業日漸慘澹。
聽到廣播後,謝雨辰回到旅館立即讓妻子去街上買了一份《大公報》夾在雜誌裡帶回旅社。翻來覆去讀了數遍後,夫妻倆決心找一個合適的機會回歸大陸。
「我唯一擔心的是孩子們。我當時就給她一個任務,三個孩子一個不少地帶出來。」謝雨辰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今年74歲的謝雨辰個子不高,精瘦,白髮有些稀疏,可依然矍鑠。身穿一身黑色運動服的他與記者握手時,布滿皺紋的雙手非常有力。
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臺灣認為香港「政治環境複雜」,對前往香港的人士控制嚴厲。為了全家遷徙,從下定決心回歸到1984年成行,謝雨辰這段路總共走了五年零八十餘天,前後嘗試過3次。1984年3月12日,張金鳳帶著三個孩子,在香港啟德機場和等待多時的謝雨辰重逢。她記得那一天春雨綿綿。
幾日後,44歲的謝雨辰攜家人在香港紅磡火車站登上列車,駛上了新的人生旅途。在香港出關時,工作人員用廣東話嘟囔:「有無搞錯?單程。大陸很苦的。」火車到了深圳羅湖關口,邊防戰士上車交接,用「字正腔圓」的普通話詢問:「你辦的是單程,你們都不回去了嗎?」
「是的。我們都不回去了。」謝雨辰把這句憋在心頭多年的話說出了口。緊接著謝雨辰興奮地大叫起來,差點嚇壞了身邊的兒子。
光明的新世界
「我親愛的好爸爸,是您把我們引到一個光明、燦爛的新世界。」
1985年,在人大附小念五年級的小女兒謝伊雯在《北京晚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爸爸引我們走向光明》的文章。但八股意味濃重的小學生作文並不是成年人的真實感受。
「年齡最小的妹妹只要跟父母在一起就好。」大女兒謝伊華對本報記者坦承,當父親在香港宣布一家人將回歸大陸時,16歲的她就私下攛掇14歲的弟弟天翔「逃」回臺灣。
「有沒有搞錯?我的舞蹈課怎麼辦?大陸不是只要能當兵的男孩子,不要女孩子嗎?老師說,女孩子生出來都要捂死。」當時在臺北華崗藝校舞蹈班念書的謝伊華對父母的決定極為抗拒。
「大陸不是只吃草根樹皮嗎?小孩還不能跟父母住在一起,要住公社。」兒子天翔也在一旁幫腔。
謝雨辰買了幾本介紹大陸科技發展的畫冊給兒子看。「吃草皮樹根,能發射人造衛星嗎?臺灣還做不到呢。」但半信半疑的謝天翔直到火車過了羅湖關口,望見深圳的民居屋頂上全是電視天線,才真正放心。「跟臺灣一樣嘛。我想,有電視看,那就不會吃樹根了。」謝天翔對本報記者說。
大女兒謝伊華曾準備偷護照自己回臺灣,後來被小妹伊雯「告密」,方才作罷。父親向她保證,在大陸有舞蹈學校可以上。如果呆不慣,她可以回香港,甚至去日本。她才決定跟一家人同行。
要兒女們一千個放心,但大陸究竟怎麼樣,謝雨辰沒有十足把握。26歲時,一位父親擔任宋美齡警衛的至交好友偷偷告訴他,大陸試爆原子彈成功,讓他感到海峽彼岸的強大。但臺灣當局多年的「恐共」教育,和從香港獲得的一些信息,讓他做好了「大陸經濟發展不如臺灣,回去要吃苦」的思想準備。回大陸前,他提出條件:有電影拍,有房子住,孩子們有學上。大陸方面一一應允。
飛機從廣州出發,在首都機場著陸,謝雨辰立時感到了祖國的誠意和熱情。飛機剛落,機艙裡就湧進來一批接機人員,謝雨辰聽到他們友善地說:「歡迎你回來!萬一住不慣,我們也歡送。」
他同時親睹了故土的落後。彼時的首都機場大廳,四四方方,空空洞洞,冷冷清清,頭上的日光燈照不到大廳所有角落。空曠的大廳裡稀稀拉拉十幾個人。不說香港、臺北,就是比起他常去取景的泰國、越南的機場也大大不如。
孩子們對陌生環境適應得更慢。沒有肯德基、沒有711便利店、沒有NIKE鞋,還有要學習的簡體字。還沒落實住房的時候,一家人被安排住賓館。一天早上,張金鳳看見兒子蹲在窗戶邊。一宿沒睡的兒子對她說:「北京竟然有馬車耶。昨晚樓下一共過去19輛。」張金鳳知道那其實是騾子。
生活的困難總能克服。隨著住房和孩子們上學問題的解決,一家人的生活逐漸步入了正軌。4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消息,稱「臺灣著名電影導演謝雨辰一家到北京定居」。5月7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楊靜仁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宴請謝雨辰一家,參加的還有統戰部顧問平傑三、文化部部長朱穆之、顧問司徒慧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