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英國公投脫歐，既是其「例外主義」歐洲觀和歐盟多重危機共同推動的結果，也是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帶來的社會分化，以及一體化市場與社會政策國家化矛盾的體現。脫歐撕裂了英國政治和社會，對歐洲一體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擊，不僅削弱了歐盟的軟硬實力，也改變了內部的力量平衡，將對一體化的方向和路徑產生深遠影響，歐盟將被迫進行方向性選擇和改革。與此同時，英國作為歐盟中具有重要影響力和與美國有特殊關係的大國，脫歐還將對大西洋關係和歐俄關係產生作用，從而影響國際格局。
〔關 鍵 詞〕英國、脫歐、歐盟、英歐關係、大西洋關係
〔作者簡介〕金玲，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圖分類號〕D856.12
在6月23日舉行的全民公投中，英國民眾以51.9%的比率，選擇脫離歐盟。結果出人意料，但並非不可理解。英國公投脫歐是一系列歷史和現實複雜因素共同推動的結果，既有英國在歐盟發展問題上根深蒂固的「例外主義」歐洲觀，也有歐盟在一系列危機背景下民主合法性危機加劇、功能合法性缺失的推動作用。公投之後，英國內政、英歐關係以及歐盟未來如何發展，充滿不確定性。無論事態走向最終如何，這場公投都註定會成為歐洲一體化和國際政治歷史上的轉折性事件，其影響將遠超過英國和歐盟自身，對國際格局轉型產生作用。
一、「例外主義」歐洲觀與歐盟多重危機
儘管公投前幾乎所有分析都認為英國民眾能夠權衡利弊，作出留在歐盟的決定，但結果表明，在理性考量之外，深層次歷史和文化因素、民眾面對歐盟多重危機引發的不安全感等，同樣左右了民眾的選擇行為。
（一）「例外主義」歐洲觀是英國脫歐深層次歷史和文化根源
與歐洲大陸國家相比，英國受「例外主義」歐洲觀的影響，有更為深刻的疑歐傳統。「例外主義」的歐洲觀不僅源於其孤懸歐洲大陸之外的「島國特性」，某種程度上也來自其「帝國情結」，還與其從1815年到1973年形成的「外者」（outsider）身份相關，[1]主要體現在經濟政策中的自由主義傳統、獨特議會民主引發的主權至上觀念、獨立國際角色的行動自由等方面。[2]上述觀念一直貫穿於英國與歐盟的歷史關係之中。邱吉爾反對英國加入「聯邦化」歐洲時，曾將英歐關係定位為「英國與歐洲的關係，而不是屬於歐洲」。1971年英國議會圍繞是否加入歐洲共同體展開的大辯論的核心命題，和1988年柴契爾夫人在布魯日的演講，都與今天「留歐」和「脫歐」兩派辯論的話語體系一脈相承，核心皆是英國「例外主義」的歐洲觀。
在英國加入歐共體前的議會大辯論中，反對者提出三個核心論點。一是反對共同體農業保護政策所導致的農產品價格畸高和英國為此承受的巨額負擔，力倡自由主義的經濟傳統，保障在世界市場低價購買農產品的權利。二是保護英國獨特的國際角色，免受歐共體約束。對於疑歐主義者，加入歐共體並不意味著英國國際視野的擴展，而是收縮；英國應獨立培育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而不是加入歐共體，受其約束。三是避免英國自治的能力面臨風險，也即損害英國主權。最具代表性的反對論調是「加入共同體後，英國議會無論何時、就何種問題作出決策，都需要部長理事會，或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的批准……我們應能夠保證我們的決議不受英國之外任何機構的影響」。[3]
柴契爾夫人在布魯日的演講亦是以突出英國在歐洲的特殊性為核心，與1971年英國議會辯論的主要觀點一脈相承。在英國與歐洲的關係上，她強調英國與歐洲文化的傳承和聯繫，但重點是突出其獨特性，指出：「幾個世紀以來，我們為避免歐洲大陸陷入單一力量主導而鬥爭」，凸顯其作為「歐洲外者」發揮平衡作用的角色定位。在歐洲一體化的根本原則上，她表示：「獨立主權國家的意願和積極合作是建立成功共同體的最好方式……緊密的合作不需要將權力集中到布魯塞爾或由其任命的機構。」「國家控制的經濟只會帶來低增長，歐洲不應是保護主義的，」[4]突出主權國家合作的政府間原則、務實原則和經濟自由主義原則，明確反對聯邦化的歐洲。
英國「例外主義」歐洲觀並沒有隨其「歐洲化」進程而逐漸衰微，其在歐盟內的定位依舊是「一體化中的外者」（outsider as insider）[5]，在歐盟範圍內推動其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理念，領導單一市場建設；在與主權密切相關的政策領域，如貨幣政策、申根體系等問題上「選擇性」退出。債務危機爆發後，歐元區為加強經濟治理將更多權能轉向布魯塞爾，源於「例外主義」的疑歐情緒在英國國內急劇上升，歐洲議題在英國內政治中佔據主導地位，並隨著公投進入政治議程而愈加成為最具分裂性的問題。脫歐派積極宣傳從布魯塞爾收回英國的控制權，尤其是控制邊境的權力，減少移民，並表示獨立於歐盟之外的英國擁有更多發展與新興國家經貿關係的廣泛空間。
（二）歐盟合法性危機的疊加效應
自1973年加入歐洲共同體以來，儘管英國一直作為歐盟中的「例外」，但長期未在政府高層公開討論脫歐選項。隨著債務危機推動歐盟不斷採取加強經濟治理的政策，英國「例外主義」歐洲觀與歐盟發展進程的矛盾日益尖銳，2010年英國政府首次在最高級別上公開辯論脫歐選項的可能性，從此開啟英國脫歐進程。英國脫歐辯論與歐盟民主合法性和功能合法性危機相互交織，最終導致了脫歐結果的出現。
在應對債務危機過程中，歐盟機構獲得了對成員國經濟政策前所未有的幹預權能，日益涉入成員國的政治決策。成員國民主政治與歐盟權能之間的不對稱性增加，歐盟民主合法性赤字加劇，是觸發英國脫歐進程的重要因素。例如，歐盟加強經濟治理的一攬子方案生效後，歐盟委員會在傳統上屬於成員國權能的政策領域內擁有監督和評估職能，有權對違規國家實施制裁；「歐洲學期」（European Semester）制度，推動成員國財政政策更加緊密的協調，賦予了歐盟委員會在成員國預算中的建議和監督作用。上述權能轉移都與英國「例外主義」歐洲觀中的議會民主觀念衝突。也因此，卡梅倫在2013年針對英國與歐洲問題的演講中強調「不存在『歐洲民眾』（European Demos），成員國議會是歐盟民主合法性和責任性的最終來源」。[6]他指出債務危機是改革歐盟與英國關係的最佳機遇，表示：「我們應該利用機會重塑與歐盟的關係，以滿足我們在自由貿易、開放市場以及合作方面的利益。我認為那意味著更少的歐洲、更少的成本、更少的官僚主義以及更少的規範。」[7]
面對多重危機，歐盟應對不力，功能合法性危機凸顯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歐盟的合法性更多來自其功能性作用，也即民眾認為其是滿足公共需求最合適的機構，能夠提供有效的服務和附加值。功能合法性是歐盟長期以來「寬容共識」的支柱。[8]但近年來，歐盟在應對債務危機和難民危機問題上的不力，已嚴重損害了其功能合法性基礎。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民意調查結果，恰是在經濟和難民問題上，民意表現出對歐盟最不認同的立場。難民問題上，98%的希臘人、88%的瑞典人以及77%的義大利人都表示不同意歐盟的方式，認同最高的國家荷蘭也僅有31%的比例支持歐盟方案。經濟議題上，僅有6%的希臘人、22%的義大利人、27%的法國人對歐盟應對經濟問題的措施持贊成態度。這些數據都表明了民眾認為歐盟在應對與民眾切身利益相關問題上的失敗。[9]英國民眾對留在歐盟的支持率急劇下滑與難民和移民危機的惡化趨勢一致，2015年6—10月，英國民眾對留歐的支持率從61%下降到52%，凸顯了歐盟功能合法性危機。
（三）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社會分化
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社會不平等和社會分化，是英國脫歐更為深刻的經濟和社會根源。全球化與一體化背景下金融、貿易和勞動力、資本的自由流動，在帶來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整體提高的同時，也加劇了經濟和社會不公平。全球化成果在不同階層中並非平均分配。技術革新和金融資本流動，會更有利於精英階層以及適應市場的年輕人，而將那些依賴社會再分配機制的老年群體置於不利的地位，這就需要強化國家在社會分配中的作用，實現社會公平。但是「現代國家被世界市場和本土社會撕裂，幹預社會分配的能力下降」。[10]經濟和國家化社會之間的裂痕已使世界各地反精英、反建制的極端主義政黨興起，它們鼓吹民粹主義，呼籲重回孤立的民族國家狀態。
英國同樣面臨嚴重的社會分化，其最富裕的20%人口和最貧困的20%人群之間的財富差距是歐盟中最嚴重的三個國家之一。[11]近年來，為了應對債務危機，卡梅倫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政策舉措，包括削減社會福利和調整稅收政策，被認為惡化了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平等現狀，是加速的「柴契爾主義」，英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速度比20世紀80年代還快。英國經濟學家的研究結果表明，到2015年，英國最貧困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了12%，而次富裕家庭的收入僅下降3%。[12]英國的社會分化為極端政黨動員民粹主義提供了空間。在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疑歐的英國獨立黨獲得了超過20%的選票。此次公投，疑歐和脫歐力量正是抓住了民眾在一體化面前的不安全感，承諾控制邊境、減少移民、保護英國民眾的就業機會，爭取支持。
英國留歐和脫歐的選票分布，清晰反映了一體化背景下的經濟和社會分化。年輕選民更多選擇留歐，55歲以上的老年選民多選擇脫歐；經濟發達地區，如蘇格蘭和倫敦地區選擇留歐的支持率更高；教育和專業程度更高的人群選擇留歐；不擁有護照、收入越低的群體，選擇脫歐的比例越高。支持脫歐的民眾傾向於認為英國經濟處於停滯狀態，移民的進入搶奪了他們的工作機遇。
二、英國脫歐的多重影響
英國脫歐是國際政治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對英國、歐盟以及國際政治格局等方面具有多重影響。短期內，英國脫歐已觸發了英國內政治變更，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劇烈波動，增加了世界經濟復甦的不確定性。但是，英國脫歐的衝擊效應是長期的，尤其對歐盟未來一體化發展，以及對國際政治格局走向的影響，將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顯現。
（一）政治和社會的分裂，英國政府面臨兩難
公投結果對英國的影響最為直接，其不僅為英國經濟帶來一段時間的不確定性，也會加劇國內政治的碎片化。公投所凸顯的經濟、社會和地區之間的分裂不僅需要長時間去彌合，甚至可能影響英國作為主權國家的完整性。
英國經濟將面臨較長時間的不確定性。除了市場短期避險行為誘發的金融市場動蕩、英鎊貶值以及政治危機導致的投資者信心下降等不利因素之外，英國經濟還將面臨較長期的不確定性。未來兩至三年時間，英歐關係安排難以明朗，是英國經濟不確定性的主要原因。英國經濟與歐盟統一大市場深度融合，歐盟市場佔英國服務業出口的40%，2014年歐盟其他27國佔英國市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50%，倫敦城是歐盟金融服務業單一市場的主要獲益者。[13]不同的關係安排，不僅影響英歐之間的貿易，也會影響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投資者信心不足，大量撤資，會誘發英鎊繼續走軟，利率提升，經濟有陷入衰退風險。公投之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發出警告，表示脫歐會使英國經濟陷入衰退。《經濟學人》最新報告表示，英國經濟的復甦進程會停止，並將其2017年的增長預期從此前的1.8%下調至-1%。[14]
引發英國政黨政治碎片化。公投脫歐後，主流政黨內部矛盾加劇，極端右翼的英國獨立黨是最大的受益者。卡梅倫上臺之初就採取了對歐盟強硬的立場，2010年為了兌現競選承諾，推動了「公投鎖定」（Referendum Lock）立法，規定向歐盟轉移任何重要權能，都需通過英國公投。此後，隨著黨內疑歐壓力的增加，為了彌合分歧，阻擊獨立黨，卡梅倫一直對歐盟採取批評立場，迎合疑歐派，甚至曾經表示：「在歐盟外更好」，導致其在公投動員中強調脫歐負面影響的說辭缺乏說服力。[15]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疑歐派的勝出是英國獨立黨的勝利，保守黨卻自此陷入更嚴重的分裂。與保守黨相比，脫歐公投更進一步惡化了工黨的形象。近年來，工黨身份危機日益加劇，內部不同派系爭權奪利，與民眾期待漸行漸遠，公投進一步加深了內部矛盾的鴻溝。工黨領袖科爾賓被指責留歐動員不力，結果一出，12名影子內閣大臣宣布辭職，工黨陷入癱瘓。工黨的分裂和癱瘓將引發選民的進一步疏離，為極端政黨和民族主義政黨的發展提供更大空間。
國家分裂風險上升，社會裂痕難以彌合。公投不僅揭示了英國內部的地區衝突，凸顯了階層和代際矛盾，甚至有人將公投描述為精英與草根的對決。儘管英國政府承諾在此後的談判中將同樣考慮留歐派的關切，但萬事難全，歐洲問題將繼續考驗英國的統一和團結。國內的地區分離主義問題將再次提上政治議程，國家統一面臨挑戰。公投中，蘇格蘭地區以壓倒性優勢支持留歐，結果一出，蘇格蘭首席大臣斯特金便表示蘇格蘭第二次獨立公投有很大可能，應在英國正式脫離歐盟之前舉行。[16]蘇格蘭議會已於6月28日通過了《有關公投對蘇格蘭影響》的動議，尋求其留在歐盟的可能性，如果最終不能實現留歐，蘇格蘭勢必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鑑於北愛爾蘭公投支持留歐以及英國脫歐帶來的北愛和平進程框架的改變，北愛問題也存在重燃的可能性。彌合在公投中暴露無遺的階層和代際矛盾同樣會使新政府面臨困境。有人將公投稱作「年輕一代的命運被上一代人主宰」，並質疑公投的合法性，如何在未來的談判中既滿足年輕一代對自由流動大市場的支持，又安撫保守的年老一代對移民的恐懼，英國政府面臨兩難。
（二）歐洲一體化面臨方向性選擇
英國脫歐是一體化進程中的歷史性事件，將對一體化的路徑和前途產生深遠影響。它嚴重削弱了歐盟的軟硬實力，激發歐盟範圍內疑歐政黨的反彈，改變內部的立場平衡並加劇歐盟發展的方向之爭。未來，歐盟如果不能在危機下尋找到有效路徑，務實尋求一體化的推進，其發展將根本喪失動力。
英國脫歐將嚴重削弱歐盟的國際實力和影響力。英國雖然並非聯盟的創始國，也自始至終對聯盟若即若離，但作為歐盟中最具影響力的三大國之一，在歐盟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英國退出，是一體化有史以來第一次有國家退出聯盟，除了表明一體化並非不可逆之外，也暴露了一體化模式中的深層次問題，加劇了歐盟「多重危機」的國際形象，軟實力受到嚴重侵蝕。英國是歐盟中最具影響力的三大國之一，經濟佔歐盟經濟總量的15%，人口佔12.5%，是歐盟範圍內投資存量最大的國家，是歐盟預算的第二大出資國，是單一市場的重要推動力量。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與美國有著特殊關係的北約成員國，英國是歐盟安全與防務政策的主要推動力量，對於歐盟的安全和全球影響具有重要意義，其退出直接損害歐盟硬實力。
歐盟範圍內的疑歐勢力和極端力量將進一步上升。極端政黨挑戰歐洲基本共識，普遍疑歐，希望關閉邊境、控制移民數量、保護貿易、通過直接民主還權於民，推動歐盟重回主權國家秩序。英國脫歐派的勝利，鼓舞了歐盟範圍內的疑歐勢力和極端力量。在脫歐公投結果宣布幾小時後，法國的國民陣線、荷蘭的自由黨、德國的選擇黨、義大利的北方聯盟、奧地利的自由黨都呼籲在本國進行類似的公投。極端左翼或右翼政黨目前在歐盟25國共擁有1329個議會席位，在其中的8國參與執政，公投是它們迫使主流政黨採納其政治立場的利器。[17]
歐盟內部力量失衡加劇。英國一直作為歐盟範圍內重要的平衡器存在，平衡以法國為代表的南部歐洲國家在經濟政策上的保護主義傾向，平衡其他成員國對德國日益「主導」作用的擔憂，與法國合作共同推進歐盟安全和防務政策。英國出走後，德國的影響力將進一步上升，歐盟範圍內會再次出現對德國主導情緒的擔憂。脫歐後，德國總理默克爾和外長施泰因邁爾分別在柏林召集大國協調會議，已引發其他成員國的不滿。此外，沒有英國的歐盟，倡導經濟自由主義的力量受到削弱，歐盟是否會日趨保守也有待觀察。
歐盟內關於未來方向的辯論會愈加激烈，能否尋求共識至關重要。近年來，歐盟連遭危機，不斷暴露其體制性缺陷。債務危機推動了歐盟以「政府間方式」增加其超國家屬性，難民危機凸顯申根體系的局限性。目前，歐盟層面希望進一步一體化應對危機，但明顯缺乏民意支持。德國財長朔伊布勒表示：「應對英國脫歐，我們不能簡單以進一步一體化作為回應」。[18]成員國對一體化路徑也缺乏共識，法國主張歐元區國家朝進一步聯邦化的方向發展，德國則似乎更青睞政府間主義手段，中東歐國家傾向從歐盟收回權能。目前，歐盟範圍內最大共識可能就是歐盟需要改革，但無法明確改革的方向。
（三）對國際格局的影響
與對英國內政和歐盟的衝擊相比，英國脫歐對國際格局的影響將是長期的，其效應取決於一系列未定因素，尤其是英國內政發展、歐盟一體化的選擇以及雙方關係的走向。但無論如何，基於英美特殊關係、歐盟獨特的國際角色以及英國在歐盟中的獨特作用，英國脫歐將不可避免具有格局性影響。
觸發美國對英國和歐洲政策的調整。英國是歐盟內最堅定、最具有影響力的大西洋主義國家，在貿易自由與安全政策等多個美國核心關切的領域內，推動歐盟立場與美接近。英國在歐盟中的獨特作用，是美國歷屆政府推動英國融入一體化的重要考量，「英國留在歐盟讓美國對強大的大西洋聯盟更有信心，也是二戰以後確立的國際格局基礎的組成部分」。[19]英國脫歐後，失去了對歐盟事務的一切決策權，包括自由貿易協定、安全合作以及擴大政策等，會改變美國對其國際地位的認知。1962年，擔任過美國國務卿的艾奇遜曾對置身歐共體之外的英國作出如下評價：「英國試圖在歐洲之外通過特殊的大西洋關係以及沒有政治結構、缺乏團結和力量的大英國協發揮獨立作用的做法已經失靈。」[20]脫歐後的英國對美全球戰略意義顯著下降，美國將不得不把對歐政策重心轉向德國，大西洋關係的走向將主要取決於德國領導下的歐盟如何發展。未來，兩大問題考驗大西洋關係走向：一是沒有英國的歐盟能否繼續與美國達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二是法德能否推動歐洲安全合作並朝著美國希望的方向發展。
歐俄關係緩和可能加速。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歐俄關係陷入僵局，處於制裁與反制裁過程中。英國一直是歐盟內對俄立場最強硬的國家之一，主張追隨美國步伐，加大對俄制裁力度。英國脫歐，歐盟雖不會立即解除對俄制裁，但整體來看，歐盟中對俄立場溫和的力量將顯著上升。當前，歐俄關係具備緩和的契機。此前，法國外長已表示需在歐盟範圍內重新討論對俄制裁，自動延期不令人滿意；德國的立場也有所鬆動，不再堅持將完全實施《明斯克協議》作為解除制裁的前提，認為隨著和平進程的推進，制裁應逐步取消。
歐盟改革和對外政策本身也會對國際格局產生影響。作為多極化國際格局中的一極，歐盟主張多邊主義，在國際貿易、氣候變化、發展援助等諸多領域內發揮重要的規範性作用，是當今國際格局轉型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英國退歐使歐盟實力受損，本已嚴重製約其外交手段和能力；加之未來兩年英國與歐盟處在充滿不確定性的過渡期內，雙方的脫歐談判和自身改革會佔據歐盟大量外交資源，其對外行動能力會進一步受限。未來，歐盟是更加團結還是更加鬆散,是更加封閉還是更加開放,都會作用於其國際行為方式，影響國際格局的走向。
三、英歐未來關係安排及走向
英國脫歐談判何時啟動尚無時間表，英國與歐盟圍繞談判程序亦會展開博弈，雙方關係面臨較長時間的不確定性。儘管歐盟方面施壓英國，希望早日啟動談判，但根據《歐洲聯盟條約》第50條的規定，啟動談判的主動權在擬退出的成員國手中。公投脫歐後，卡梅倫宣布辭職，並表示與歐盟的談判將由新政府舉行。但是，英國執政的保守黨內並無一致意見，德蕾莎·梅伊表示年內不會正式啟動談判。正式談判啟動後，條約規定的談判期限為兩年，如果兩年內無法達成協議，英國將自動退出歐盟，除非歐洲理事會與該成員國達成協議，一致決定延長該期限。此外，雙方將圍繞談判程序展開博弈。英國希望將脫歐談判與未來雙方關係框架的談判綁定，但遭到歐盟方面的拒絕。歐盟主張先進行「脫歐」談判，然後再以整體的身份與英國談判未來的關係框架，既為了避免將二者綁定，導致談判的無限延展，也避免英國利用其尚未脫歐的成員國地位，幹預歐盟決策和提高要價。
由於成員國對英歐未來關係立場各異，談判需要平衡各方力量。德國作為歐盟中最具領導力，但又與英國在經濟政策中擁有共同主張的國家，其對英歐關係有兩大目標：一是避免脫歐的傳染效應，維護一體化的成果；二是在未來的關係框架中繼續保持歐盟與英國之間緊密的經貿合作。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默克爾在堅持英國如果希望繼續擁有統一大市場，就必須接受勞動力自由流動規則的同時，呼籲歐盟夥伴不要感情用事，推動與英國維持緊密的夥伴關係。而法國與義大利立場接近，雖然與英國也存在密切的經貿聯繫，但鑑於國內疑歐情緒嚴重，極端右翼影響力上升，與英國在經濟政策理念上存在差異，立場強硬，難以接受賦予英國更多的例外。西班牙在英國的直接投資量大，並在金融領域有密切合作，希望繼續保持與英國密切的一體化，偏好與英國關係的「挪威模式」，但很難在涉及歐盟原則的問題上支持英國。[21]
因此，英歐未來關係安排取決於各方力量的談判和妥協。總體看來，未來雙方關係的選項有「瑞士模式」、「挪威模式」和歐盟—加拿大自貿協定關係模式。「瑞士模式」即通過與歐盟籤署鬆散的雙邊協定，擁有統一的大市場，但不需要接受一體化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人員的自由流動，與此同時還可以降低對歐盟預算的貢獻份額，這是最有利於英國的模式。但是，「瑞士模式」的可能性最低，因為與歐盟多數國家的主張相悖。「挪威模式」將使英國得以享受歐盟單一市場待遇，但對歐盟規則沒有投票權，還需承擔歐盟預算，接受勞動力自由流動，這是負面影響相對較小、歐盟方面亦可接受的模式，但英國方面妥協的空間有限。「加拿大模式」可能是雙方在關鍵原則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時，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對於雙方是雙輸的結果，不僅談判時間長，且非關稅壁壘、金融服務業以及政府採購等問題都不會完全納入協定。
四、餘論
英國脫歐作為牽動國際政治的大事件，中國難以置身事外，不受影響。公投結果一出，中國金融市場陷入震蕩，人民幣下行壓力上升。中歐關係、中英關係聯繫緊密，未來中國也將面臨英國脫歐的長期影響。
英國脫歐對於中英關係或許是雙刃劍。一個歐盟之外的英國，勢必更加重視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關係。在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中，脫離了歐盟制度規範的羈絆，英國在有關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以及未來雙邊自貿協定安排等問題上，亦可能採取更加創新的政策方法。當然，中國亦不能忽視英國內政演變的另外一種可能，即可能朝著分裂、保守的方向發展，國際戰略地位會顯著下降。當前英國內民粹主義力量上升，可能導致國內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情緒泛起，影響中英關係「黃金時代」大局。此外，還需要考慮獨立於歐盟之外的英國，如果愈加依賴美國，不能在中國的核心關切問題上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將會對中英關係提出重大考驗。
對於一個發展方向未定的歐盟，中國既有樂觀的理由，也不乏悲觀的擔憂。英國脫歐的積極效應可從兩個方面觀察：一方面，英國脫歐或能夠倒逼歐盟進行改革，找到適合各方利益的不同的一體化路徑，採取更加務實的手段推進一體化，重新贏回民眾的支持；另一方面，英國脫歐後經濟衰退的風險和政治亂象，或在一定程度上從反面證明歐盟的附加值，讓理性主義重新回到對歐盟價值的審視過程中。英國公投後，西班牙主流政黨人民黨獲得比此前更多的支持，以及丹麥民眾對歐盟支持率不降反升，似乎在證明上述論斷，但其效應能否持久尚不得知。
歐盟是中國的全面戰略夥伴，雙方在全球治理，包括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全球發展合作、氣候變化等諸多領域擁有共同利益。英國脫歐使本已危機重重、內部利益嚴重分化、法德核心驅動不足的歐盟，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和艱難的方向性選擇。無論歐盟如何選擇，中歐關係都將不可避免受到影響。一個開放、能夠繼續在國際舞臺上發揮獨立和獨特作用的歐盟符合中方的利益；反之，一個鬆散、封閉、依賴美國的歐盟則會給中歐關係帶來不確定性。
【完稿日期：2016-7-1】
【責任編輯：吳劭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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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 Piers Ludlow, 「Safeguarding British Identity or Betraying it? The Role of British 『Tradition』 in the Parliamentary Great Debate on EC Membership, October 1971,」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53, Issue 1, pp.23-24.文中沒有直接將這種英國「傳統」概括為「例外主義」歐洲觀，但1971年議會大辯論的核心內容表明了「例外主義」歐洲觀的內涵。
[3] N. Piers Ludlow, 「Safeguarding British Identity or Betraying It? The Role of British 『Tradition』 in the Parliamentary Great Debate on EC Membership, October 1971,」 p.27.
[4] Margaret Thatcher, 「Speech to the College of Europe,」 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 September 20, 1988, http://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7332.（上網時間：2016年6月29日）柴契爾夫人的布魯日演講被普遍認為是疑歐主義的奠基性演講。
[5] Oliver Daddow, 「Interpreting the Outsider Tradition in British European Policy Speeches from Thatcher to Cameron,」 p.74.
[6] 「David Cameron’s EU Speech,」 The Guardian, January 23, 2013,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3/jan/23/david-cameron-eu-speech-referendum.（上網時間：2016年6月29日）
[7] 「Cameron Promises 『to Reshape Britain’s EU Membership』,」 Euractive, October 1, 2012, http://www.euractiv.com/section/uk-europe/news/cameron-promises-to-reshape-britain-s-eu-membership.（上網時間：2016年6月29日）
[8] Svetlozar A. Andreev, 「The EU 『Crisis of Legitimacy』 Revisited: Concepts, Causes, and Possible Consequences for the European Politics and Citizens,」 Political Perspectives, ERPU, Issue 2, 2007, http://www.politicalperspectives.org.uk/wp-content/uploads/2010/08/EPRU-2007-S1-07.pdf.（上網時間：2016年6月29日）
[9] 「Euroscepticism: The EU’s New Normal,」 Euobserver, June 9, 2016, https://euobserver.com/opinion/133747.（上網時間：2016年6月29日）
[10] 筆者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周弘就英國脫歐的訪談，2016年6月28日。
[11] Ireneusz Jaźwiński, 「Income Disparities and Pover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in Beyond Globalisation: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Globalisation in the Regional Context (conference proceedings), 2010, http://conference.osu.eu/globalization/publ/14-jazwinski.pdf.（上網時間：2016年6月29日）
[12] 「UK Inequality Rising More Quickly than under Thatcher,」 RT, July 21, 2013, https://www.rt.com/news/uk-inequality-growth-thatcher-382.（上網時間：2016年6月29日）
[13]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eaving EU,」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CER) Report, April 2016, pp.22-24, http://www.cer.org.uk/sites/default/files/smc2016_26april2016.pdf. （上網時間：2016年6月29日）
[14] 「Referendum Result Will Stop Its Economy in Its Track,」 The Economist, June 29, 2016, http://country.eiu.com/article.aspx?articleid=1054365689&Country=United%20Kingdom&topic=Economy&subtopic=Forecast&subsubtopic=Economic+growth.（上網時間：2016年6月30日）
[15] Charles Grant, 「How Leave Outgunned Remain: The Battle of Five Ms,」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June 25, 2016, https://www.cer.org.uk/insights/how-leave-outgunned-remain-battle-five-ms.（上網時間：2016年6月29日）
[16] 「Nicola Sturgeon: New Scotland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Highly Likely』,」 Newsmax, June 24, 2016, http://www.newsmax.com/Headline/Nicola-Sturgeon-Scotland-Independence/2016/06/24/id/735428.（上網時間：2016年6月29日）
[17] Susi Dennison, 「Brexit and Europe’s New Insurgent Parties,」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24, 2016, http://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brexit_and_europes_new_insurgent_parties_7054.（上網時間：2016年6月29日）
[18] 「Which Way Forward? Europe Divided on Post-Brexit Path,」 Euractive, June 21, 2016, http://www.euractiv.com/section/future-eu/news/which-way-forward-europe-divided-on-post-brexit-path.（上網時間：2016年6月29日）
[19] Tim Oliver and Michael John Williams, 「Special Relationships in Flux: Brexit and the Future of the US–EU and US–UK Relationships,」 Chatham House, May 6, 2016,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publications/ia/inta92-3-03-oliver%20and%20williams.pdf.（上網時間：2016年6月29日）
[20] Dean Acheson, 「Our Atlantic allianc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ands,」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December 5, 1962, Quoted from 「Special Relationships in Flux: Brexit and the Future of the US–EU and US–UK Relationships」.
[21] 「Probable EU-UK Relationship after Brexit: Perspectives of Germany, France, Italy, Spain and Poland,」 The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ISM) Report, http://www.pism.pl/Publications/PISM_Report/Propable_EU-UK_Relationship_after_Brexit.（上網時間：2016年6月29日）
UK Leaving EU: Background, Impacts and Way Forward
Jin Ling
The United Kingdom's choice of leaving the European Union (EU) in the referendum on June 23, 2016, is the combined result of its deep-rooted exceptionalism view on Europe, the EU’s worsening legitimacy deficit, and the serious contradiction between globalized market and socially divided nation-state, which is demonstrated in the increasing social disparity accompanying 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UK’s leaving from the EU, or Brexit, will not only tear British society and politics apart, and deal an unprecedented blow on the EU’s integration project, but will also have a long-term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ince it profoundly changes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dynamics. The ensuing changes in the EU’s internal structure will also definitely influence the EU’s role o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s well as the transatlantic and EU-Russia interactions. These multi-level significant impacts will collectively necessitate a fundamental reform of the U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