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位高考高分考生引起公眾的熱議。一位是江蘇省的「文科狀元」——白同學，雖然她的語、數、英三科成績全省第一，但選修科目歷史是B+，按照規則，不能被清華、北大等高校錄取，最終她接受了香港大學遞來的橄欖枝，並選擇了熱門的金融學專業；另一位是湖南的「留守女孩」——鍾同學，由於受到「敦煌的女兒」樊錦詩先生的激勵，她選擇了北大考古學專業。
作為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抉擇，高考志願無疑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和左右。鍾同學的選擇似乎更加純粹。在理想主義稀缺的當下，鍾同學的選擇值得我們尊重。
許多人為鍾同學不值，言下之意是選擇考古學既沒「前途」，也沒「錢途」。社會對鍾同學專業選擇的熱議，甚至成為一個話題，最尷尬的其實是考古學本身。從公眾的討論看，有的人認為考古就是挖墓，有的人認為考古就是鑑寶，有的人將考古等同於研究恐龍等古生物，不一而足。
出於公眾對考古學的誤解，越來越多的考古工作者投身於「公眾考古」，立志於向公眾普及考古。在這裡，我只能簡要說幾點：考古自然不等同於挖墓，更不是「合法的盜墓」，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對象包括墓葬，但不局限於墓葬；考古學的目標是研究、保護文物，探索古代社會，與盜墓天然對立；考古發掘的很大一部分，是為保護因基建、盜墓而被破壞的古代遺存而開展的（即搶救性發掘）。此外也有一些為配合某研究課題而開展的主動發掘；考古與文物鑑定不是一回事，出於「瓜田李下」的顧慮，考古學界其實是有不得私藏文物的行規的；有些人常說中國人熱衷於挖墓，西方人熱衷於探索星空，這並不公允。考古學實際上是西方傳入的學科。中國考古學之所以成就巨大，在於豐厚的歷史積澱。我們回望歷史的同時也仰望星空，二者並不矛盾；考古學與古生物學不是一回事，不過的確有一定交集；現在的考古學已經脫離歷史學成為一級學科。它有自身的特性，與歷史學、人類學、藝術史、地質學、古生物學、遺傳學、化學等學科都存在交叉。
一個以考古學為志業的年輕人究竟會面臨怎樣的挑戰與機遇，著名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1931—2001）已經給出了很好的回答。張先生曾在《中國文物報》（1993年11月7日）發表過一篇題為《要是有個青年考古工作者來問道》的文章，文中描述了這樣的「夢境」：
有大才、有大志的年輕人，很少有學考古學的。我有時白日做夢，夢見天資好，人又天真又用功的中國青年，志願以考古為終身事業，來問我這個老年考古學家對他（她）有何指示，這雖然只是夢境，我還是將答案準備好，以防萬一。
雖然北大考古系並不乏鍾同學這樣的「學霸」，但與某些專業相比，考古學畢竟相對冷門。張先生建議有志於考古學的青年「不要把他要念的書限制在考古學內。最理想的是要將所有有關中國史前與上古的學科都搞熟悉」，考古學「是很複雜的社會人文科學。它的難在此，它的樂也在此」。考古學對研究者的知識結構與綜合能力有極高的要求，文理不可偏廢，更加需要「有大才、有大志的年輕人」參與其中。張先生的這一「夢境」，其實說明了考古學從來都不是熱門專業。
近30年的時間過去了，張先生的這一斷語並沒有過時。
張先生同時告誡道：「我也要警告他，你假如想發財，最好去做別的行業。」學考古雖然有穩定的就業面，但考古學也註定不是能發財的專業。考古學不但要求「有大才、有大志的年輕人」，更要求「人又天真又用功」「志願以考古為終身事業」的年輕人。從事考古學的學習與研究，要承受旁人更多的誤解，也要經歷求學、治學過程中的困難險阻。
在得知鍾同學是在自己的影響下選擇了北大考古系，樊錦詩先生給鍾同學寄去了親筆信，鼓勵她「不忘初心，堅守自己的理想，靜下心來好好念書」。鍾同學回信道：「我希望能追隨您的腳步，為考古獻身，也希望找到心靈的歸處。」理想是奢侈的，能追逐自己的理想是令人羨慕的。對於以樊錦詩先生為偶像、以考古學為志業的鐘同學來說，我相信她對前路的甘苦已有清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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