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譯自《列寧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在此鳴謝！
我們從一個例子談起。
讀者大概還記得，奧廖爾省貴族代表米·亞·斯塔霍維奇在傳教士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法律必須承認信仰自由的報告引起了怎樣的軒然大波。以《莫斯科新聞》[142]為首的保守派報刊，暴跳如雷地指責斯塔霍維奇先生，簡直不知道怎樣罵他才好，由於奧廖爾省全體貴族又選了斯塔霍維奇先生當代表，差點兒沒有指控這些貴族犯了叛國罪。這次選舉確實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它在某種程度上帶有貴族反對警察專橫暴虐的示威性質。
《莫斯科新聞》斷言：「斯塔霍維奇與其說是貴族代表，還不如說是米沙·斯塔霍維奇、滑稽家、社交界的主角、饒舌婦……」（1901年第348號）維護棍棒的先生們，這對你們更糟糕。如果連滑稽家－地主也談起了信仰自由，那就說明我們的神父和我們的警察所幹的醜事確實數不勝數了。——「……我們那一群使斯塔霍維奇之流的先生們應運而生並為他們拍手叫好的輕率的『知識分子』，同我們的聖物即正教、同我們對待正教的虔誠態度有什麼關係呢？……」維護專制制度、正教、民族性的先生們，這對你們同樣更糟糕。假如我們的警察專制制度甚至使宗教也浸透了牢獄氣味，以至連「斯塔霍維奇之流」（他們對宗教問題根本沒有什麼（P246）堅定的信念，但是對宗教的鞏固持久是關心的，這一點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也對這個臭名昭彰的「人民的」聖物非常冷淡（甚至敵視），那麼這個專制制度就簡直太好了！——「……他們認為我們的信仰是誤入迷途！！他們嘲笑我們，說我們由於『誤入迷途』而害怕和躲避罪惡，說我們毫無怨言地履行自己的義務而不管它多麼艱巨；他們嘲笑我們，說我們在尋找忍受痛苦和困苦的力量和勇氣，說我們在成功和走運的時候也不驕傲……」這正是實質所在！正教的聖物之所以寶貴，就是由於它教導人們「毫無怨言地」忍受痛苦！的確，這是多麼有利於統治階級的聖物啊！既然社會制度使得極少數人有錢有勢，而群眾經常忍受「困苦」並且承擔著「艱巨的義務」，那麼剝削者同情宗教是十分自然的，因為宗教教導人們為了升入所謂的天堂而「毫無怨言地」忍受塵世間的地獄之苦。《莫斯科新聞》由於一時衝動而說漏了嘴，甚至無意中道破了真相。請往下看：「……他們也不懷疑，同樣由於『誤入迷途』，他們，斯塔霍維奇之流的先生們，才吃得飽飽的，睡得香香的，過得好好的。」
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正因為如此，正因為在人民群眾中大力散布了宗教的「迷途」，無論斯塔霍維奇之流，還是奧勃洛摩夫[143]之流，或者所有那些靠人民群眾的勞動過日子的資本家以及《莫斯科新聞》本身，才能「睡得香香的」。但是教育在人民中愈普及，宗教偏見愈被社會主義意識所排擠，無產階級勝利的日子就愈近，這個勝利將把一切被壓迫階級從現代社會的奴役下拯救出來。
但是，《莫斯科新聞》說漏了這一點之後，卻過於輕鬆地迴避了另一個有趣的問題。他們認為，斯塔霍維奇之流「不懷疑」宗教的上述意義並要求進行自由主義的改革僅僅是出於「輕率」，很明顯，這是誤解。這樣解釋敵對的政治派別，既幼稚又天真！斯塔霍維奇先（P247）生在這裡恰恰是整個自由派的代言人，《莫斯科新聞》自己就最好不過地證明了這一點。不然為什麼要對一個報告大肆討伐呢？為什麼不說斯塔霍維奇，而說斯塔霍維奇之流、說「一群知識分子」呢？
《莫斯科新聞》的這種誤解當然是一種自私的誤解。不言而喻，《莫斯科新聞》與其說是不會用階級觀點來分析他們所痛恨的自由主義，不如說是不願意這樣做。如果是不願意，也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如果是不會，那對我們來說就有了很大的普遍意義，因為很多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都有這個毛病。《火星報》第12號上的一封信的作者們就有這樣的毛病，他們指責我們缺乏「階級觀點」，原因是我們在自己的報紙上竭力不放過自由派的不滿和抗議的一切表現；《無產階級鬥爭》文集的作者們和《社會民主主義叢書》[144]的某些小冊子的作者們也有這樣的毛病，他們以為我們的專制制度就是資產階級的專制統治；還有馬爾丁諾夫之流，他們號召我們脫離反對專制制度的全面揭露運動（也就是脫離最廣泛的政治鼓動），而主要進行爭取經濟改良的鬥爭（給工人階級「實惠」，代表他們提出「能夠產生某種顯著結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體要求」）；還有納傑日丁之流，他們就我們報導統計人員衝突這件事困惑莫解地問道：「天哪，這個機關報豈不是為地方自治人士辦的嗎？」[145]
所有這些社會主義者忘記了，專制制度的利益僅僅在某些情況下並且僅僅同有產階級的某些利益相一致，而且往往不是同所有這些階級的利益相一致，而是同它們的個別階層的利益相一致。資產階級其他階層的利益，整個資產階級的更廣泛的利益，以及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利益，必然要產生反對專制制度的自由主義反（P248）政府派。例如，如果說專制制度保證資產階級有可能採用最粗暴的剝削方式，那麼另一方面，專制制度卻給生產力的廣泛發展和教育的普及設置無數障礙，因此不僅引起小資產階級起來反對它，有時還引起大資產階級起來反對它。如果說專制制度保證（？）保護資產階級防備社會主義，那麼另一方面，這種保護在居民無權的情況下必然要變成警察專橫，從而激怒所有的人。這兩種對立趨勢的結果怎樣，資產階級保守情緒或保守派和自由主義情緒或自由派這時的關係怎樣，是不能從幾個一般原則得出結論的；這取決於當時社會政治情況的一切特點。要確定這些，就必須詳細地了解這種情況，密切注意任何一個社會階層同政府發生的各種各樣的衝突。正是由於「階級觀點」，才不允許社會民主黨人對「斯塔霍維奇之流」的不滿和抗議漠不關心。
上面提到的那些社會主義者，不論是他們的議論或行動，都證明他們對自由派漠不關心，從而暴露出他們不懂得《共產黨宣言》這個國際社會民主黨的「福音書」的一些基本原理。例如，我們還記得這樣的話：資產階級自己用它奪取政權的鬥爭，用它的各階層和集團之間的衝突等等，給無產階級提供了政治教育材料。[註：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頁。——編者注]只有在政治上自由的國家裡，無產階級才能自然而然地得到這種材料（而且還只是一部分）。而在奴隸式的俄國，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應該積極地幫助工人階級獲得這種「材料」，也就是說，應該承擔起反對專制制度的全面政治鼓動即全民揭露運動的任務。這個任務在政治動蕩時期尤其迫切。應該記住，在政治活躍時期無產階級一年所能受到的革命教育，比平靜時期幾年所能受到的還要多。因此，上述（P249）社會主義者有意無意地縮小政治鼓動的範圍和內容的傾向是特別有害的。
其次，我們還記得這樣一句話：共產黨人支持一切反對現存制度的革命運動。[註：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頁。——編者注]這句話往往被理解得太窄，不把支持自由主義反政府派包括在內。但是不應該忘記，常常有這樣的時期，在進步的社會利益基礎上同政府發生的一切衝突，不論它本身多麼小，在一定條件（我們的支持就是這些條件之一）下都可以燃成熊熊大火。俄國大學生因學院的要求而同政府發生衝突，或者法國所有進步分子因一起用偽造手段解決的案件[146]而同軍閥發生衝突，只要想一想這些衝突發展成了怎樣的社會運動就夠了。因此，我們的直接責任就是向無產階級進行解釋，設法擴大並用工人積極參加的方法來支持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一切抗議活動，而不管它是由地方自治人士同內務部的衝突發展成的，還是由貴族同警察正教部門的衝突，統計人員同龐巴杜爾[147]的衝突，農民同「地方官」的衝突，教派信徒同巡官的衝突等等發展成的。誰要是輕蔑地嗤之以鼻，認為這些衝突中有一些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認為想把這些衝突變成熊熊大火是「沒有希望」的，那他就是不懂得，全面的政治鼓動正是一個焦點，在這個焦點上，對無產階級進行政治教育的迫切利益同整個社會發展和全體人民（指人民中的全體民主分子）的迫切利益一致起來了。我們的直接責任就是要過問自由派的每一個問題，確定自己即社會民主黨人對這些問題的態度，採取措施使無產階級積極參加解決這些問題，並且迫使問題按照我們的意圖解決。誰要是躲在一旁不去過問，那他實際上（不管他的意圖如何）就是在自由（P250）派面前甘拜下風，把對工人進行政治教育的事業交給自由派掌握，把政治鬥爭的領導權讓給那些歸根結底是資產階級民主派首領的人。
社會民主運動的階級性質不應當反映在把我們的任務局限於「純粹工人」運動的直接和最近的需要上，而應當反映在對無產階級這個現代社會唯一的真正革命階級的偉大解放鬥爭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表現的領導上。社會民主黨應當始終堅持不懈地擴大工人運動對現代社會的一切社會生活領域和政治生活領域的影響。它不僅應當領導工人的經濟鬥爭，而且應當領導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它應當時刻不忘我們的最終目的，隨時進行宣傳，保衛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不被歪曲，並使之繼續發展。我們應當堅決地同一切資產階級思想體系作鬥爭，不管它披著怎樣時髦而華麗的外衣。我們上面談到的社會主義者之所以背離了「階級」觀點，還因為他們對同「批評馬克思主義」作鬥爭這個任務漠不關心。只有瞎子才看不到，這種「批評」在俄國所以流行得最快，俄國自由主義政論界對此所以反響得最熱烈，正因為它是正在形成的俄國資產階級民主（現在已經是自覺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要素之一。
至於特別說到政治鬥爭，那正是「階級觀點」要求無產階級把一切民主運動推向前進。在政治要求方面，工人民主並不是在原則上而只是在程度上與資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別。在為經濟解放，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進行的鬥爭中，無產階級則站在另一個原則基礎上，而且只有這一個階級站在這個基礎上（小生產者只是鑑於他們正在轉入或者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才給予無產階級以幫助）。在爭取政治解放的鬥爭中，我們有許多同盟者，對他們漠不關心是（P251）不容許的。可是我們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同盟者在為自由主義的改革而進行鬥爭時，總是向後看，竭力把事情安排得使他們能夠象以前那樣靠別人的血汗「吃得飽飽的，睡得香香的，過得好好的」，而無產階級卻向著終點勇往直前，決不反顧。當爾·恩·斯·（維特記事序言的作者）[148]之流的先生們就擁有權力的地方自治機關的權利或憲法問題同政府討價還價時，我們卻要為民主共和國而鬥爭。只是我們不要忘記，為了推動別人，就要始終把手放在他的肩上。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善於在任何一個自由派打算移動一寸的時候及時抓住他，強迫他移動一尺。如果他固執不動，我們就拋開他，越過他而繼續前進。（P252）
載於1902年2月1日《火星報》第1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