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制度和無產階級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俄國又掀起立憲運動的浪潮。當代人還沒有看到過類似當前這樣的政治活躍的局面。合法報紙猛烈地抨擊官僚制度，要求讓人民的代表參加國家的管理，堅持聲明必須進行自由主義的改良。地方自治人士、醫生、律師、工程師、農村業主、市議員和其他人等舉行各種各樣的集會，通過比較明顯地主張立憲的決議。到處可以聽到在俄國的庸人看來是異常大膽的政治上的揭發和關於自由的熱情演說。在工人和激進青年的壓力之下，自由派的集會變成公開的民眾大會和街頭示威。在無產階級的廣大群眾中間，在城鄉貧民中間，潛在的不滿情緒在明顯地增長。雖然無產階級較少參加自由派運動的各種最為隆重盛大的活動，雖然它對體面人士的循規蹈矩的會議似乎有些袖手旁觀，但是總的看來，工人們非常關心運動。總的看來，工人們渴望參加廣泛性的民眾集會和公開的街頭示威。無產階級似乎是在克制自己，它聚精會神地仔細觀察周圍情況，聚集力量，考慮爭取自由的決戰時刻是否已經到來的問題。
看來，自由派激動的浪潮已經開始有些低落。有關反動分子在最有影響的宮廷人士當中獲勝的傳聞和國外報紙有關這方面的報導正在得到證實。幾天前頒布的尼古拉二世的命令，是對自由派的當頭一棒。沙皇力圖保留和維護專制制度。沙皇不願意改變管理形式，也不打算立憲。他答應（只是答應而已）進行種種非常次要的改革。而實現這些改革的保證當然一項也沒有提出。警察對自由派報刊採取的嚴厲措施每日每時都在加強。一切公開的遊行示威又開始遭到象以前一樣的，甚至是更加殘暴的鎮壓。地方自治會議和市政機關的自由派議員，顯然又開始受到限制，傾向自由主義的官員受到的限制更大。自由派報紙的調子低沉沮喪，請求通訊員們原諒它們不敢刊登他們的來信。
在斯維亞託波爾克－米爾斯基的許可令頒布之後曾很快高漲起來的自由派激動的浪潮，完全有可能在新的禁令頒布之後又很快平息下去。必須把必不可免地（而且愈來愈不可免）要產生反對專制制度的反對派和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的深刻原因，與自由派暫時活躍的浮淺理由區別開來。深刻的原因產生深刻的、強大的和頑強的人民運動。浮淺的理由有時是內閣中人員的更換和政府在某種恐怖行動之後通常力圖暫時採取狐狸尾巴政策的做法。謀殺普列韋[72]，顯然要恐怖組織付出巨大的努力和進行長期的準備工作。這種恐怖行為愈是成功，它就愈明顯地證實全部俄國革命運動史的經驗，這種經驗警告我們要避免採取恐怖手段這種鬥爭方法。俄國的恐怖手段過去是而且現在依然是知識分子特有的鬥爭方式。所以，無論人們怎樣向我們說明恐怖手段重要，說它不是代替人民運動，而是與人民運動並行，但事實雄辯地證明，在我們這裡個人政治謀殺跟人民革命的暴力行動是毫無共同之點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的群眾運動，只能是階級的工人的運動。這種運動在俄國正依照它的獨有的規律發展，它走著自己的道路，而且愈來愈深入和廣泛，從暫時的平靜走向新的高潮。只有自由主義浪潮的起伏是受各大臣情緒左右的，而加速大臣更換的是炸彈。因此，難怪我們這裡在資產階級反對派的激進的（或傾向於激進的）代表中間時常有人同情恐怖手段。難怪在革命知識分子當中，特別熱中於恐怖手段（長期的或一時的）的，正是那些不相信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生命力和力量的人。
由於某種理由而產生的自由派的激動是短暫的，是不持久的，這當然不會使我們忘記，專制制度和日益發展的資產階級社會的需要之間存在著無法消除的矛盾。專制制度不能不阻礙社會的發展。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知識分子（沒有他們，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是不可想像的）的利益與專制制度的衝突會愈來愈大。自由派的聲明的理由可能是浮淺的，自由派的不堅決的騎牆立場的性質可能是卑微的，但是對專制制度來說，它只能同土地佔有者商人階級當中的一小撮享有極高特權的巨頭保持真正的和平，而決不能同整個這個階級保持和平。對於一個打算成為歐洲式的國家，而且在政治和經濟失敗的威脅下不得不成為歐洲式國家的國家來說，以憲法形式直接反映統治階級的利益是必要的。因此，對覺悟的無產階級來說，極為重要的是，既要清楚地了解自由派反對專制制度的必然性，又要清楚地了解這種反對的真正的資產階級性質。
工人階級抱有最偉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目的：把人類從各種各樣的人壓迫人和人剝削人的制度下解放出來。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數十年來它一直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頑強的努力，不斷地擴大自己的鬥爭，組織成百萬人的政黨，不為個別的失敗和暫時的失利而灰心。對這樣真正的革命階級來說，沒有什麼能比擺脫一切自我欺騙、一切幻影和錯覺更重要的了。在我們俄國，最流行和最常見的錯覺之一，就是似乎我國的自由派運動不是資產階級的運動，似乎俄國所面臨的革命不是資產階級革命。俄國的知識分子——從最溫和的解放派[73]一直到最極端的社會革命黨人 ——一向認為，承認我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就是使革命黯然失色，就是把革命貶低和庸俗化。俄國覺悟的無產者卻認為，這種承認是對實際情況的唯一正確的階級分析。對無產者來說，資產階級社會裡的爭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制的鬥爭，只是為推翻資產階級制度而進行的社會革命鬥爭的必要階段之一。嚴格地區別本質不同的各個階段，冷靜地探討這些階段到來的條件，這決不等於把最終目的束之高閣，決不等於提前放慢腳步。恰恰相反，正是為了加快步伐，正是為了儘可能迅速而穩妥地實現最終目的，才必須了解現代社會裡的階級關係。那些迴避所謂片面的階級觀點的人，那些想成為社會主義者但又害怕直截了當地把我們俄國所面臨的和在我們俄國已經開始的革命叫作資產階級革命的人，只會陷入大失所望和來回搖擺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正當現代立憲運動進行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一家最傾向於民主主義的合法報刊卻利用不尋常的自由，不僅來攻擊「官僚制度」，而且還攻擊似乎「在科學上」是「站不住腳的」、「乖謬的、因而是錯誤的階級鬥爭理論」（《我們的生活報》[74]第28號）。請看，知識分子和群眾相接近的任務，「一向都只是在強調人民群眾和……大部分知識分子所出身的那些社會階層之間的階級矛盾時提出來的」。不用說，這種說法是根本違反現實的。情況恰恰相反。俄國所有合法的文化派知識分子，所有老的俄國社會主義者，所有解放派類型的活動家，過去和現在都完全忽視整個俄國的，特別是俄國農村的深刻的階級矛盾。甚至連俄國激進知識分子的極左翼社會革命黨的過錯，主要也是忽視了這一點；不妨回憶一下它那些通常的關於「勞動農民」或關於我們面臨的革命「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民主主義革命」的議論。
不。革命的時刻愈逼近，立憲運動愈激烈，無產階級政黨就愈是應該更嚴格地維護自己的階級獨立性，不容許將自己的階級要求淹沒在一般的民主主義詞句的大海裡。所謂的社會的代表們愈是經常地、堅決地提出他們所謂的全民要求，社會民主黨就愈是應該毫不留情地揭穿這一「社會」的階級性。就拿11月6—8日舉行的「秘密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會[75]有名的決議來說吧。你們從中可以看到被置於次要地位的、故意含糊其辭的、羞羞答答的立憲要求。你們可以看到那裡口口聲聲談的是人民和社會，但是談社會比談人民多得多。你們可以看到關於在地方自治機關和市政機關，即代表土地佔有者和資本家的利益的機關方面實行改革的特別詳細的和最詳細不過的意見。你們可以看到那裡提到改革農民的生活，使他們擺脫監護和確保正當的審判形式。十分明顯，你們所看到的是有產階級的代表，他們只要求專制制度讓步而不打算對經濟制度的基礎進行任何改變。如果這樣一些人也願意「根本」（似乎是根本）「改變農民目前這種不享有充分權利的和受屈辱的境況」，那麼這就再一次證明，社會民主黨一再強調農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條件落後於資產階級制度的一般條件的觀點是正確的。社會民主黨一貫要求覺悟的無產階級在全體農民的運動中要嚴格區分出農民資產階級的最高利益和迫切需求，不管這些需求是怎樣被煙幕所掩蓋和遮蔽，也不管農民意識（和「社會革命黨的」空談）使它們帶有什麼樣的「平均化的」空想色彩。再拿12月5日彼得堡工程師宴會的決議來說。你們可以看到，590名宴會參加者以及隨後在決議上簽名的6000名工程師，都主張立憲，認為「沒有憲法就不可能有效地保護俄國的工業」，同時一致反對政府向外國企業主訂貨。
難道現在還不能看出，正是佔有土地的工商業資產階級和農民資產階級的各個階層的利益構成了已表面化的立憲要求的內容和基礎嗎？難道我們能為民主派知識分子出面代表這些利益所迷惑嗎？這些知識分子在歷次歐洲資產階級革命中，都是一向到處扮演政論家、演說家和政治領袖的角色的。
俄國無產階級肩負著極其重大的任務。專制制度已經動搖。它投入一場艱難而又毫無指望的戰爭，這場戰爭嚴重地破壞了它的政權和統治的基礎。如果不求助於統治階級，如果沒有知識分子的支持，它現在就無法支撐下去，而這種求援和這種支持必然會帶來立憲的要求。資產階級力圖從政府的困境中撈一把。政府正在作最後的掙扎，它打算用一些廉價的讓步，非政治性的改革以及沙皇新命令中滿篇皆是的不負任何責任的諾言來實現脫身之計。這種把戲能否取得哪怕是暫時的和局部的成功，最終要取決於俄國無產階級，取決於它的組織性和它的革命衝擊力量。無產階級應當利用對它異常有利的政治形勢。無產階級應當支持資產階級的立憲運動，激發被剝削的人民群眾的儘可能廣泛的階層，並把他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集結自己的力量，以便在政府最絕望的時刻，在人民最激憤的時刻發動起義。
無產階級對立憲派的支持首先應當表現在什麼地方呢？最主要的是利用普遍的激憤情緒去鼓動和組織工人階級和農民中很少被觸動的最落後的階層。當然，作為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社會民主黨應當把自己的隊伍派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間去，而這些階級愈是主動地採取行動，鬥爭愈尖銳，決戰的時刻愈逼近，我們的工作重心就愈應當轉移到訓練無產者和半無產者本身去進行爭取自由的直接鬥爭方面去。在這種時刻，只有機會主義者才會把個別工人演說家在地方自治會議和其他公共集會上發表講話稱之為特別積極的鬥爭，新的鬥爭方式或高級形式的示威。這樣的示威只能具有完全從屬的意義。現在無比重要的事情，是使無產階級注意真正高級的和積極的鬥爭形式，如著名的羅斯託夫的群眾性示威和南方一系列的群眾性示威[76]。現在無比重要的事情，是擴充我們的幹部隊伍，組織力量，準備進行更直接更公開的群眾鬥爭。
當然，這並不是說要放下社會民主黨人每天的日常工作。他們永遠不會放棄這一工作，他們認為這一工作正是對決戰的真正準備，因為他們唯一指靠的正是無產階級的積極性、自覺性和組織性，正是無產階級在被剝削勞動群眾當中的影響。這裡所談的是指出正確道路，提醒人們必須前進，指出策略上動搖的危害性。組織工作也是覺悟的無產階級在任何條件下永遠不應忘記的日常工作。沒有廣泛的、多方面的工人組織，沒有它們和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結合，就不可能同專制制度進行有效的鬥爭。在我們這裡，也象在任何地方一樣，那些毫無氣節的、隨時更換自己的口號就象更換手套一樣的知識分子黨員，表現出種種瓦解組織的傾向，如果不給這種傾向以堅決的回擊，組織工作便無法進行；如果不同荒謬的、反動的、掩蓋一切渙散現象的組織－過程「論」作鬥爭，組織工作便無法進行。
俄國政治危機的發展目前主要取決於對日戰爭的進程。這場戰爭已經最徹底地揭露了而且還在繼續揭露專制制度的腐朽，使它在財政和軍事方面遭到最大的削弱，使苦難的人民群眾受到極大的折磨並把他們推上起義的道路，因為這場罪惡而可恥的戰爭要求他們作出無窮無盡的犧牲。專制制度的俄國已經被立憲的日本擊潰，任何拖延只能加劇失敗。俄國艦隊的精銳部分已經被殲滅，旅順口已經陷於絕望境地，前往援救的分艦隊不僅毫無成功的希望，甚至連到達目的地的希望也沒有；庫羅帕特金率領的主力部隊傷亡了20多萬人，它已經疲憊不堪，孤立無援地面對著攻克旅順口後必然會來消滅它的敵人。軍事崩潰已必不可免，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十倍的不滿和激憤。
我們必須用全副精力迎接這一時刻。在這一時刻，在愈來愈頻繁的此起彼伏的爆發中，將有一次爆發導致規模巨大的人民運動。在這一時刻，無產階級將起來領導起義，為全體人民奪得自由，保證工人階級能夠進行公開的、廣泛的、為歐洲的全部經驗所豐富了的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
注釋：
[72]1904年7月15日，社會革命黨人葉·謝·薩宗諾夫根據該黨戰鬥組織的判決，刺死了沙皇政府內務大臣維·康·馮·普列韋。普列韋生前執行極端殘酷的鎮壓政策，引起人們的強烈不滿。——108。
[73]解放派是俄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聯合組織解放社的成員。解放社由在國外出版的《解放》雜誌籌備，於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領導人是伊·伊·彼特龍凱維奇和尼·費·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綱領包括實行立憲君主制和普選制，保護「勞動群眾利益」和承認各民族的自決權。1905年革命開始後，它又要求將一部分地主土地強制轉讓並分給少地農民、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並主張參加布裡根杜馬選舉。1905年10月，立憲民主黨成立以後，解放社停止活動。解放社的左翼沒有加入立憲民主黨，另外組成了伯恩施坦主義的無題派。——112。
[74]《我們的生活報》（《Наша Жизнь》）是俄國自由派的報紙（日報），多數撰稿人屬於解放社的左翼。1904年11月6日（19日）—1906年7月11日（24日）斷斷續續地在彼得堡出版。——112。
[75]指地方自治局主席和其他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原定於1904年11月6日在彼得堡召開。向自由派討好的內務大臣彼·丹·斯維亞託波爾克－米爾斯基公爵贊成召開這次代表大會，甚至竭力設法取得沙皇的許可。但是，在代表大會開幕前五天代表們已經陸續到達的時候，沙皇政府忽然宣布它建議代表大會推遲一年召開。斯維亞託波爾克－米爾斯基向自由派示意，如果地方自治人士「在私人住宅裡舉行茶話會」，他將命令警察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代表大會在這種非正式的允許下於1904年11月6—9日舉行。因此列寧諷刺地稱之為「秘密的」代表大會。——113。
[76]指1903年俄國南部發生的一些群眾性的政治罷工和示威，它們席捲了外高加索（巴庫、梯弗利斯、巴統、奇阿圖拉、外高加索鐵路）和烏克蘭（敖德薩、基輔、葉卡捷琳諾斯拉夫、尼古拉耶夫等）。參加這些罷工的有20多萬工人。罷工是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各委員會的領導下進行的。——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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