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新興大國與傳統大國之間圍繞發展模式問題展開激烈較量，政治制度之爭成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博弈的焦點。回顧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百年發展歷程，總結其中的得失成敗，有助於我們堅持和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勢，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由低潮走向復興。
社會主義已有500多年歷史，但作為制度形態的社會主義只有100多年歷史。社會主義在從理論到現實、從一國到多國、從建設到改革的百年曆程中，創造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人間奇蹟，為人類制度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
（一）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為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理論基礎
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共產黨宣言》問世，實現了人類思想史上的一次偉大變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批判了當時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潮，闡述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論述了關於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觀點以及共產黨的性質特點和綱領目標，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行動綱領，《共產黨宣言》規定黨的最近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黨的最終目標是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為實現這一綱領，無產階級必須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宣言》的廣泛傳播及其與各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開創了100多年來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抗資本主義統治、爭取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進程。
1871年3月18日，法國巴黎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工人革命。革命工人廢除了資產階級議會制，制定了許多具有無產階級民主特點的國家治理措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性質的政權——巴黎公社。巴黎公社雖然只存在了72天，卻為無產階級革命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以及1891年恩格斯為該書寫的導言，深刻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闡述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國家形態的基本特徵：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首次嘗試，它拋棄了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和三權分立的國家機器，創造性地建立了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公社委員會，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嘗試為後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積累了寶貴經驗。
針對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者極力掩蓋國家階級性的謬論，列寧概括了馬恩對巴黎公社性質和作用的分析，深刻闡釋了無產階級國家觀，再次強調「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1]，無產階級國家是工人階級、勞動人民享有最高程度民主的國家，是新型民主與新型專政的統一體，即對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實行最廣泛的民主，對一切反動階級、敵對分子實行專政。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全面集中地論述了國家問題，對指導俄國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蘇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並對其他許多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產生重要影響。列寧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論述了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的關係問題，認為人民民主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致的，都是無產階級的國家形式和根本政治制度。列寧不僅回答了俄國與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直接領導俄國布爾什維克和無產階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而且粉碎了機會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歪曲和進攻，為後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指導。
（二）俄國十月革命使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變成現實制度
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了全俄蘇維埃政權，布爾什維克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成為蘇維埃政權的組織方式和制度。布爾什維克掌握國家政權後，在地方自治和基層民主的基礎上實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法令，人民委員會集體決策，各部門負責實施。這樣的組織制度和權力結構，在俄國國內戰爭環境下被「戰時共產主義」體制所取代，蘇俄黨和國家的政治體制走向高度集中。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決定停止「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以糧食稅取代餘糧收集制，鞏固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蘇維埃國家政權。1936年11月，蘇維埃八大通過新憲法，明確規定了蘇維埃政治制度和國家政權的內容和形式，標誌著蘇聯模式的正式形成。
隨著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題，世界社會主義進入了調整改革新時期，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成為各國共產黨人和左翼力量的主要任務。赫魯雪夫上臺後，開始對史達林模式進行調整改革，但並不成功。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了極為複雜的局面：民主社會主義和歐洲共產主義的探索沒有成功，亞非拉一些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在曲折中前進，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前景莫測。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各國共產黨和左翼力量受到巨大衝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
（三）新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偉大政治創造
建立什麼樣的國家制度，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面臨的一個歷史性課題。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於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提出了關於未來國家制度的主張，並領導人民為之奮鬥。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和《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從分析中國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係入手，闡釋了未來國家制度的內容和形式：「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2]作為新中國的國體，人民民主專政既不同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專政，它既能發揚人民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也能運用國家力量、專政力量來保障人民的政治地位和權利。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對人民民主專政國體下的政體進行了具體說明，認為新中國既不能採用三權鼎立的資產階級議會制，也不能照搬蘇聯的蘇維埃政權形式，應該實行基於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新中國成立後，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基礎，在全國範圍內逐漸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組織結構和政治制度體系，即新民主主義政體。這一政體雖帶有明顯的過渡色彩，但它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是適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偉大政治創造。
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農業和手工業的改造，中國發生了廣泛深刻的社會變革，邁入了社會主義社會。1954年9月通過的我國第一部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儘管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受到蘇聯模式的一定影響，但卻不是對蘇聯制度的照抄照搬。特別是蘇共二十大之後，中國共產黨及時提出「以蘇為鑑」，開始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以及黨的八大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都是這一時期反思蘇聯模式取得的重要成果。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反思蘇聯模式，繼續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在政治制度和國家制度建設方面取得可喜成就和寶貴經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的，體現了黨對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的正確把握和對改革開放實踐經驗的總結提升，既繼承和弘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借鑑吸收了他國制度文明和發展經驗，能夠有效地解決我國現實問題，促進生產力持續發展，維護社會團結穩定。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不僅行得通，而且真管用、有效率，不僅適應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全新選擇，為人類探索建設更好社會制度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3]。
儘管社會主義政治制度100多年來一直受到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的歪曲醜化和圍剿打壓，發展進程艱難曲折，但它在同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激烈競爭中以特有的制度優勢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在人類制度文明史上寫下了嶄新的一頁。
（一）必須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底色
歷史上和當今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遵循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是其制度本色。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建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理論指南，對當今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的建設和改革具有現實指導意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經驗教訓表明：堅持並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蒸蒸日上；僵化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事業就會停滯不前，失去生機活力；以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修正」甚至否定和拋棄馬克思主義，最終會導致無產階級執政黨垮臺，社會主義國家變色；否定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必將使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改革發展失去底色，最終滑向西方民主制度的泥坑。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才能從根本上保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本色。
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對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奪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等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其成就不容否定。後來，蘇聯政治經濟體制凝固僵化，積弊甚多，雖幾度改革但見效甚微，嚴重影響了蘇共的執政地位和蘇聯的國家發展。1985年3月戈巴契夫上臺後開始「全面改革」，在推出經濟「加速戰略」遇挫後轉向政治改革。在1987年1月蘇共中央全會和《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他反覆強調要在思想領域和社會生活中推行「民主化、公開性」原則，搞「公開性和多元化」改革。1988年6月，蘇共十九大通過的《關於蘇聯社會民主化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決議》和《關於公開性的決議》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目標，開始全面進行以「民主化、公開性」為標誌的政治改革。戈巴契夫全盤否定史達林模式，放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領導，使改革變成改向，使完善社會主義變成顛覆社會主義，結果造成思想混亂、社會動蕩、民族分裂、蘇共解散，統一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土崩瓦解。
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使「社會主義失敗論」「歷史終結論」一度甚囂塵上，「中國崩潰論」也不絕於耳，但中國卻沒有在這場「多米諾骨牌」式的劇變中倒下。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在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認識國情世情，堅持初心使命不動搖，不斷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正如德國知名學者沃夫拉姆·阿多菲所說：在實踐《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主義的100多年中，中國是最大的成功者，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真正領悟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取得了一系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
9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先後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斷深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認識，不斷彰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實踐性、指導性，最終開闢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影響不是靠自說自話、自我標榜，而是來自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來自於中國化賦予馬克思主義旺盛的生命力。
（二）必須堅持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地位
與其他政黨不同，無產階級政黨公開宣布自己是按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建立起來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政黨，黨的奮鬥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政黨既是以奪取國家政權為目標的革命政黨，也是以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和國家治理為己任的執政黨。列寧在總結巴黎公社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時指出，最重要的一條在於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核心力量，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力量。布爾什維克黨執政後，列寧將民主集中制這一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應用到蘇維埃政權中，使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的組織原則。作為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意味著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國家政權，國家機構的工作由黨的領導人主持，在廣泛的地方自治和基層民主的基礎上實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法令，由人民委員會集體決策，各部門負責實施。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制度和權力結構，是早期蘇聯模式形成的重要基礎。
史達林主政後，在清除國內反對派和黨內不同政見者的基礎上強化一黨制，以法律形式規定蘇共在社會生活各領域的主導地位。在黨和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經濟部門的關係上，一切重大權力集中於黨，蘇維埃只限於把黨的決議變成法令，社會團體成為黨聯繫群眾的「傳送帶」，國家行政管理機關和經濟管理部門的職能被黨中央設立的對口部門所替代，黨和國家權力運行中的民主集中制逐漸蛻變為集權制。從赫魯雪夫反對個人崇拜，到戈巴契夫推行「政治多元化」改革，目標都指向史達林時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體制模式。
上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蘇聯政治改革一步步走向西方民主，眾多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應運而生，紛紛要求結束蘇共一黨統治，實行多黨制。1990年2月，蘇共中央提出取消蘇共的法定領導地位，準備實行多黨制。不久，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憲法，取消了憲法第六條關於蘇聯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條款，同時規定蘇聯公民有權組織政黨。1991年8月24日，戈巴契夫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並宣布蘇共自行解散。至此，一個建黨93年、執政74年、擁有1900萬黨員的共產黨徹底瓦解。蘇東劇變和蘇聯解體警示我們：共產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基礎和根本，必須堅持黨對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領導地位不動搖，否則就會導致其執政地位喪失和社會主義國家變色。儘管100多年來時代發生了很大變化，人們容易以今天的眼光和話語去詮釋過去，但對於全盤否定列寧黨建理論、布爾什維克政權基礎和領導地位等歷史虛無主義錯誤觀點，我們應保持高度警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黨成為執政黨，擔當起國家建設的領導責任。新中國成立伊始，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民主集中制原則，在中國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民主集中制原則始終是我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在黨執政後也被運用到國家政權運行機制中。在我國，民主集中制主要表現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審判、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中央和地方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統一領導和國家法制統一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地方積極性和主動性的原則。在以民主集中制原則運行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中，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廣大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力。實踐表明，以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國家機構能夠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統一高效地組織和推進各項事業，集中力量辦大事，更好地發揮國家治理效能，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優勢。
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的根本保證。毛澤東曾反覆強調：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要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劉少奇在黨的八大上強調：黨已經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黨，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以保證我們的國家能夠有效地處理國內和國際的複雜事務。新中國建立後，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迅速恢復社會秩序，組織起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建設，有效促進了生產力發展，並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領導力量，黨的領導必須落實和體現到各方面各環節。」[4]要體現這一最本質特徵和最大優勢，必須高度重視執政黨自身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強化黨的政治建設，通過建立系統的黨內法規來規範黨的領導行為，為鞏固黨的組織優勢提供了制度保障。通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領導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徵得到了更好的體現。
（三）必須處理好民族性與國際性的關係問題
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必須同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社會主義革命可以首先在幾國或一國取得勝利，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取得社會主義事業最終勝利，只能是世界性的偉大事業。歷史證明，社會主義在形式上是以民族國家為舞臺的，在內容上則是國際性、世界性的，因而必須處理好普遍性與特殊性、國際性與各國特色、世界革命與獨立自主之間的關係，實現民族性「形式」與國際性「內容」的有機統一。
作為當時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俄的蘇維埃政權「按其階級本質來說是國際主義的」[5]。雖然處於國內外敵對勢力聯合圍攻的險惡戰爭環境中，但剛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責無旁貸地承擔起援助世界革命的任務，全力指導、策動、援助和支持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1919年3月，列寧領導創建了共產國際。共產國際一大《宣言》和二大《章程》都明確把推翻國際資產階級、建立國際蘇維埃共和國作為自己的戰略目標。每個加入共產國際的黨組織都須認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把共產國際作為領導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及勞苦民眾與反動陣營進行鬥爭的堡壘和大本營。但後來共產國際在指導世界革命時往往忽視各國不同的情況，忽視其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民族特點，要求各國黨都要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行動。特別是史達林領導時期從「世界革命」理論出發，過分強調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普遍規律，忽視各國具體國情的差異，把蘇聯或聯共（布）的革命經驗絕對化、教條化，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不利影響。中國共產黨對此有著深刻的記憶，因為這種「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6]。
「解決好民族性問題，就有更強能力去解決世界性問題；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發展規律。」[7]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願意與其他國家分享自己的發展經驗。中國道路和模式中的一些做法是中國獨有的，其他國家沒法複製，但也有一些是社會主義的共性問題，如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共產黨領導等，就具有世界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底蘊和馬克思主義的基因特質，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一般性。在回答和解決中國問題的探索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為其他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如何發展積累了經驗，提供了選擇，它在實踐中顯示出的個性和特色通過經驗總結和理論升華，也可變成普遍性的共同經驗。
當今時代，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不斷加劇的大國競爭與博弈，快速變革的全球治理體系，都極大地推動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化，也對不同社會制度的比較優勢和相互關係產生了深遠影響。各種左翼力量和新興社會運動開展維護中下層民眾利益、反資本主義、推動歷史進步的鬥爭，雖然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直接較量，但也反映了不同價值觀念和不同社會制度之爭。除了不同政治制度之間求同存異、共存互鑑的一面，我們還要看到不同制度鬥爭博弈的另一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競爭與博弈主要體現為制度模式的激烈較量，最終結果是以制度優勢決勝，先進戰勝落後。
（一）在國際意識形態鬥爭中提升中國的政治話語優勢
政治話語權的爭奪成為當今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主要內容。我國同西方意識形態鬥爭的焦點在於政治制度，特別是一黨制與多黨制、民主與專制之爭。西方國家按照其固有觀念總是對中國提出各種質疑，諸如中國的人權問題、政黨制度問題、民主問題等，但歸根結底都是在質疑中國共產黨一黨領導政權的合法性。冷戰結束已經近30年了，但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之間的較量不僅沒有消失，而且愈演愈烈，領域更廣泛、方式更多樣、形勢更複雜。特別是川普上臺後，採取極限施壓的做法，加大了對朝鮮、古巴、委內瑞拉的制裁和封鎖，表示要對左翼政權勒緊絞索、徹底剷除共產主義遺產。中國更是其眼中釘，以川普為代表的西方反華勢力不僅揮舞自由、民主、人權的大棒醜化汙名中國，而且發動貿易戰、科技戰、人才戰全方位遏制中國崛起。2018年1月，川普在首次發布的《國情諮文》中將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從此中美關係發生深刻變化，制度模式成為中美之爭的最後高地。我們主張不以意識形態劃線，願意發展與不同制度的國家和政黨之間的友好關係，但樹欲靜而風不止，國際意識形態鬥爭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總是幻想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一統世界，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制度必欲根除而後快。面對挑戰，我們要勇於鬥爭，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
社會主義事業是偉大的正義事業，但社會主義等不來、靠不來，需要通過長期的革命鬥爭積極爭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產生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誕生和發展的歷程充滿著鬥爭的艱辛。在同西方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過程中，話語權是一種影響力，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能在鬥爭中處於主導地位，從而引導輿論走向。當今西方價值觀與世界文明多樣性之間的矛盾對立，主要表現為意識形態和話語權的競爭與更替。面對西方國家加緊對我國進行思想文化滲透，雙方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較量日趨激烈的新形勢，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國家實力不斷走強並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有利時機，構建中國的政治話語體系，推動國際社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認同，從戰略制高點上爭取意識形態鬥爭的話語權和主導權。
（二）在黨和國家政治建設中著力處理好民主與集中的關係
民主集中製作為黨的組織原則，是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一個重要標誌。按照列寧關於民主集中制的要求，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礎，集中是民主的指導和結果，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係。列寧在世時基本是按上述原則來開展布爾什維克黨內活動的，但由於當時所處的環境，他更多地強調集中，認為「無產階級的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8]。對馬克思主義政黨而言，民主集中制既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也是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具體運用。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與目標，就是要努力在全黨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長期以來，一些共產黨在效仿「蘇聯式民主集中制」的過程中遇到很多現實矛盾和問題，往往導致高度集中或自由化兩個極端，這使一些人對民主集中制產生質疑，認為民主集中制就是實行專制獨裁。蘇共垮臺後，一些共產黨拋棄了民主集中制，改行「民主運行機制」，導致黨內派別林立、組織渙散，黨的力量迅速下降。在新形勢下，如何發揚民主和實現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如何在加強黨的戰鬥力的同時又有效地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是各國共產黨仍需面對的一項艱巨任務。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政治制度是用來調節政治關係、建立政治秩序、推動國家發展、維護國家穩定的；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人民民主需要制度來保障，也需要靠科學制度來實現。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安排既尊重多數、保護少數，反對把個人意志凌駕於集體之上，也反對無政府主義和極端民主化，能夠把民主和法治統一起來，促使各類國家機關提高能力和效率、增進協調和配合，形成治國理政的強大合力，杜絕相互掣肘、內耗嚴重現象。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將民主集中制有效地運用於黨的執政和國家治理上來，真正落實到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各方面、各層級的工作中，這樣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和諧，從根本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
（三）在實踐中以制度優勢顯示社會主義優越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符合中國國情，體現了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是堅持黨的本質屬性、踐行黨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好不好、政治制度是否優越，要用事實來說話，通過實踐來證明。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充分吸收了蘇聯的經驗與教訓，堅持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實現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優勢與市場經濟優勢的有機結合，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充分發揮政府的領導作用，既注重社會關係與社會制度的變革，也注重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一系列嚴峻考驗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次又一次展現出其政治制度優勢，顯示出巨大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對世界的貢獻不只是經濟上、物質上的，還包括制度上、思想上的，不僅是廣大中國人民的巨大成功，而且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探索自己的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社會主義能否戰勝資本主義最終取決於制度優勢。鄧小平同志曾指出：「我們要用發展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實踐，用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讓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認識到，社會主義確實比資本主義好。」[9]習近平總書記也全面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勢，如堅持黨的領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實行民主集中制等，並強調指出：「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發展，我們的制度必將越來越成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將進一步顯現，我們的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我國發展道路對世界的影響必將越來越大。」[10]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他進一步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勢和特點充分發揮出來，為人類政治文明進步作出充滿中國智慧的貢獻。」[11]在新世紀新時代，在各種道路、制度的比較和競爭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日益彰顯出其比較優勢和優越性，使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煥發出生機活力，使中國成為振興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中流砥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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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頁。
[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頁。
[8]《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頁。
[9]冷溶、汪作玲主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5頁。
[10]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載《求是》2019年第7期。
[11]《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彙編》，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頁。
文獻來源：《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