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網訊：隨著時代的發展，工藝繁瑣的油紙傘開始被經濟實用的布制傘取代，慢慢淡出了人們的生活。但是，油紙傘並沒有淡出人們的記憶，不少老人仍還清楚地記得，每逢雨天，大街小巷便「盛開」著繽紛的「花傘」，油紙傘那特有的桐油香味兒便飄散在溼潤的空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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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制傘業最盛時，百裡坊整條街幾乎全是製作紙傘及其配件的小作坊和小商店。如今，隨著鋼骨布面晴雨傘的發展，自1970年始，溫州制傘業紛紛實行轉產轉業，至1985年市區最後一家紙傘廠轉產鋼骨尼龍布傘後，溫州歷史上輝煌的紙傘業終於消失在我們視野中，留下的是關於紙傘的回憶……
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油紙傘被用來裝飾主新聞中心的內部頂棚。資料圖片
曾是探親訪友禮品
下雨天，當我們在街頭巷尾看到撐著各種鮮豔顏色雨傘的人們時，也許會想起詩人戴望舒的《雨巷》：「撐著油紙傘，獨自彷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著一個丁香一樣的結著愁怨的姑娘……」詩中淡淡的感傷和懷舊情緒，也勾起人們對消失已久的油紙傘的記憶。
當年的雨具，除了箬笠、蓑衣之外，還有油紙傘與油布傘。它們以竹條、棉紙（棉布）、桐油、柿油、有機顏料等為原料。顏色多以紫紅、土黃為主。
這種傳統的雨傘由來已久。在童年記憶中有一張到處張貼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年輕的毛澤東風塵僕僕，手裡拿著的就是一把油紙傘。在戲劇《白蛇傳》裡，許仙在西湖遇雨，白娘子送給他避雨的就是這種傘。可見古代民間它就是人們避雨的雨具。
「新中國成立前，窮人家買不起雨傘，戴鬥笠為主，一般小戶人家，對油紙傘也倍加愛惜，一般用舊布料縫一個雨傘袋，出遠門時，把雨傘裝進袋子，橫挎在肩上，似士兵背洋槍，挺神氣的。」市民葉國光這樣說。
市民沈秀英記得，新中國成立前，她去省城杭州念書，帶了一把用雨傘袋裝著的油紙傘，當她走進學校時，「同學們以為我隨身攜帶珍貴的『樂器』，都紛紛圍住我看，弄得我十分尷尬，挺不好意思。」
「以前，溫州油紙傘很出名，溫州人外出探親訪友，喜歡帶幾把油紙傘當禮品送。」沈秀英回憶，當時人們還喜歡在傘柄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或者祝福的詞：「流水生財」、「傘蔭平安」、「風雨共傘」等，以免雨傘擱在一起時，互相拿錯。
「說起紙雨傘，我的故事可有一大簍。」一位年過花甲的市民說，「記憶中，我上小學的時候用過一把油紙傘，而且是裂開口子的油紙傘，因為那時家庭條件不是太好，父母怕我弄丟了傘，才有意給了我那把開了口子的油紙傘。我喜歡撐著雨傘，在雨中使勁地旋轉傘柄，把傘面上的雨水甩得四處飛濺，覺得好玩極了。可不小心雨水甩到同學的臉和衣服上時，我們會由口角發展到打水仗(遊戲)。有一次，我用舊傘戳破了同學的新傘，同學哭著上我家，非讓我賠他一把新傘不可，我也因此挨了媽媽一頓痛揍，還不讓我吃飯。」他說，當時一把油紙傘的價值可值好幾頓飯錢，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對不起母親。
名副其實的「雨傘城」
溫州油紙傘歷史悠久，在上世紀30年代，溫州與福建福州、廣東佛山並稱為中國「三大傘市」。據史料記載，北宋鹹平二年（公元999年）溫州作為對外貿易口岸，其出口物品中紙傘居全國之首。明清時期，溫州制傘商在全國各地設行銷專營處。1899年，溫州紙傘出口量已達54.75萬把。
家住溫州百裡坊的市民鄭老先生回憶，溫州作為「百工之鄉」，手工業發達，造紙、木工、竹編、制傘等興盛，其中制傘業最興旺，「在上世紀30年代，大街小巷都有紙傘店，比米店、裁縫店還多。那時，百裡坊整條街幾乎全是做紙傘以及配件的小作坊，像現在康樂坊的小五金零部件專業一條街。」鄭老先生印象特別深的是百裡坊口的一把3米多高的大油紙傘，這大傘曾一度成為百裡坊的一個標誌。
原市二輕局的退休職員李科介紹，當時，溫州市區人口僅10來萬人，從事雨傘製作的達300多戶，2000多人，而輔助工和相關行業從業人員有3萬餘名。至抗戰之前，溫州紙傘年產量達735萬把，佔全國之首，成為名副其實的「雨傘城」！
「做一把油紙傘，需要72道工序，其主要原材料包括毛竹、棉紙（米紙）、桐油，而且分工十分細緻，有專業製作傘鬥、傘骨、傘柄、傘釘、傘頂布、傘絨（頭髮繩）等各種半成品或零部件的作坊，還有山貨（毛竹、柿漆、桐油）、紙（棉紙）、顏料、藤絲、印刷等也都形成為其配套服務的行業。」李科說，另外，制傘原材料和每道工序都有嚴格的要求，如傘頂要選用銅質材料，糊傘面的紗線、穿傘鬥的頭髮絲都有講究。因此，溫州俚語說，鋸板兩頭奪，油漆不用學，做傘最頂門。
溫州紙傘不僅量多，而且歷來以質優深受消費者青睞。民國時期的舊報刊，有關溫州紙傘在國內外得獎的記錄甚多：1926年，溫州紙傘獲美國費城賽會一等優質獎；是年平陽王永順「歐陽傘」獲浙江省工業廳獎狀和金質獎牌；1929年瑞安項順發花紙傘在杭州西湖國際博覽會上獲金獎……
頻頻得獎，使溫州紙傘聲名鵲起，購傘客商慕名而來。當時溫州紙傘產品有「歐陽」、「大方」、「小圓盤」、「美術」等20餘個品牌。當時溫州傘商並沒有在家坐等生意，紛紛到上海、汕頭等城市設立經銷處，通過這些經銷處，溫州紙傘大量銷往杭州、寧波、北京、廈門等城市以及港、臺、澳地區，並遠銷新加坡、日本、朝鮮、阿富汗等20多個國家。1931年溫州油紙傘出口量高達343.7萬把，出口額佔當時溫州出口土特產的第三位。
溫州紙傘一度遭厄運
抗日戰爭時期，日軍飛機日夜盤旋東南沿海上空，進行狂轟濫炸，日軍炮艦橫行海面，封鎖進出溫州港口，航運停頓。日軍侵佔溫州，使溫州三次「淪陷」，溫州經濟、生產遭受嚴重破壞，溫州的紙傘作坊也都先後倒閉。
1939年，當時的浙江省建設廳實行抗日統制經濟，曾組建溫州紙傘運銷公司，委任戴萱庭為董事長，施桂卿為經理，張一鳴為副經理。運銷公司在溫州收購到紙傘（其實主要是公司股東的投入）100餘箱，約8萬把。因一時無法運出，在1941年溫州第一次「淪陷」時，被日軍劫去，損失資金3萬多銀元。遭此大劫，溫州紙傘業如雪上加霜，制傘作坊所剩無幾，大多數作坊轉為囤積棉紗、桐油、顏料，而且由於商家互相降價競爭，自相殘殺，使溫州傘業瀕臨崩潰。而那些小作坊裡的制傘工人，失業後，只好去拉黃包車，甚至淪落到沿街乞討……
抗日戰爭勝利後，廣東、福建、上海、天津等地客戶陸續赴溫州訂購雨傘，大傷元氣的溫州制傘業，藉此有利時機力圖東山再起。但由於當時紙傘包裝不過關，通過火車或輪船運輸時，一般把紙傘作易燃品處理，與鐵器等雜物堆放一起，幾經顛簸、擠壓，到達目的地便成了「破雨傘」。這樣的紙傘自然是不被客戶接收而退回。溫州紙傘業仍難有起色。
「水」與「火」考出冠軍傘
1949年5月，溫州和平解放。當時，制傘業中有的運銷商，對新的政策有懷疑，紛紛抽出資金，停止營業，外銷業務全部停頓。據調查，1950年全市紙傘戶436戶（其中制傘180戶，輔助工253戶），約2000人，年產紙傘僅50萬把，不到鼎盛期的十分之一。
1951年，為扶植傳統的手工業和拳頭產品，公營溫州紙傘廠組建成立。同時，政府也積極地組織扶持分散的紙傘業及輔助行業（棉紙、傘骨、傘柄、傘頂）等585戶，組成10個聯合經營機構。是年6月，召開了全市傘業會議，由公私產銷單位派出代表，成立紙傘產銷協會，市工商局派員負責會務，公推紙傘聯營經理徐鴻父擔任專職副主委。根據「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原則，開展業務協商和不動產改進工作，建立紙傘規格，質量檢查機構，促進紙傘提高質量、恢復聲譽，打開銷路。1951年，制傘產量增至280萬把，比上年翻了二番多。至1954年，又建立了溫州紙傘專業供銷聯社，並由土產公司包銷，開拓內外銷渠道，使紙傘暢銷鄂、湘、皖、新、蒙、川等全國18個省，產銷量達392萬把。1956年，溫州紙傘年產量突破500萬把，達506.6萬把，城區就業人員達5000餘人，瑞安、平陽、樂清的制傘企業也蓬勃發展，形成傘業發展的第二個高峰潮。此時，紙傘與算盤、草蓆成為最具溫州手工業特色的三大特色產品。
1964年，在福州召開的全國傘業質量評比賽上，溫州紙傘過五關、斬六將，又獲殊榮。當時送評的紙傘，除了外觀工藝水平外，還要經過「火」與「水」的嚴峻考驗。一是紙傘的收撐關：每分鐘收撐60次，電動收撐計一萬次；二是抗水關：每分鐘人工降雨量7毫升，經歷8小時，紙傘傘面要沒有破損；三是抗風關：電動排風鼓猛吹8小時，風力8～10級；四是抗熱關，把80隻60瓦燈泡通電，直照8小時，照射溫度在攝氏36度至40度；五是滾皮關，用一電動滾筒機一次裝入6把傘，滾動2800圈。紙和竹糊的油紙傘，在經受如此考驗後，很多廠家的紙傘紛紛敗下陣來，而平陽雨傘廠的「獅林牌」和溫州紙傘廠花傘勝出，分別榮獲冠軍與殿軍（即第三名，亞軍為福州雨傘廠），過硬的品質，再次使溫州紙傘揚名海內外。
時代在前進，科技在發展。至上世紀50年代後期，鋼骨布面晴雨傘已風靡全球，紙傘銷售量逐年減少，1958年全市紙傘產量232.9萬把，1959年降至170.8萬把，自1970年始，溫州制傘廠家紛紛實行轉產轉業，分批轉至化工、電子（電晶體）等新興產業，1985年市區最後一家紙傘廠也轉產鋼骨尼龍布傘。
取而代之的鋼骨布面晴雨傘和三折式傘，實行自動流水線生產。1976年重新組建成立的溫州市制傘廠，1979年開始批量生產滌綸傘，1982年開始生產「海螺」牌晴雨傘。1991年，海螺工業集團公司組建成立，公司引進先進水平的制傘設備。如今，該公司年產「海螺牌」晴雨傘已超過3000萬把，共有10個系列近200個品種，產品80%左右出口美國、巴西、義大利、法國、日本、香港等20多個國家與地區。目前該公司加盟店遍布北京、上海、廣東等省市，並相繼在北美、南美、歐洲等國家註冊成立子公司，連續三年出口創匯居全國同行前茅。溫州制傘業從家庭作坊到集團公司，溫州雨傘再次走向輝煌。進入論壇討論(溫州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