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倫勃朗（1606-1669），都會知道倫氏是一位極喜歡自畫像的畫家。倫氏一生給自己留下了100幅自畫像。從年輕到年老，不同衣著、不同背景、不同情緒。墨西哥畫家弗裡達·卡羅（1907-1954）也是一個極喜歡自畫像的畫家。在畫家47歲短短的生命裡，留下的自畫像，雖然沒有倫勃朗多，但從比例和意義方面，不僅不輸倫氏，倒是遠遠勝過倫氏的。從比例來看，卡羅的自畫像共有55幅（據說佔畫家留世畫作的三分之一）；從意義來看，卡羅的自畫像所呈現的複雜遠優於倫勃朗的自然主義。就後一點來看，卡羅說過：
「我畫自畫像，因為我經常是孤獨的」。
作者：劉火
1926年卡羅19歲自畫像
《墨西哥與美國邊界上的自畫像》
卡羅15歲時，愛上了大她21歲的後來相伴一生的丈夫。不滿二十歲時，加入了丈夫所在的共產黨組織。二十世紀前五十年，由於蘇俄革命的成功和馬列主義的傳播，共產主義在亞洲和拉丁美洲風起雲湧。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各領域都受到深刻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六十年代的拉美文學爆炸都與此共產主義思潮和運動，有很深很複雜的關係。事實上，卡羅正是這一思潮和運動中的一分子。而且是一積極分子。1954年死亡之前，卡羅還專門畫了一幅題為《馬克思主義將讓病者恢復健康》的畫，可見畫家的政治信仰和理想，從畫家開始到後來，一直堅定。或許，正是因為畫家的共產主義信仰，才塑造了卡羅畫的先鋒主義理念和畫風。又由於卡羅的先天殘障和後天既是同性戀、異性戀以及婚外戀（譬如與史達林時代流亡於墨西哥的共產主義者託洛斯基的戀情）等諸多因素，塑造了卡羅自畫像的怪誕、奇異以及夢臆風格。而在短暫的人生旅程中，卡羅是孤獨的。而孤獨正是藝術得以產生的重要源泉和構件。也就是說，卡羅的自畫像本身就是這一多元又怪誕的奇妙集合體。
1926年，卡羅19歲。在其第一幅自畫像Self-Portrait in a Velvet Dress（《天鵝絨連衣裙中的自畫像》，右上圖）裡，卡羅正從豆蔻少女走向風韻萬端的少婦途中。自畫像裡的女主，自信、喜悅，表現在女主華麗的服飾、質感的胸部，特別是那隻也許只有在天上才能看到的纖纖玉手上。卡羅的這隻手絲毫不輸於蒙娜麗莎的那隻手！而且整個畫，洋溢著單純、和諧，以及青春不經意的淡淡的憂傷。
1931年，在Frida Kahlo and Diego Rivera（《弗裡達·卡羅與迭戈·裡維拉》）裡，一對情侶走進婚姻殿堂，本當興高採烈。但是，女主一隻手言不由衷地搭在男主手上，另一隻手卻有些緊張地拉緊了極具民族特色的披風。顯然，女主是恐慌的。哪怕他們的頭頂上有一隻和平鴿銜著祝福的話語。我猜想，那一定是祝福的話語。
Self-Portrait on the Borderline betwee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墨西哥與美國邊界上的自畫像》1932,中圖）。這是一幅極具政治傾向的自畫像。畫家把她祖國墨西哥古老的文化與文明和美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一股腦地混雜並列在一起。一邊是畫家自己文明的天空，雖說神秘但卻清朗，而另一面的美國，則在現代工業的濃煙中使得美國的國旗被汙染。在這兩種文明、兩個國家的中間站立著畫家本人，端莊又雍容。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在畫家的自畫像裡，除了畫家1926年的第一幅自畫像外，沒有任何一幅自畫像有這般的明麗（除背景）。而正是這般的端莊、雍容和明麗，使得這幅的多元指向看似簡單，其實複雜。女主站立的邊境線上，手持墨西哥國旗以及身眼的注意指向在墨西哥一邊，表明畫家的國族主義和對祖國古老文明的留戀。逆襲的是，在女主站立的界碑上，竟通有來自美國的電線。這一細節，異常的隱晦卻也異常的明白。其象徵主義的色彩，從此在畫家的世界觀與藝術觀裡建立：留戀與嚮往，反抗與皈依，掙扎與逃逸。事實上，這一糾結與糾纏直到畫家的生命終結。在一本本的英文卡羅傳記裡，我們知道卡羅留給這個世界和後人的是這麼一句話：
「I hope the leaving is joyful and I hope never to return。」（中文大意：我希望我離開時是快樂的，我希望我永遠不要返回。）
Self-Portrait with Necklace（《戴頸鏈的自畫像》1933）是畫家的一幅標準像。一字眉，上嘴唇有髭毛，烏黑閃光髮髻，石頭或某種果實穿成的頸鏈。還有就是畫家蔑視一切的眼神。此時的畫家才24歲。無論怎麼觀察，畫家此時的心境都應當是很自足的。但是這幅自畫像告訴我們的顯然不是自足，而是對世界的懷疑。到了1938年畫家與猴子的合影時（Self-Portrait with Monkey），除了懷疑，還有手足無措，以及驚恐。這時的畫家，面對風流成性的裡維拉，舊病復發且變本加厲，尤其卡羅得知丈夫與自己的胞妹私情後，自己的身體繼童年的殘障、後來的車禍，以及懷孕、流產、永遠沒有生育之後又經受了新一輪身心打擊。卡羅的自畫像告別了她之前的美好，也與其他的自畫像區分開來，從此與焦慮、掙扎、痛苦、死亡等連在了一起。
從1938年Self-Portrait with Monkey（《自畫像與猴子》）到1940年的Self-portrait of a thorny necklace and hummingbird（《帶刺項鍊和蜂鳥的自畫像》）。畫像的構圖一樣，但畫像中的關係與關係構件，已經不一樣了。《帶刺項鍊和蜂鳥的自畫像》再沒有《自畫像與猴子》那般的泰然，而是死亡與掙扎的象徵。那隻黑熊恐慌的眼睛，那隻蜂鳥似結繩似解繩的姿態，無處可躲、無處可逃。不過，女主的鎮靜在畫面上倒是鮮明的。這一鎮靜，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到一位女權主義的大義凜然。從1932年的Henry Ford Hospital （The Flying Bed）（《亨利福特醫院或飛行的床》）到1935年A Few Little Pricks（《一點小小的刺激》），再到1939年The Earth Itself （My Nurse and I）（《地球自身或護士與我》，再到1943年Thinking about Death（《關於死亡的思考》）到1944年的The Broken Column（《破碎的管柱》）。卡羅把身體、欲望、掙扎、死亡，以及逃逸展現得淋漓盡致。在此之前1939年的The Two Fridas（《兩個弗裡達》）則將人格的分裂和人面對世界的無助，表現得驚悚萬分。尤其是用一個卡羅的血去織染另一個卡羅裙子花朵的場景，也許只有像卡羅這樣極具女權主義的女性畫家，才有這般的大膽和詭異。
對於一位女權主義者來講，生命的自由、性的自由、活著的自由，與男權社會抗爭的自由，顯然是女權主義一生的爭取和實現。畫家，以其墨西哥特有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元素，把神話、巫術，以及自然呈現的精怪，投入到自己的自畫像裡。有時，這些基因和元素是畫家本人的背景，有時畫家是這些基因和元素的背景，大多數，整個畫面就是一個看似支離破碎實則統一的怪物！也就是說，畫家的所有這些，都是畫家的女性身體經驗的描述，以及女性身體經驗裡抽出來思考的具象與抽象。作為一位女權主義者，作為一位傑出的畫家，卡羅生前身後有多種標籤，譬如超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象徵主義等。但對於畫家本人來講，這些標籤對她來說都沒有意義。畫家本人曾經無可奈何卻又自豪地講過一句話「I was born a bitch。 I was born a painter！」「畫家」與「婊子」共處，對於冠冕堂皇的所謂主流社會，顯然是不被認可的。但是對於卡羅來講，畫家與婊子集於一身正是她卡羅所追求的。藝術、身體和思想，對於卡羅來講，她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儘管這大逆不道。但也許是這種反叛，卡羅才成為了二十世紀傑出的畫家之一，也才有了畫家去世以後多年，追卡羅的風尚從未減弱過。新近（2018年6月），在英國倫敦世界著名的「維多利亞及阿爾伯特藝術設計博物館」，推出了「弗裡達·卡羅作品及衣物展」。在歐美，以卡羅製作的芭比娃娃，有很佳的市場；以卡羅畫像製作的撲克牌，成為橋牌比賽的正式用牌等等。卡羅有眾多的粉絲，英國的首相特裡莎·梅，就是卡羅的粉絲。梅姨首相所戴的手鐲標識，就是卡羅的自畫像。
（原標題：弗裡達·卡羅的自畫像）
來源：北京晚報
編輯：TF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