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男女老少，無論是否有機會接觸過法語，都知道「法語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這個「刻板印象」的形成，首先要歸功於咱們中學語文教材編者。數十年來，他們孜孜不倦地把法國作家阿爾方斯•都德的《最後一課》選入初中課本。於是，小說中的法語教師韓麥爾對法語「王婆賣瓜」式的頌揚，便潤物細無聲地潛入到我們一代代人的意識之中。
近些年來，關於《最後一課》歷史真實性問題的爭論，一度鬧得沸沸揚揚。支持者和反對者均言之鑿鑿，針鋒相對，讓吃瓜群眾看得無所適從。其實，為正反雙方在史實的掌握和文章的理解方面，都存在相當的問題，常將一些謬誤或不確定的觀念，當做自己的論據。那麼，就我們一起看看來有關《最後一課》的各種迷思。
《最後一課》收錄於都德的短篇小說集《月曜日故事集》(les Contes du Lundi)。在十九世紀璀璨的法國文學家星系中，都德的光芒，絕對不算顯眼；而《月曜日故事集》的名氣，更是遠低於他的《磨坊書簡》等代表作，基本不為法國普通的文學愛好者熟知。亞馬遜上搜索，從90年代至今，該書在法國所有上架版本還不到十種，實在顯得蕭瑟。那麼，它又如何進入了國人的視野呢？
據專家考證，胡適在留美期間，偶然接觸到《最後一課》的文字，有所觸動，由在普法戰爭中割地賠款的法國，想到了當時深受日本欺凌的中國，便將其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典範文章，以《割地》為名，翻譯併力推。
該譯作的面世，激起了知識界的強烈共鳴，爭相傳頌。愛國與勸學的主題結合在一起，使其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就頻頻入選中學的國文課本。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佔領東北，並強推日語教學。《最後一課》的影射含義愈發明顯，也更受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的歡迎。此後的幾十年間，眾多翻譯家（鄭振鐸、郝運、柳鳴九、陳偉等）紛紛推出自己的譯本，使其持續保留在公眾視野，成為家喻戶曉的名篇。
因此，就影響力而言，《最後一課》牆內開花牆外香，雖在法國默默無聞，但並不妨礙它在中國進入世界文學經典的行列。
都德的政治傾向，其實並不大明朗。他出生於法國南部一個傳統的天主教家庭，政治立場偏於保守，對猶太人也似乎有些成見；但因此就被扣上「大國沙文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大帽子，似乎又很冤枉。順便說一句，都德著作的中文版序言中，常說他曾參加過普法戰爭，純屬無稽之談。事實上，就在大戰爆發前，他在巴黎的別墅裡與朋友們追逐打鬧，不小心摔斷了腿。
都德筆下的人物，確實不少都狂熱地迷戀著法蘭西帝國的榮耀。以《月曜日故事集》中另一名篇《柏林之圍》的主人公為例。法國在普法戰爭前線節節敗退之際，家人為了不刺激這位愛國的退伍老兵，精心編造著「法軍在德國長驅直入，殺往柏林」的謊言，直到德軍進佔巴黎前夕……不難看出，都德對他們的刻畫，與其說是謳歌，不如說是憐憫，甚至有一絲嘲諷的意味在。
說到都德的反猶太主義問題，除了他曾經贊助過排猶的小宣傳冊之外，好像並沒什麼實錘的證據。他的兒子萊昂•都德，日後確實是法國極右翼的領軍人物之一，立場很偏激，但把帳都算在都德的家教上，還是很牽強的。
總之，沒有充分證據表明都德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也絕不能把《最後一課》視作「為軍國主義張目」的「顛倒黑白」之作。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法國兵敗，皇帝拿破崙三世被俘，法蘭西第二帝國垮臺；普魯士國王威廉，在法國前王宮凡爾賽宣布建立德意志帝國，以示對法國的羞辱；新建的法國政府接受城下之盟，割讓法德邊境的阿爾薩斯和洛林部分地區；德國積極在新納入的國土上實施「去法蘭西化」舉措，在中小學推行德語教學，取消法語課。這就是《最後一課》的歷史背景。
國人在閱讀或學習該文時，往往忽略了一個基本常識：普法戰爭期間，法語並非阿爾薩斯人的母語。都德沒有說謊。小說中，法語教師責備學生時說道：「總要把學習拖到明天，這正是阿爾薩斯人最大的不幸。現在那些傢伙就有理由對我們說了：『怎麼？你們還自己說是法國人呢，你們連自己的語言都不會說，不會寫！』」其實，這一場景不是假設或誇張，而是現實。
（法國1863年說法語人群的地理分布：布羅代爾《法蘭西的特性•卷一》第100頁）
小說的主人公小弗朗士，冬天經常曠課去薩爾河滑冰。薩爾河是一條流經法德兩國的國際性小溪，只穿過一座阿爾薩斯的村鎮：薩爾聯(Sarre-Union)。該鎮位於阿爾薩斯北部的下萊茵地區，也就是上圖中紅圈裡的法國東北角一帶。由圖可知，在小說的故事發生不到十年之前，這裡的居民仍不講，或基本不講法語。
阿爾薩斯人的語言和德語相去不遠，與法語的區別卻很大。隨便舉兩個例子：「我」，阿爾薩斯語和德語都是「ich」，而法語是「je」；"好"，阿爾薩斯人說「güet」，德國人說「gut」，而法國人說「bien」。從語言學意義上講，阿爾薩斯語是德語的一個分支，是沒有多大疑義的。對小弗朗士來說，法語其實比德語更遠離自己的母語，學習起來也更為艱苦——這也是他之前不夠好學的原因之一吧。
都德給小說的主人公命名弗朗士（Franz），是飽含深意的。弗朗士是個德語名，相當於法語中的弗朗索瓦（François），本意為「法國人」。這個名字就是19世紀許多阿爾薩斯人的寫照：一群說著德語方言的法國人。順便說一句，文中另外兩個村民——鐵匠華希特（Wachter）和老人郝叟（Hauser）——使用標準的日耳曼姓氏；法語教師韓麥爾（Hamel）是法國姓氏，因此，很可能生於異鄉。
在17世紀以前，阿爾薩斯名義上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地；直到1681年，經過法國數任國王的運籌帷幄，巧取豪奪，阿爾薩斯才大半歸於法國。那麼，在《最後一課》的年代，阿爾薩斯人究竟有著怎樣的民族認同？描述阿爾薩斯居民對法國戰敗的憤懣時，都德是否在意淫，甚至顛倒黑白呢？
其實，以語言和族群為特徵的「民族國家」概念，歷史非常短暫。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前，歐洲人的身份認同，更多建立在地區，甚至城鎮和村落的基礎上。普通百姓關心向誰交租，向誰尋求庇護，知道自己的封建領主則可；至於國王是誰，則過於遙遠，並不重要——正所謂，「領主的領主，不是我的領主」。大革命的近代意識形態，將「民族」和「國家」等同於「全體國民」，進而一層層與「權利」和「榮譽」掛上勾，「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情感才見萌芽。
說具體些：在阿爾薩斯17世紀併入法國的前後，當地人都只是自己村鎮領主的臣民，不會對神聖羅馬帝國有什麼情感；經過法國大革命的社會震蕩，他們中一部分人直接投身「民族」與「國家」的懷抱，從內心深處接受了「法國人」的標籤。別忘了，法國國歌《馬賽曲》，最早就是革命初期阿爾薩斯軍團的軍歌；而拿破崙帳下有數十名為國東徵西討的將帥，出生於阿爾薩斯。隨後，法國政府為了進一步強化國家的政治和文化凝聚力，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中小學的法語教育。韓麥爾老師就是這樣，站到了阿爾薩斯村鎮的講臺上。
不過，也不必誇大阿爾薩斯民眾對「法國人」身份認同的程度。有歷史學家認為，在民族主義誕生初期，「民族」的概念只進入上流社會和資產階級的頭腦，與大眾無關。從上文韓麥爾老師對阿爾薩斯人那段「恨鐵不成鋼」的批評中，大體也能看出這四十年的教育成果如何。
最後一課的教室裡坐著好些旁聽者，包括從前的鎮長和郵遞員——這些對法國抱有深刻情感的人，往往是資產階級和政府公務人員；大多數當地人，還是像鐵匠華西特一樣的看客（Wachter就是英語中的watcher），平靜地閱讀著阿爾薩斯被割讓的公報，開著不鹹不淡的玩笑。至於韓麥爾這樣來自法國其他地區的異鄉人，現在只能收拾行李離去了。
總之，處於形成初期的民族國家意識，主要有兩個特徵：「民族」與「國民」共用nation一詞，界定不清；社會中上層人士與底層民眾的國民身份認同，存在較大差距。1871年的阿爾薩斯人，並不會因為語言接近而心向德國；他們中相當一部分民眾，還沒有清晰的民族國家概念，不會為自己是法國人還是德國人而操心；但另一部分人，已經通過教育或職業等社會化渠道，接受了「法國人」的身份認同。
我們先看看「作業幫」上歸納的《最後一課》的中心思想：「真實地反映了法國淪陷區的人民慘遭異族統治的悲憤和對祖國的熱愛,以及爭取祖國解放和統一的堅定意志,集中地表現了法國人民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與語文課本中許多篇目的作者一樣，都德先生對此恐怕只能苦笑。
但凡多讀兩篇都德的作品，我們就會知道，這就是一位喜歡用溫和平淡的筆觸描繪人間疾苦的作家。有人以「法國的沈從文」比擬他，大抵是合適的。拋開歷史背景不論，單就把李清照評論成辛棄疾這一點上看，我們的所謂」標準中心思想」，也有指鹿為馬之嫌。
其實，都德在創作《最後一課》時，應該只想通過一座阿爾薩斯小鎮戰後的眾生相，展現時代的悲哀，個人的無奈：村鎮淪入敵手，有人悲憤，有人遺憾，有人麻木不仁；但面對國家的潰敗，所有人都束手無策。在師生們的自我懺悔中，都德也指出了人們需要對個人悲劇所承擔的負責：教師常為了釣魚，擅自給學生放假；學生以曠課嬉遊為常事，家長也聽之任之；公務人員們號稱為國服役，平時卻不願意多花時間以掌握官方的語言……所有人揮霍著寶貴的時光，待危機來臨，才心生悔意。一篇文章下來，如果只讀到了「愛國」兩字，其實是把都德的情懷看小了。
最後說一句題外話，教參不可靠，教材裡的原文，也不可當真。法語確實美麗，但如果說這世上有門「最美麗的語言」，難道不應該是每個人的母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