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小時候對媽媽最深的印象就是「總理身邊的女翻譯」。的確,一直以來,我心目中就是事業第一。那時候,中國西班牙語翻譯太少了,很多工作必須要由我們扛起來,這是國家賦予我們的職責和使命
▲1960年,古巴革命領袖卡斯楚在哈瓦那接見中國藝術團代表,左一為翻譯張愛珠女士。
資料照片
聽到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楚去世的消息,我的心裡咯噔一下,然後陷入了深深的傷感中。儘管在古巴替他當翻譯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但推開記憶的大門,當時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我覺得有必要說出來,講述那一段應該被記錄的歷史,也讓大家更多知道新中國是怎樣向西語世界敞開大門的。
我叫張愛珠,1935年出生於江蘇蘇州,是北京外國語學校西班牙語系第一屆的學生,做了一輩子西語翻譯工作。接待過無數訪華的西語國家代表團,也多次跟隨中國代表團出訪,而與卡斯楚的那次會面,是我翻譯生涯中最難忘的經歷之一。
卡斯楚激動地忘了抽菸
1952年,我在祖國抗美援朝的熱潮中從江蘇來到北京,軍裝還沒有穿上,就被分配到北京外國語學校學習英語,就是今天的北京外國語大學。出於外交需要,1953年,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指示和關心下,北外組建了第一屆西班牙語系,並從英語系和法語系調出24個學生,組成新中國第一屆西班牙語學習班,我就是其中之一。
畢業以後我進入了國務院下屬的對外文化聯絡局,從事西班牙語翻譯工作。對外文化聯絡局還有一個名稱叫做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1960年4月,當時由中國京劇院和中央歌舞團骨幹所組成的中國藝術團訪問拉美國家,團裡有著名藝術家郭淑珍、杜近芳等,我是隨團翻譯之一,而那一年訪問的拉美國家中就有古巴。我們也是來到古巴訪問的第一個中國藝術團。
古巴位於加勒比海中部的一座島嶼之上,椰林青翠、海灘金黃、碧濤無垠,像一艘大船橫臥在大海中央,是舉世公認的「加勒比海明珠」。到古巴以後我們受到了熱烈歡迎。到了哈瓦那的第一晚,當時的古巴革命武裝部部長勞爾·卡斯楚就來到我們住的酒店,代替他哥哥,時任古巴總理的菲德爾·卡斯楚向中國藝術團問好。在接下去的兩個月時間裡,我們去了古巴很多城市演出,場場爆滿。而勞爾受卡斯楚的指示,全程陪同藝術團前往各地演出。
接到卡斯楚要接見中國藝術團主要代表的通知很突然,當時在場的有中國藝術團團長陳忠經等5人,我是唯一一個翻譯。我們替卡斯楚泡了茶、準備了菸灰缸。他是一個人走進我們在哈瓦那所住酒店的會客廳的,隨從們都在門外等待。我以前在報紙上見過他的照片,大鬍子非常顯眼,報紙上都說他是革命英雄,我對他充滿了敬仰,所以在等待的時間裡,我是既緊張又興奮的。
他就這麼走了進來,穿著綠色軍裝、搭配著皮靴,身材高大、身姿挺拔、面容俊朗帥氣,留著跟照片上一樣的大鬍子。他跟我們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熱情地握手,向大家表示了歡迎。他說,非常歡迎,很難得見到你們。
在接下去的一個多小時時間裡,他向大家講述了美國對古巴的迫害,講述了古巴的偉大革命,還表達了對中國的嚮往,對中國革命和毛澤東主席的崇敬。他說話聲音響亮、語調鏗鏘有力、略微有一點沙啞,時時透露著軍人的威嚴,但是又不像報紙中寫的那麼遙不可及,他對我們親切友好。在不多的交談時間裡,他很激動地與我們交流,甚至都沒時間用上我們為他準備的菸灰缸,抽上一支他最愛的雪茄。
中國藝術團向他贈送了蜀繡,他看到以後非常高興,連連說著:美、真美,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的東西,對我來說是個寶貝。6月7日,卡斯楚親自觀看了中國藝術團的演出,並且對中國藝術團成員表示了熱情歡迎和讚揚。演出結束後,他還走上舞臺,和藝術家們一起合影。後來,古巴政府還向我們每個人贈送了鑰匙鏈、草帽、古巴風景相冊等紀念品。
在我們藝術團結束訪問後不久,就是在1960年9月2日,卡斯楚在哈瓦那的百萬人大會上宣布,古巴願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年9月28日,中古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公報,確認建交。古巴是與新中國建交的第一個拉美國家,也是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西語國家。
難忘在古巴的日日夜夜
建國初期,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不多,除了「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之外,爭取到非建交國進行演出——宣傳新中國,爭取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是中國藝術團的特殊使命。中國藝術團訪問拉美國家是貫徹周恩來總理「文化先行,外交殿後」指示的一次成功舉措。
革命成功後的古巴並不平靜,美國封鎖,特務搗亂,年輕的共和國百廢待興,但這絲毫不影響古巴人民的樂觀和熱情。除了在劇場演出,我們還在空曠地面臨時搭起的舞臺上演出,舞臺下擠滿了成千上萬的士兵和群眾,真是觀眾如潮、盛況空前。他們熱情鼓掌、尖叫,向舞臺上扔玫瑰花,跑來後臺送花籃、向演員索要籤名,往往謝幕多次以後還要重演。
當時我們演出的節目有飄飄欲仙的《荷花舞》、絢麗多姿的《孔雀舞》、火熱的《紅綢舞》；技藝超群的京劇《三岔口》《秋江》《紅橋贈珠》……每個節目都激起雷鳴般的掌聲與喝彩。因為隨團的女翻譯只有我一個人,我還義不容辭承擔起了報幕員的任務,每場演出前我也要濃妝豔抹一番。除了報幕員,我還是讀報員,受限於語言,團裡就我們幾個翻譯能看懂當地的報紙,團長每天都會問我們今天的新聞。
剛到古巴,最不習慣的就是飲食。當地人的主食常常就是幾根香蕉,用油炸一炸,菜裡也喜歡放大量香料。大家吃不慣,就由我出面去溝通。古巴人民很熱情,他們聯繫了當地華僑,讓華僑送來了麵條、包子、大蒜。所以酒店為我們準備的宵夜裡,常常是左邊放了三明治、右邊放了包子。演員們也慢慢學會了一些簡單的西班牙語,可以跟當地的廚師、工作人員溝通。當然對當地的蚊子我們也是印象深刻。當時古巴蚊子非常多,我記得有的時候在山區演出,用帘子一擋就是化妝間,結果臉上化好妝了,腳上也「化妝」完了,就是一腳的蚊子包。
古巴之行非常愉快,大家吃住在一起,我還翻譯了一首古巴歌曲,中文名叫《要古巴不要美國佬》,「我們大家一齊來,保衛古巴的革命。我們大家一齊來,卡斯楚和人民,團結一起進行鬥爭……」翻譯完了我還教大家唱,後來演出的保留曲目就是唱這首歌。當樂曲聲響起,全場觀眾每次都很轟動,大家會一起跟著曲子,用西班牙語和中文一起演唱,場面很感人。
幹了一輩子自己喜歡的事
我出生在一個鐵道員工家庭,兄弟姐妹7個,我排行老三,家裡雖然說不上太富裕,但父母對子女的教育都非常重視。到北外上大學,以及後來從英文繫到西班牙語系,有很多的巧合,但這些巧合讓我遇到了這輩子最喜歡的事,這是我最大的幸運。工作期間,我曾經多次為周恩來總理擔任西語翻譯,他還誇過我翻譯傳神,讓語言不通的人都能有說有笑。
與古巴建交以後,中國與西語國家的交流越來越頻繁,常常有西語國家代表團訪華,包括古巴芭蕾舞團、哥倫比亞和玻利維亞民間歌舞團等。在很長一段時間,訪華的西語藝術代表團翻譯都是我。周恩來總理接見他們之前,也會和我先說好,讓我待會就站在團長旁邊,這樣他一進來,就可以和團長握手、問好。
而在隨團出訪時,我也曾經遇到過境外反動勢力策反。有人打聽到我住的酒店,直接給我塞金項鍊和金戒指,被我嚴詞拒絕。他們不死心,還讓服務員把這些東西塞在我的枕頭下,我毫不猶豫就上交給了團長,不讓這些反動勢力有可乘之機。
在文化大革命那場浩劫中,我被下放到河南信陽明港鎮的農村,在那裡種地種了整整5年。文革過去以後,我又被貿促會和農業部「借走」當西語翻譯,重新回到了我心愛的工作崗位。每一次出訪或者接代表團之前,我都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比如拉美國家農業代表團來訪之前,我就要學習很多關於怎麼種小麥、怎麼養牛羊的知識,隨時隨地為他們提供最專業的翻譯。
我只有一個獨生女,我們那代人幾乎都有好幾個孩子。可我真的太忙了,連唯一的女兒都是保姆帶大的,女兒小時候對媽媽最深的印象就是「總理身邊的女翻譯」。的確,一直以來,我心目中就是事業第一。那時候,中國西班牙語翻譯太少了,很多工作必須要由我們扛起來,這是國家賦予我們的職責和使命。每次都是工作任務來了我就馬上出發,從來不嫌苦嫌累。如果問我為什麼這麼堅持?我想支持我這麼做的信念就是我是共產黨員,這是很深很真的信仰,刻進骨子裡的。
我現在80多歲了,幾年前中風,現在只能坐在輪椅上,身體也不好,但還是喜歡看電視新聞和《參考消息》,以及講述中國革命的紀錄片,這個習慣會伴隨我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因為不了解歷史、不了解國家就等於沒有靈魂,而這些,早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商意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