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派為反對守舊派，提出中體西用說
「中體西用說」是洋務派反對守舊派的精神武器，它在重視中學的倫常名分的前提下，提倡學習西學。它只是一種文化構架，並沒有統一的概念。在馮桂芬提出「主輔說」以後，洋務派的代表們又分別提出了「體用」「本末」「道器」「形上形下」等不同說法，但他們的文化觀念是基本相同的，都沒有脫離「中體西用」的文化格局。所謂「體用」，是中國哲學特有的一對範疇，它被用來表述本體與作用的關係。「體」是內在的、根本的，「用」則是「體」的外部表徵。洋務派的「中體西用」並不追求一種哲學的深思和文化的思辨，它只是用比較表層的語義來確認一種大眾化的行為選擇。洋務派主張學習西學，卻提出這樣一種折中的方案，是基於他們認識的局限性和策略上的考慮。
洋務派是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運動中興起的，他們主要是在用兵的過程中才意識到西方武器的優越，主張購買武器、自製武器，然後才懂得西方之數術等為制器所必需。他們對西方的社會政治等等並沒有進行考察，也不知道中國的聲名文物、倫理綱常有改革的必要。「中體西用」是在提倡西學和反對西學的論戰中產生的，洋務派又是綱常名教的忠實信徒，這就使這種文化觀念帶有論戰策略的色彩。它之所以要藉助「中體」來壓低西學的作用，目的是為了削弱守舊派聲稱的西學有害於中學、有害於傳統政治、社會秩序，從而引得朝野鼎沸的聲勢。因此他們除了要證明中學和西學不僅可以相補、相容，而且還要證明西學有鞏固中學這個根本的作用，即「中體」離不開「西用」。前者，「西學中源」論已基本達到了這個效果，洋務派則重在後者。曾國藩、李鴻章與馮桂芬有親密的私人關係，他們又是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主導人，這使得他們成為馮桂芬主張的最早實施者和闡發者。曾國藩主要停留在購器、制器之上，而對宋明理學尤為推崇。
李鴻章也基本上持此種態度。李鴻章在辦洋務之初曾言:「中國的文物制度與外國那種野蠻的習俗有很大不同，而之所以能夠治理國家，沒有損害邦本國基，自然有它的道理，如果說轉危為安、轉弱為強，全要靠仿造機器，我也不會有這種一隅之見。中國文物制度是國家立國之本，這是仿習機器所不能辦到的。之所以要仿習機器，就像一個人病正重，一定要先治標。」這和馮桂芬主以倫理綱常、輔以富強之術的提法幾乎相同。光緒二年（1876），李鴻章又進一步提出「道器」說:「中國最崇尚道，而西方最擅長的是器，要尋求御外侮的辦法，首要的是自己要振奮起來，完善先聖所創製的制度，至於外國人所擅長的也不要去設置障礙來禁止，這才會道器兼備，將四海之內合為一家就不難辦到了。」以器補道、道器兼備，其以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
湯震的「道器」說，則體現了以器衛道的緊迫感。他對中西學從道器的角度進行了一番評價:中國所師者是形而上的道，西方所致力的是形而下的器，中國自以為掌握了道，而漸漸地卻失去了器，而西方致力於器，有時卻暗合於道。中學有道而失器，西學有器而合乎道，西學優越於中學自不必說，正因為如此才造成中國失敗的慘痛教訓。湯震對中國倫理綱常的優越性產生了懷疑，與李鴻章的「道器」說已有不同之處。在湯震看來，中國要振作起來就要善於發明器，以形下之器衛形上之道，否則，單憑中學之「道」，即倫常名教，不但不會自救，還會導致亡國的命運。洋務派的強調西學可用和標榜「中體西用」論，隨著他們對西學知識的深入認識而逐漸深化、逐步發展，學西學的層次也就不斷加深。郭嵩燾提出了「西洋立國，有本有末」的論斷，意即西學不只是末，它也有其根本，中國學習西學不但要學習其器用之末，而且要由此入手，由淺入深，逐漸掌握西方的富強之道，學習其立國之「本」。那麼這個「本」是什麼呢？郭嵩燾認為是西方的「重商富民」政策。郭嵩燾「西學有本有末」的提法是「中體西用」觀發展的重要一步。
正當郭嵩燾為了學習西方「重商富民」政策發表議論時，王韜、鄭觀應等人也開始批評洋務運動學西學只限皮毛的失誤，主張學習西方的立國之本，即經濟和國政。鄭觀應說:「西方立國也有本末，雖然文物制度比不上中國，但其富國強兵也有體有用。如在學堂培育人才，在議院討論政事，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而不務虛，制定政策而後行動，這就是體。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這就是用。中國丟棄其體而專求其用，不管怎麼努力去做，也總是趕不上，即使海上有鐵艦巡行，鐵路四通八達，真的就足以依賴嗎？」這就將郭的主張發揮發展下去，涉及政治制度的內容了。鍾天緯更是將這種觀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他主張學習西方，改革政治制度。他指出練兵、制器、開礦等事宜都屬於治標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只有從大本大原處著手，建立一種「通民情、參民政的政治制度，才能挽救中國。「中體西用」論者既然已經深入到西學之本，主張學習西方立國之體，那麼怎麼來對待本國之大本，中學之體呢？這兩者是勢不兩立的。
鄭觀應為此設計了一個奇特的方案:將中體縮小，而將西用擴大。根據這個方案，中體已不包括政治、社會秩序，而只是抽象化了的傳統的學理原則和倫理觀念，西用則擴大到西學之本。即堅守堯舜文武以來的成法，繼承其中的精髓，而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科技。「中體西用」論者主張進行政治、社會改革，但又不敢擺脫倫理綱常觀念的束縛，從而呈現出自相矛盾的狀態。因此，當一部分人從這個群體分裂出來，走上維新變法的道路時，他們就群起而攻之，從促進歷史發展的積極面轉變為阻礙歷史發展的消極面。張之洞就是他們的代表。張之洞和維新巨擘康有為有著很好的關係張曾引其入自己幕府，並支持了康的早期活動，但當康有為向封建制度發動攻擊時，張之洞為了自保，作《勸學篇》同康、梁論戰，以示同他們劃清界限。由於《勸學篇》作于洋務派思想成熟時期，它對「中體西用」論的闡述也就最為完備。《勸學篇》分內、外兩篇，按照張之洞的設計，「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內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將「體」「用」劃分得清清楚楚。在《內篇》中，張之洞著重論述的是推崇綱常、反對民權。他宣布三綱是神聖的、不可改變的，是中國世代聖人相傳的最高教義、倫理政治的根本、區分人和禽獸的原則。那些實行資本主義的政治改革的主張是十分荒謬的。他同時指出三綱是世界萬國之公理，西方也有「君臣之倫」「父子之倫」「夫婦之倫」，所謂的民權平等觀念只是西方政治和風俗中的糟粕，不應該引進。
我們姑且不管他的見識有多麼淺陋，僅依照他的邏輯，既然各國三綱相同，那麼引進適合於三綱的西方政治制度，不也是義中之事嗎？這一點是他無法解釋清楚的。《外篇》說的是學習西學的內容。他主張在不觸動「三綱」的限度內，實行興學堂、廣遊學、譯書辦報、改革科舉、開礦修路、設立農工商兵諸學等具體新政事項。為了推進西學的學習、採用，他還專門論述了中、西學的相通性，認為西方立國的各項政策，如農、林、工、商等等，都可以從中國的《四書》《周禮》《左傳》，以及其他典籍中，找到立義的依據，甚至議院制，也能從《周禮》中查出根源。但古代中學是不足以替代現代西學的，因此中國應該學習西學，而且有學習西學的基礎。張之洞的《勸學篇》以綱常倫理觀念為根本來提倡西學，這和他的洋務派前輩側重點已有不同，他意在抬出長期以來居於統治地位的宗法，來壟斷輿論，給維新派設置了最難突破的障礙，甚至連贊同變法的光緒帝也對《勸學篇》大加褒獎。而其學西學的範圍雖然廣泛得和維新派幾乎無大差別，但由於挖掉了民權之魂，實際上就沒有能夠真正地解決問題。《勸學篇》標誌著「中體西用」論的完備、成熟，也預示著它的沒落、衰亡。這裡有康、梁的作用，也有其本身邏輯混亂的導因。綜觀「中體西用」，它確實是一把雙刃劍，既攻守舊派，也攻激進派。
圖片均來自於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作者及時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