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思想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政治制度是優於西方的,落後的只是器物方面和一些具體的社會制度方面。
鹹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馮桂芬在《校匏廬抗議》中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此種觀點成為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洋務派向西方學習的指導思想。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南溪贅叟在《萬國公報》上發表《救時策》一文,首次明確表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概念。
其後,禮部尚書孫家鼐在《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再次提出「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十九世紀晚期,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抨擊洋務派持「中體西用」的態度,認為向西方學習的行為是舍本求末。提出學習西方議會,實行君主立憲,從根本上改革中國的政治制度,由此方可實現國家的真正富強。
張之洞對維新派的觀點持反對意見,於1898年5月出版了《勸學篇》,對洋務派的指導思想做了全面系統的闡述,重申「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觀念。
當時的一些外國殖民主義者從自身利益出發,也鼓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調。二十世紀初年,清政府開始推行新政,仍然奉行「中體西用」的思想主張。
「中體西用」,是中國封建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對中國近代的政治思想產生過很大影響。這一思想不放棄「中學」之本,大規模地引進了「西學」之用,對中國近代的工業、軍事、文化、教育等領域的發展產生過重要的積極作用。
歡迎長按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