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05日 10:0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鍾義見
字號內容摘要：【核心提示】「馬魂、中體、西用」三流合一、綜合創新不僅是「五四」後近百年來中國哲學和文化發展的一條現實道路，也是這個時期一些成就卓著的學者所走過的學術道路，他們研究的領域和問題可能千差萬別。他將新民主主義文化界定為「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指出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文件中也有「以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論述，在講學習借鑑國外優秀文化成果時，強調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
關鍵詞：學術;馬克思主義;馬魂;創新;指導;民族文化;文化發展;中國社會;學者;方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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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馬魂、中體、西用」三流合一、綜合創新不僅是「五四」後近百年來中國哲學和文化發展的一條現實道路，也是這個時期一些成就卓著的學者所走過的學術道路，他們研究的領域和問題可能千差萬別，但基本的學術路數都是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民族文化的主體性與面向世界的學術眼光結合起來，所以學問做得大氣而又充滿理論自信和民族自信。
方克立，1938年6月生，湖南省湘潭縣人。196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先後在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工作。曾任南開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國際中國哲學會（ISCP）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務。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中國文化的綜合創新之路》、《方克立文集》等。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方克立先生開創的現代新儒學研究已成為一門顯學。為了對現代新儒學進行準確定位，方先生又提出了中國現代三大思潮對立互動說，認為近代以來的古今中西之爭，至「五四」時期已被分別倚重中、西、馬三種思想文化資源的現代新儒家、自由主義西化派和中國馬克思主義派「三足鼎立」的格局所取代，這種「三分」的思想格局至今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他本人則傾心於張申府、張岱年先生倡導的中西馬「三流合一」、綜合創新文化觀，並把這種文化觀與我們黨一貫主張的文化建設指導方針結合起來。2006年，他明確提出「馬魂、中體、西用」論，把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文化觀發展到一個新階段。近日，記者就這個問題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方克立先生，聽他講述了自己的思想歷程。
從「綜合創新」到「馬魂、中體、西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方先生，您的《中國文化的綜合創新之路》一書出版後，我們注意到有幾篇書評都聚焦於「馬魂、中體、西用」論，有的著重講它是「五四」以來的正確文化發展道路選擇，有的認為它開創了學術研究的新範式。您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提出這種文化理論的？
方克立：近代以來，「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向何處去」始終是國人最為關心和焦慮的問題，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擔當精神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如此。他們提出了「中體西用」、「西體中用」、「全盤西化」、「復興儒學」等各種匡時救國的方案，相互之間展開了多次思想文化論戰。「五四」以後除了原來的中西體用之爭外，由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道路選擇又多了一種可能性，即以當代先進文化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為引領，充分發揮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的固有優勢，以之為基礎、為本源，吸收世界各國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思想文化為我所用，創造出一種「坐集千古之智」的中國社會主義新文明的可能性。李大釗、魯迅、毛澤東等人都看到了這是中國社會和文化走向現代化的一條「正道」，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上世紀30年代，最先以「孔子、羅素、列寧，三流合一」、「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於一」的思想形式將這條文化發展道路揭示出來的是張申府、張岱年兄弟。他們用來「合一」的方法是「相反而一體，矛盾的諧和」的唯物辯證法，也就是「辯證的或有機的綜合」。半個世紀後，張岱年又把它發展成為系統、完整、成熟的「文化綜合創新論」，這是在當今中國得到最廣泛認同的一種文化理論。我在進行現代新儒學研究時就十分注意三大思潮是怎樣處理中、西、馬關係問題的，不接受「全盤西化」或者「全盤中（儒）化」的觀點，也不贊成折中主義的「中體西用」論和「西體中用」論，而是十分認同二張先生的中西馬「三流合一」、綜合創新文化觀。1990年我曾將這種文化觀概括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四句話，後來覺得這種表述沒有闡明中、西、馬三「學」在文化綜合創新中分別處於什麼地位及其相互關係，所以在2006年又做出了「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流合一，綜合創新」的新概括。很明顯，這種新概括是對二張先生「三流合一」、「綜合創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我不過是在前人已有睿識的基礎上，力圖把這條文化發展道路的理論本質揭示得更清楚一點而已。
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道路選擇關係著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確實是頭等大事，提出任何一種見解都必須慎之又慎，對國家、民族、人民負責任。近代以來，「中體西用」、「西體中用」、「全盤西化」、「復興儒學」這些口號影響都很大，實際上就是打出了一面面文化旗幟，力圖影響甚至決定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方向與道路。從這個意義來說，二張先生倡導的中西馬「三流合一」、「綜合創新」就是我們的文化旗幟，「馬魂、中體、西用」就是我們的文化旗幟。
「馬魂、中體、西用」論強化民族文化主體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學界對「馬魂、中體、西用」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您提出這一理論的基本內涵是什麼，比如「馬學為魂」之「馬」是指什麼，「中學為體」與清末張之洞等人提出的「中學為體」又有什麼區別？
方克立：「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句話講的是馬、中、西三「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化綜合創新中的地位和相互關係。「馬學為魂」之「馬」，首先是指無產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次是指堅持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道路的社會主義方向，堅持社會主義價值觀和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的價值立場。我認為這兩點是馬克思主義中最本質的東西，最具有「靈魂」意義的東西。有人把「馬學為魂」之「馬」曲解為某種具體的學說或某個人的思想，那不是我的觀點。
我說的「中學為體」之「體」，不是「道體器用」之「體」，而是「器體道用」之體，不是作為精神指導原則之「體」，而是作為文化發展載體之「體」，講的是民族文化的主體性。這就與清末張之洞等人以孔孟之道和「中國之倫常名教」為「體」的觀點鮮明地區別開來了。我用「運作主體」、「生命主體」、「創造主體」、「接受主體」四個概念集中闡明和論證「中學」（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尤其是「接受主體」這個概念，它不僅是對西學而言的，也是對馬克思主義這種外來文化而言的。如果沒有中國文化這個接受主體，如果不被中國文化所接受，再好的外來文化也不可能在中國發生任何作用，不但不能起「他山之石」作用，更不可能起到引領時代思潮的指導思想作用。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馬魂、中體、西用」論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強化了民族文化的主體性。
「西學為用」的意義比較明確。張岱年先生曾經指出：「中華民族是建設社會主義中國新文化的主體，而社會主義是中國新文化的指導原則。科學技術等都是為這個民族主體服務的，也都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他講了兩個「服務」，而我也講到過「西學為用」的兩重含義，指出它既是對於作為指導原則的馬克思主義來說的，也是對於作為接受主體的中國文化來說的。對於指導原則來說，它是「應事之方術」，即原則的具體應用；對於接受主體來說，它是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也就是說，它有「道體器用」之「用」與「器體道用」之「用」兩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