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衛國戰爭，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翻譯也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馬列主義引進、軍事學術思想探討、對敵宣傳、軍事情報收集、軍事外交等方面，翻譯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軍隊和其他進步力量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
對內翻譯引進馬列主義及其軍事思想
抗戰時期，解放區存在著三個編譯出版機構：馬列學院編譯部、八路軍抗日戰爭研究會編譯處以及中宣部編譯局。這些機構翻譯出版了大量馬克思主義和軍事著作，1941年、1942年出版數量最多，以俄譯漢為主。
第一個重要的紅色編譯機構是馬列學院編譯部。1935年紅軍到達延安以後，更加迫切需要馬列主義來指導抗日戰爭。5月，延安馬列學院成立，後設立編譯部，由院長張聞天兼任主任，編譯部配置專職翻譯5人：柯柏年、何錫麟、王石魏（王實味）、景林和龔澎（女）。另外有王學文、吳亮平、成仿吾等為兼職譯校。編譯部翻譯出版大量馬列主義著作，包括軍事論著、《史達林選集》5卷本、《馬恩叢書》10卷本以及《列寧選集》18卷本。其中有些書籍可以用來指導戰爭。
第二個重要的編譯機構是軍委編譯處和其後的八路軍抗日戰爭研究會編譯處。軍委編譯處於1938年成立，由曾湧泉領導，葉劍英指導。翻譯人員有曾湧泉、何思敬、曹汀、焦敏之、常彥卿等。這是第一個由中央軍委建立的專門翻譯馬列軍事著作的機構，擔負著翻譯馬列軍事論著、蘇聯軍事科學著作、戰鬥勤務教科書和紅軍條例供我軍學習參考的重要職責。1939年1月，八路軍軍政雜誌社成立後，設立了八路軍抗日戰爭研究會編譯處，它與軍委編譯處實際上是兩個牌子，一套班子。
八路軍軍政雜誌社出版了一套《抗日戰爭參考叢書》，有十餘本，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論戰爭與軍隊》《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列寧讀戰爭論的筆記》等。此外，《八路軍軍政雜誌》還設有「譯叢」一欄，刊載軍事譯文16篇。例如，焦敏之所譯恩格斯《衝鋒》，介紹了兩軍對峙準備會戰時使用的幾種攻擊方法。
第三個編譯機構是中央宣傳部編譯局。1941年5月，延安馬列學院改組為中央研究院，設立中央宣傳部編譯局，柯柏年、張仲實、何錫麟、曹葆華等為譯校人員，完成了《列寧選集》20卷和《史達林選集》5卷的出版。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翻譯工作。1942年9月，毛澤東在給何凱豐的信中指出，「整風完後，中央須設一個大的編譯部，把軍委編譯局併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譯馬、恩、列、斯及蘇聯書籍，如再有力，則翻譯英、法、德古典書籍」。毛澤東建議由吳亮平主持編譯部，「做翻譯工作，學個唐三藏及魯迅，實是功德無量的」。
1943年5月，《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四三年翻譯工作的決定》得以發布，這很可能是中共中央歷史上第一份此類決定。決定指出：「翻譯工作尤其是馬列主義古典著作的翻譯工作，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延安過去一般翻譯工作的質量，極端不能令人滿意。為提高高級幹部理論學習，許多馬恩列斯的著作必須重新校閱。」
對外譯介革命理念和軍事思想
解放區雖然地處內地，但中共突破重重封鎖，積極向外翻譯、傳播中共的革命理念和軍事戰略思想，告知全世界中國的抗戰勢態，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鞏固抗日統一戰線。
為了向世界人民宣傳中共歷史、抗戰形勢及現行政策，在任弼時的組織下，師哲等人將中共領導人的重要著作譯為俄文，例如毛澤東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及《新民主主義論》等。1939年，周恩來赴蘇聯治病期間，給共產國際起草一份報告《中國備忘錄》，由師哲等譯為俄文，交共產國際的執委們閱讀。周恩來向共產國際匯報時，師哲參與了口譯。後來周恩來的報告譯成俄文，發表在1940年的《共產國際》雜誌上。
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長達5萬字的《論持久戰》，有力地駁斥了當時盛行的「亡國論」及「速勝論」，在全國引發強烈反響。中共中央決定對《論持久戰》等毛澤東著作進行英譯，擴大影響範圍。抗戰時期《論持久戰》出現了4種英譯稿，除許孟雄和楊剛的譯稿外，還有刊登在《譯叢周刊》的英譯稿及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的英譯稿。
楊剛的譯文名為Prolonged War，從1938年11月開始，分4期連載於上海英文刊物Candid Comment（《公正評論》）。此外，《論持久戰》英譯稿還被編成單行本發行，毛澤東為此寫了序言《抗戰與外援的關係》，並譯成英文一同印發。毛澤東寫道： 「上海的朋友在將我的《論持久戰》翻成英文本，我聽了當然是高興的，因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引起世界上熱愛和平人士的廣泛關注，得到了國際上的高度評價。
翻譯服務於戰場上的對敵鬥爭
在戰場上，翻譯至少在兩個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首先，重要軍事情報的獲得，離不開翻譯。一方面，繳獲的日軍機密資料會被翻譯出來，成為作戰參考。1939年，八路軍在大龍華戰鬥中繳獲大量日軍文件，其中就有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部3月頒發的《關於剿匪與警備的指針》，被譯為《華北方面的日寇戰術》。這些譯件為中共制定一些對敵作戰方針、原則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另一方面，地下工作者還利用翻譯身份，打入日軍內部，參與重大的軍事決策活動，獲取軍事機密。
其次，八路軍對日偽開展戰地宣傳戰時，翻譯也必不可少。八路軍建立了各級敵軍工作組織，運用貼標語、散傳單、火線喊話、唱日文歌曲等方法，開展對敵宣傳工作，瓦解敵軍。1944年5月，由浙東遊擊縱隊敵工部與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浙東支部合辦日文《解放周報》，由吉永久壽秀、慄原、田中等翻譯，讀者對象主要為日本士兵。
翻譯服務於解放區對外交流
翻譯也參與了解放區對外交流。從1936年開始，一些外國新聞記者，如埃德加·斯諾、史沫特萊、詹姆斯·貝特蘭等陸續深入延安採訪，他們對解放區軍事政治的新聞報導，向世界宣傳了堅持抗戰的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擔任口譯任務的有黃華、吳亮平等人。隨後，這些記者的著作也大多被翻譯成漢語，在國內出版發行，如《西行漫記》等。1944年5—10月，21人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陳家康、徐克立、柯柏年、秦邦憲等參加了翻譯接待工作。記者團的訪問著作也被翻譯成中文，在國統區出版發行，如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福爾曼的《北行漫記》和《西行漫影》等。此類英譯漢著作多達30餘本。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 30多人的美國軍事觀察組訪問延安、陝甘寧邊區時，柯柏年、陳家康、凌青、黃華、馬振武等承擔了翻譯工作。
抗戰時期，湧現了一批傑出的翻譯家，包括劉伯承、左權、伍修權、師哲等。劉伯承在漫長的戎馬生涯中，翻譯、校譯和編譯了近百萬字的外國軍事論著，是我國現代軍事翻譯的奠基者。他在抗戰時期的譯著有《現在我軍要遂行的衛生勤務》《蘇軍步兵戰鬥條令》（與左權合譯）、《軍隊指揮法》、蘇軍《合同戰術（上部）》等。所有這些著名的翻譯家以及隱姓埋名的譯者為抗戰勝利所作出的紅色翻譯貢獻，將永遠銘記在共和國的史冊上。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 「馬漢《海權論》在我國百年翻譯與接受研究」（17BYY200）、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一般項目「跨學科視角的抗戰時期軍事翻譯研究」（16YJA74002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重慶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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