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眼中的杜月笙：他不是夜壺 是暖壺 做過的好事 歷史會記住
提到杜月笙，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上海灘鼎鼎大名的流氓大亨，欺行霸市、暗殺之類的壞事做得不少，與此同時，他又是一個極富傳奇和爭議的人物，他的另一面是慈眉善目，並且附庸風雅，他和民國的眾多文化大家的交往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有人說他是「魔與佛的兩面體」。
早年的上海坊間流傳著不少「杜氏名言」，其中有一段頗為與眾不同，他說：「別人存錢我『存』交情；錦上添花的事情讓別人去做，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不難看出，這位民國時期稱雄上海灘的黑社會老大，雖然結交三教九流無數，但他也頗會抓住機會，利用各種手段去接近、認識、籠絡、禮遇文化名流。
杜月笙和章士釗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章士釗辭去東北大學的教職南下去了上海，沒有人聘他做教授。
章士釗早年留學英國，學習非常出色，主修政治和法律，兼修邏輯，「邏輯」這兩個字就是章士釗的翻譯。
他就在上海掛牌做律師生意非常冷清，但是章先生才多欲也多，很會享受，常常入不敷出。
這個時候杜月笙施以援手，聘他為私人律師，每個月給他開1000塊錢，一時間律師事務所的生意十分紅火，迅速擴張，每月收取過萬。
大家對他投靠杜月笙有所非議，章士釗自己說：「我現在就是吃流氓飯的」。
這個細節裡面的「義」，耐人尋味。
杜月笙和章太炎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名震一時的革命家、滿腹經綸的國學大師與學界泰鬥，晚年居住在蘇州講學，弟子眾多，聲望極高，按理說，他和杜月笙這樣的人物沒有交集，但是讓人頗為詫異的是，他們後來成為了相見恨晚的知己。
事情的起因是，章太炎的侄子居住在上海誤解，辛辛苦苦攢下一點錢，買了一塊地皮造了一座房子，但是住了兩年後，就有人上門說這塊地皮是他家祖上的，要收回，三天兩頭上門鬧事，搞得侄子好不心煩，最後哭哭啼啼去蘇州找叔叔章太炎幫忙。
章太炎雖然名頭很響，但是鏡花水月，在只認權勢和金錢的上海灘，一點辦法也沒有，他花了不少錢託關係，都沒有結果，後來，有文化人建議他去找找杜月笙。
章太炎本不願意和杜月笙這樣的人接觸，但為了侄子的事，還是硬著頭皮上門，結果杜月笙滿口答應，幫忙辦成此事，一來二去，兩人成了朋友，杜月笙每個月都會給蘇州送去一筆豐厚的茶水錢。
章太炎也投桃報李，為杜月笙改了一個更文雅的名字杜鏞，並且以國學大師的身份為他撰寫了《杜氏家譜》。
有人就此以為章太炎交友不慎，見錢眼開。
其實，作為革命家的章太炎，曾經「天地英雄氣，千秋尚凜然」，晚年甘願為杜月笙效力，大概有這樣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他確實落魄貧困，二是杜月笙始終對他懷有虔誠敬畏之心，物質誘惑，真情相交。
杜月笙和黃炎培
黃炎培是上海著名的教育家，文化人，和以上兩人不同的是，他是杜月笙的老鄉，早年曾收到杜月笙的拜帖，但是直接拒絕了。
抗日戰爭爆發後，在申報館工作的黃炎培與老闆史量才商量在上海發動抗日捐助，史量才說:我想來想去，有一個能人我們一定要爭取。」
黃炎培說：「誰？」
史量才說：「你的同鄉杜月笙，爭取到杜月笙，我們的事業就成功了一半。」
黃炎培想起當年發生的一幕，有些後悔，但是現在他也無奈，為了抗日，他只好硬著頭皮和史量才一起走進了杜公館。
起初，杜月笙看到黃炎培，有些不高興，但是對方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從民族大義的角度出發，勸他出面領頭資助抗日，他最後還是答應了。
隨後成立的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杜月笙和黃炎培被推選為主席團成員，杜月笙同時擔任籌募會主任委員，在電臺和報紙做宣傳，僅一個月時間，就籌集到救國捐款一百五十餘萬元，募得救國公債七千五百萬元。
他個人還出資購買了一輛裝甲汽車給八路軍，同時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向晉北前線的八路軍將士捐贈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一千套……
杜月笙的所作所為，讓黃炎培看到他有愛國之心，交往也更加頻繁。
到了抗戰後期，物價飛漲，加上長期捐款捐物沒有收入，黃炎培不得已到城隍廟擺了一個攤，「鬻字為生」。
杜月笙知道後，悄悄讓手下人買下他兩千大洋的字，卻從不讓他知道。
1949年初，解放軍在淮海戰場上取得了勝利。國民黨特務開始瘋狂迫害進步民主人土，黃炎培上了「黑名單」，而且排第一。
杜月笙從內部得到消息，找到黃炎培說：「黃先生，我安排你暫時避一避。我很感謝你當年促使我走上抗日這條路，否則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後悔。我現在就像一把夜壺，被蔣丟在一邊了。」
黃炎培說：「你不是夜壺，你應該做一把暖壺，事實上你已經做了不少好事，我相信歷史會記下你做過的一切。」
淞滬會戰前後的杜月笙
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國難期間，杜月笙就參與組織了"上海市抗日救國會」，擔任救國會的常務委員，並捐贈了兩架飛機，供軍隊使用。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的第二天一早，他就積極奔走，聯合上海各界名流，成立「上海抗敵後援會」，由於抗戰中，杜月笙為十九路軍提供了大量軍需，淞滬抗戰結束時，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曾說：「三十五天的血戰，十九路軍最不能忘記的一個人，就是杜月笙先生。」
1934年11月，杜月笙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開始主持紅十字會的日常工作。
在他擔任中國紅十字會領導之前，已在上海以及國內不少省市的慈善救濟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杜月笙社會影響及經濟實力不斷擴大，開始實施早年講過的「將來我發達了要為窮人做點事」的諾言。
早在1923年，杜月笙針對上海出現大量流離失所的難民，出面組織難民救濟會，1925年又發起組織慈善會,救濟貧苦災民；1927年至1931年的四年間，杜月笙參與了對浙江水災、陝西旱災東北水災、長江水災等災害的賑濟；1931年，全國水災嚴重，杜月笙組織江蘇水災義賑會；
據統計，在「聞人″中。杜月笙捐款賑濟最多。因而被推選為上海慈善團體的理事長，抗戰時期又擔任了中央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
1940年，廣東、廣西發大水，他趕往廣東、廣西組織賑災，成立水災救濟會，多次在救濟會致辭，號召團結抗災，渡過難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杜月笙才把紅十字會總部從重慶遷回上海。
由於杜月笙抗戰時期具有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思想，能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做了對國家、對民族有利的事情，因而成為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團結對象，但杜月笙考慮再三，不想留在上海，也不願跟蔣介石到臺灣，而是到香港生活。
1951年8月16日，杜在香港病故彌留之際對家人說：「把我帶回上海，葬在浦東高橋老家。」
當時由於臺當局阻撓，杜的遺願沒有實現，後其靈柩由親屬及友人運至臺灣，葬於基隆。
杜月笙的一生始終是充滿爭議的，但是他在抗戰中的表現，確實值得肯定。當然，如果你實在認為他是混蛋，但是從他的故事中，有沒有值得我們思考的東西？
比較遺憾的一點是，杜月笙作為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上海灘的「聞人」，雖然關於他的傳記很多，但演繹的成分偏多，難得有一部「正傳」，「實事求是的是一說一，是二說二」，徐鑄成先生晚年的這本著作做到了這一點，撥開迷霧，重建史詩。
首先，這本傳記的成書時間非常早，它是在1981年間的上海《青年報》上連載，次年出版的，距離當時的年代很近，保證了還原度。
其次，傳記是用普通話寫的，書中的文字非常流暢、睿智，更像是一本哲理小史，比如，他在說明杜月笙的「氣度」時，在幾個小故事之後，說：
這位「聞人」的確無所不能，沒有辦不到的事。那時，他已在這個「社會」裡建立起一套統治網和情報網，而且效率極高。雖然他重江湖「義氣」，但「義氣」施予的程度，則是以權勢衡量、因人而異的。
就像上面的故事中一樣，杜月笙喜歡附庸風雅，但如果對方不是章太炎、黃炎培等這樣的大人物，而是一般的文人，他會用心去結交嗎？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再比如，老先生在傳記的結尾寫道：
縱觀杜的一生，從「水果月生」到君臨「十裡洋場」的「第一號聞人」，從販賣鴉片到經營各個行業的「純粹商人」、工商界巨子，歷盧永祥、孫傳芳、張宗昌、蔣介石等幾個時期，經幾十年而不衰不倒，看來，「應順潮流」，是他的成功「要訣」之一。看他最後的幾年，也還在新舊中彷徨掙扎，至少並不是想當舊時代的「忠貞不貳之臣」。
更突出的一點是，傳記中對於民國那個時代氛圍的呈現，因為作者本身就是從民國走過來的，帶著特有的筆觸，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
了解三國歷史，有人喜歡讀《三國演義》，有人喜歡讀《三國志》，對於後一類的讀者來說，想了解杜月笙這個人，這本《杜月笙正傳》，確實是不錯的「精神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