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希（1942年12月生）
上海譯文出版社編審，法語翻譯。主要翻譯作品有：《王家大道》、《不朽者》、《三劍客》、《包法利夫人》、《小王子》、《追尋逝去的時光》（三卷）、《基督山伯爵》等。
繼著名的法語文學翻譯前輩王道乾之後，翻譯家周克希的譯稿今年5月剛被收入了上海圖書館館藏。這兩位譯作先後被「經典化」的翻譯家，還都曾身兼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之職。
在字體清麗的譯稿邊上，寫滿了顏色筆的勾畫，有時甚至一字之差，也塗改了兩三個墨團，字裡行間的斟酌現於紙上。年屆七十的周克希，如今仍以一己之力，逐字逐句地推進著始於十年前的普魯斯特翻譯工程。
在譯出三卷《追尋逝去的時光》（一譯《追憶似水年華》）之後，逐漸熟習了普魯斯特的筆鋒和「腔調」，周克希還是謹遵著給自己定下的一套規矩：遇到稍難的段落，先把譯文信手寫在紙上，七塗八改上一兩遍，再錄入電腦打磨改定。這種近乎儀式感的工作方式，讓譯界晚輩心生敬畏。
說起這保持了三十年的習慣，周克希還會想到最早入行時，老一輩譯家在這個「後生」譯者身上下的一番工夫，和驚鴻一瞥的耳提面命。
那時，前輩王道乾、郝運等都還在譯文社。這兩位法語文學翻譯界的權威，曾是1949年前的教會學校中法大學前後屆（1942級、1943級）的校友。
三十年前，還只是翻譯「票友」的周克希，心懷近乎虔敬的想像，拜訪譯界前輩郝運。「那時郝先生已經翻出了司湯達的《巴馬修道院》，我想像中，他待在一棟面對草坪的小樓上，精緻的大書櫥裡滿滿當當都是外文書，喝著咖啡，說不定還抽著菸斗。」
當他真的被帶到這個銀絲長者面前，卻發現其委身於一棟舊式石庫門房子低矮的簷下。要抵達郝運先生託庇其間的法語文學世界，得先爬上一條又陡又窄的樓梯，穿過幾家合用的廚房，才能望見凌亂堆放著稿紙的案頭。
這個攜著幾經謄抄的譯稿的後生沒想到的是，他初出茅廬的譯作，竟得到了老先生的首肯，「郝先生覺得我的文筆還不錯，但化得有點過頭」。而從「老先生」案頭返還到他手裡的譯稿，有時會「改得像一張大花臉」。
入得翻譯門的周克希，也曾懷揣自身的困惑拜訪過王道乾先生。他向王道乾請教該怎麼學習文學？「記得在那間光線幽暗的客廳裡，王先生沉吟片刻，輕輕地對我說，文學不是靠學習，而是靠感悟的。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裡。」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重譯風」興起時，重譯了大仲馬《基督山伯爵》和福樓拜《包法利夫人》後，周克希在翻譯界和讀者中漸漸樹立口碑。當時他的主業還是在華東師大數學系教學和帶研究生，翻譯只能是業餘擠出時間來做的副業。而他那一改再改的譯法，有時讓全家人遷就著他，圍著一部書轉。在翻譯都德的《不朽者》時，甚至上了年紀的父母也幫著謄抄譯稿。
1988年大年初一的陰冷早晨，周克希譯完《不朽者》的最後一個章節，在清樣的末尾寫下「譯畢」的字樣時，卻怎麼也輕快不起來。這部歷時四年的譯作，見證了他父母先後離世的憂傷。
到了五十知天命之年的周克希，終於下定決心放下數學教職，入職譯文出版社，全身心投入外國文學的編輯與翻譯。
在他進入這家有著編輯「化身」翻譯家傳統的出版社時，身邊還有吳巖、任溶溶、戴驄、吳洪這樣的成名譯者。似乎是冥冥中的巧合，在他擔綱一套「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叢書」編輯工作時，親手續譯了王道乾未完成的譯稿—法國作家圖尼埃的《禮拜五—太平洋上的靈薄獄》。
退休後翻譯普魯斯特，周克希還保留著當編輯時的習慣，摸爬滾打在不同版本譯文的甄別比較中，他手頭常備著不同版本的《追尋逝去的時光》英語譯本，其中企鵝版的第一卷的譯者，正是今年剛獲得布克獎的美國女作家Lydia Davis。周克希說，「翻看他們的譯本，就像身邊有個隨時可以對話的朋友。」
南都周刊 專訪 周克希
做翻譯好比下圍棋
南都周刊：您的法文是半道出家，中文則一出手即獲郝運等前輩稱賞。在您看來，一個好譯者要能通達原作的感覺，多大程度上取決於對母語的運用？
周克希：「翻譯度」畢竟不是第一位的東西。什麼才是第一位的東西呢？吃透原文。所謂文採，來自對原文的透徹理解（或者說感覺到位）。而調節「翻譯度」的過程，則是把理解「細化」，或者說把感覺「坐實」的過程。當然，這是一種「化學反應」，其中常會有些微妙的變化發生。
初學文學翻譯，我在中外文兩頭都是準備不足的。唯一的辦法，是慢慢地譯，勤查詞典，當然，有條件時也勤請教（當時還在華東師大數學系任教，我和外語系的法國外教「變工」，她問我魯迅，我問她普魯斯特、福樓拜）。
母語在翻譯中的重要性，怎麼說都不過分。但若僅把清詞麗句看成「漂亮的中文」，那就失之偏頗了。記得剛譯小說時，郝運先生曾在我的譯稿上做過不少修改，總的來說，是把我對文字的審美趣味引領到一條正確的道路上來。
南都周刊：慢工出細活，在您的翻譯札記中也列舉了不少斟酌字句的細節。早年從事數理研究工作是否也影響著您，在斟酌譯文時，有著某種近乎數學般嚴格的對「精確」的追求？
周克希：質量和速度，若能兼而得之當然再好不過，但我不是這樣的幸運兒。其實，我有時也能出手很快，但這樣的草稿，往往還要經過細細的打磨。翻譯，一定要對自己有所約束。對整體感覺的把握和追求字詞的準確，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說到底它們是同一枚硬幣。
數學，是思維的體操，對訓練邏輯思維的嚴密性有好處。但文學更需要的是形象思維，是「人情練達」，是「世事洞明」。有時候，尤其是剛開始翻譯時，我真希望沒學過那麼多年數學。
南都周刊：您本身偏好峻潔、口語化的文字風格，比如多次提到過的汪曾祺，而四字成語則為您所力避。在語言趣味的形成過程中，翻譯作品乃至外文原作對您的中文行文趣味是否有影響？
周克希：文字趣味，是從中學時代開始形成的。我現在還能想起蔣文生先生教《項脊軒志》時的情景。他那帶有無錫鄉音但飽含感情的朗讀，在我也許就是文字趣味的啟蒙。我母親是編輯，父親也從事文字工作，他們幾乎從不刻意對我講什麼道理，但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天長日久的。接觸到汪曾祺的作品後，我知道自己遇上心儀的作家了。稍後看孫犁先生的散文，有類似的感覺。
我記得剛剛翻譯的時候，郝運跟我說一句話，他說既然你做翻譯，那你以後就要每天看點書，最好不是翻譯的書。如果從學習的角度，從增加自己營養的角度，最好更多看原創作品和古文作品（我不主張在白話裡夾點古文的詞，但在把它消化了以後，那還是很管用的）如果一段時間不看作品，覺得自己面目可憎。
南都周刊：您也多有和作家討論語言問題，翻譯中的「外文腔」似乎也是您力避的東西，但另一方面，也有作者承認「翻譯體」對他們的寫作產生了極深入的影響，您對此怎麼看？
周克希：譯者要避免翻譯腔，作家要從所謂「翻譯體」中吸取營養，其中好像有點「圍城」的意思。人生大抵如此吧。但避免翻譯腔，也不是千書一面的。普魯斯特的長句，在譯文中應該有所體現，應該讓讀者多少也感覺到一點那種「纏綿」（詩人辛笛語）的意味。現代漢語應該有這樣的包容。
我還是主張看點新東西，接觸點喜歡的作家的東西，這樣語言文字才會不顯得太老。有時候聽人講，周克希的文字不太老，我覺得這是對我的鼓勵。
南都周刊：您在三十年的譯述生涯中，直到十年前才下定決心傾力翻譯普魯斯特，迄今《追尋逝去的時光》已先後出版了三卷。回過頭去看，您是否覺得譯者專注於一位與自己相通的作家的工作方式會更好？
周克希：以前我說過翻譯就像做工一樣。現在自己對自己放鬆了，覺得自己比較老了，有時候一天沒時間翻譯，有時候一天也就翻兩三個小時。現在覺得不翻完也不遺憾，三四個星期前布克獎的獲得者Lydia Davis，一方面作為一個作家寫微型小說，另一方面作為翻譯家，有兩個主要的作品，其一是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其二是普魯斯特的《追尋逝去的時光》，她就翻了第一卷，我想像她也覺得可以了，這也算她的一個業績。我以這個為由頭，也就原諒自己了。
方平先生生前曾對我說過，做翻譯好比下圍棋，最先下的那幾個子，意在佔勢。此時我已經七七八八譯了幾本書，聽他這樣一說，立時頓悟。可惜的是，為時晚了一些。想要翻譯普魯斯特以後，譯得很慢，時光卻不耐煩等我，兀自匆匆往前。如果把一切提前十年，不知情況會怎樣。
南都周刊：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您重譯《基督山伯爵》、《包法利夫人》等經典時，恰逢外國文學出版業的一波高潮。如今新譯本的印數、關注度，甚至譯者收益都不比當年，您是否關注現在的新譯者，對他們有何評價和建議？
周克希：至今為止，譯者得到的回報，是與付出的勞動不成比例的。稿費標準儘管有識之士一再呼籲，但改變微乎其微。我現在一般拿版稅，這個事情一開始是沒有的，如果書印數還可以的話，版稅比稿費要好，跟國際稍微接軌一點。我是從《基督山伯爵》才開始拿版稅。這書印數達到五六十萬本的時候（1991年左右初版，過了將近十年），版稅開始推行了。
現在各方面修養都好，其實很適合做文學翻譯的年輕人，有很多沒有做這個工作。這是很正常的現象。也有一些人實在對翻譯太有興趣了，他們義無返顧地投身於這項事業，對他們，我充滿敬意。文學翻譯的天地，終究會是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