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打聽」為上海方言，舊時指設在舊中國「租借」內的一種「密探」，是權勢者維護統治和鎮壓人民的工具，專以「打聽」人民群眾中的反抗、抗議活動，可謂從下層刺探「信息」的「下源包打聽」。
今天所謂的官場「包打聽」，是指官場一有「風吹草動」，就四處打探「消息」，並加以傳播、利用和出售的少數「幹部」。官場「包打聽」，自然是「盯上」官場信息的「使用價值」，而且主要是從「上層」和「領導」中刺探消息，可謂「上源包打聽」。
官場「包打聽」打聽什麼
官場作為特殊的信息源和信息中心，包含大量關於政策和幹部的各類信息。越是「上層」的機構和領導，越是掌握著重要的「信息」；越是與自身直接「相關」的信息，幹部越有「打聽」的需求。依據「信息」與「打聽者」的相關性程度，可以把「包打聽」者分為「一級包打聽」（信息與幹部本人直接相關，幹部親自直接打聽者）和「代理包打聽」（與信息相關的幹部本人，不便直接打聽，吩咐親信代為打聽，此時的打聽者即為「代理包打聽」）。根據打聽「信息」的直接性和重要性，可以把「包打聽」所需的信息大致分為幾類。
第一，幹部選拔任用的信息。領導幹部的職位或「官位」，是其職業生涯中最為重要和最為直接的利益，也是幹部最為看重和重視的。一到幹部換屆之時或職位「空缺」後，有「晉升」有望的、「圍繞」職位的競爭者，就有「按耐不住」的「包打聽」出籠。由於幹部升遷的「上拔」機制，上層主要核心領導就成為「圍獵」對象，越是「核心」的領導，越掌握著「核心」信息。「包打聽」者就通過各種「關係」：或通過領導本人、或領導的家屬、或領導的秘書、或領導的上司和朋友，打聽「誰是候選人、誰有希望、誰上誰下」的信息。
同時，由於幹部任用的「問題敏感」，希望晉升的幹部往往不便「委託」他人代為打聽，往往非常謹慎地親自私下打聽和疏通，是為「一級包打聽」。只有親自打聽的「信息」準確可靠，下一步的「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方能同樣「準確可靠」：找什麼人管用？找什麼人安全？送什麼？送多少？都是「包打聽」者急需的「信息」。
此類「包打聽」者，雖為領導幹部中的極少數，但是卻為最普遍的「包打聽」。預期競爭的「職位」越重要，競爭者越多，「包打聽」者就越多，「包打聽」者所下的「功夫」和「賭注」就越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加大對幹部選撥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其程序也越來越公正和透明，但在幹部主要由「上層」任用的體制下，在中國官場錯綜複雜的「人情關係」中，此類「包打聽」還是會有存在的制度縫隙和「操作空間」。
第二，紀檢監察中的信息。紀檢監察，是保持黨員領導幹部廉潔清正、盡職盡責的重要制度，也是發現幹部問題、懲處不稱職幹部的日常機制，對各級各類領導幹部具有強大的激勵和震懾作用，自然也為各級領導幹部所重視和關注。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紀檢巡視的密集展開和嚴格查處，令幹部中的「疑似違規者」或「犯罪嫌疑者」極為恐慌，當紀檢監察組進駐一地或一單位時，幹部中的「坐不住」者，就可能成為「包打聽」者，或者委託「代理包打聽」。
由於紀檢監察組織多是查處「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財經紀律」等方面的「負面」線索和問題，有「違紀和違法」嫌疑的幹部，多不願「自曝信息」或「自投羅網」，於是多派出自己的「親信」，代為打聽和試探，所以這方面信息的「包打聽」，多為「替人消災」型的「代理包打聽」。
「代理包打聽」往往通過各種關係和渠道，多方打聽紀檢監察中「哪些領導有問題？是什麼問題？是誰舉報的？誰在查辦此問題？有什麼人認識或可接近查辦者？」等，以便「準確」跟蹤案情查辦的進程和程度，為「背後」的領導或「委託者」提供「準確」情報，也為「問題領導」決定如何「疏通關係、掩蓋案情線索和材料、幹預查辦進程」等提供「可靠依據」。
第三，領導個人特徵和愛好的信息。領導幹部的特徵和愛好，影響著地方治理的進程和狀況，也影響著地方下屬幹部的業績和升遷。在決定幹部升遷的「上拔」機制下，主要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的意向，是影響下屬幹部升遷的決定性因素。於是，圍繞著「一把手」等核心領導，各類「包打聽」者頻繁活動。為了「投領導所好、討領導喜歡」，就需要掌握領導的特徵和愛好。領導是否好大喜功？是否偏好形象工程？是否喜好運動鍛鍊？喜歡什麼運動項目？是否喜好書法字畫？往往成為各類「包打聽」者酒桌飯局、茶餘飯後的偵探對象和熱點。
此類「包打聽」者探得的「信息」，一是留待以後「自用」，為投其所好「領導」提供依據。二是「待價而沽」，為以後「信息尋租」時，為他人「買通」領導時提供「估價依據」。
第四，領導周邊關係網絡和人脈的信息。領導也是社會中的人，也是生活中的人，自有其各種社會關係和親疏遠近。領導一般不太「好見」，越「大」的領導，也越不「好見」。而領導周邊的親近人士，自然相對「好見」一些，故領導的父母、配偶、子女、秘書等身邊人物，就成為各類「包打聽」的「圍獵對象」。特別是一個地方新來了「一把手領導」，馬上就會有人各方打探領導來自何方？籍貫何處？父母安在？妻子是誰？幹什麼工作？在什麼單位？子女是否上學？是否需要出國留學？如果工作了是在什麼單位？等等，甚至主要領導「七大姑、八大姨」的親戚關係也「了如指掌」。還有，「包打聽」者甚至吹噓，能夠掌握領導的「譜系學」：領導以前的「上司」是誰？故吏有誰？導師是誰？門生是誰？領導身邊最好的朋友是誰？領導和「誰」好和「誰」不好？統統了解的「一清二楚」。
此類「包打聽」者，也與上面打聽領導愛好者一樣，一般「大有人在」，掌握的「情報」和「信息」，要麼自用，要麼他用。此二類「包打聽」，雖不是嚴重的「違法亂紀」行為，但嚴重汙染和扭曲了政治生態，是腐敗滋生的土壤。
官場「包打聽」為什麼打聽
由於「官場」儲存著權力和資源的大量「信息」，自有其開發利用的「使用價值」，但由於「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下一級幹部就有「索求信息」的需求。這也是「包打聽」存在的「市場理由」和「生存空間」。分析了「包打聽」打聽什麼信息，基本就能了解「包打聽」為什麼打聽信息。概而括之，有以下幾種。
第一，「信息自我消費者」。此類信息「包打聽」和使用者，基本上屬於「自我消費者」。打聽有關領導和紀檢信息，是因為此類信息與自己的升遷和獎懲直接相關，特別是在幹部換屆和選拔時，有晉升希望的個別幹部，急於了解「情報」和疏通「關係」，往往是自己直接「打聽」，取得的「信息」，也是直接服務於自己的需要，自己直接「消費」。此為「一級包打聽」的行為動機，自我打聽、自我消費。此類打聽信息、消費信息的過程和深度，自我消費者不便、也不能對「第三者」言說。因為此類信息直接關係著「打聽者」的仕途預期和政治生命。此類「包打聽」級別越高，其「機密」程度越高，越不能對「他人言」。
第二，「信息尋租者」。此類「包打聽」者，最為普遍，也多為「代理包打聽」，就是為了「別人」來打探消息。當然，「無利不起早」，「代理包打聽」不會「白忙活」，把打探來的「信息」奉送給「委託者」，未來肯定會有「好處」。
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為自己的「上級」或領導打探消息，此時的領導涉及相關的「升遷」或「查處」，本人「不便」出面詢問，派自己的「秘書」或「親信」多方打探。此類打探來的消息，奉送給「領導」，雖不一定立馬得到「現時好處」，但領導以後的「關照」和「提攜」是為更大的「預期利益」，此為「隱性信息尋租者」。
二是「權力掮客者」的「信息尋租」，此類「權力掮客」，就是「買官賣官」隱形市場中的「中介人」，打聽各種信息和結交各種關係，是為了以後市場上的「待價而沽」。所謂「地下組織部長」式人物，通過提供權力「信息」收取錢財，即為此類「信息尋租者」典型。而媒體時有報導的，有人想「買官」，交給了「中介人」巨款而上當受騙的案例，反證了此類「官場信息掮客」的存在和惡劣。
第三，「信息他用者」。此類信息「包打聽」者，多為社會和官場上的「關係人」和「交際人」，也可能在「官場」上有一定的「身份」和「官職」，四方結交、八面通風式的「打探」和「收集」官場情報，也不一定是為了自己當下的「晉升」或「免罰」，而是為了以後的「留作他用」。一是可能未來自家的事情需要「疏通關係」時，如妻子調動工作、孩子選擇學校、侄子畢業分配等，一旦需要，以前打探的信息和編織的官場關係，就可以「調動起來」發揮作用。二是「他人」需要時，自己可以大顯身手，發揮以前儲存的「官場信息」的價值，如朋友需要安排工作、家鄉需要建設項目、領導的孩子需要就讀名校、地方領導到京後「想見」更大的 「領導」等。
第四，「信息炫耀者」。此類信息「包打聽」，多為社會上「閒得無聊」的「好事者」。各路「街邊侃爺」和「政治業餘愛好者」大概可歸為此類。此類「包打聽」，把官場的「譜系」和「人脈」說得「頭頭是道」，官場的「八卦新聞」和「風月情事」也能描繪得「有聲有色」。社會上有關官場的「小道消息」也多源於此，「聽者無意，說者無心」，但「說者」的自我存在感和自我價值似乎得到「顯擺」，網絡和微信的「推送」，也使此類「消息炫耀者」的「能量」得以幾何級數放大。此類「人物」，雖不足掛齒、無關大局，但助長「官場謠言」的傳播，汙染社會輿論和政治生態。
「包打聽」的政治危害和社會影響
「包打聽」的政治危害似乎不言自明，但身處其中的正直幹部也似乎「難免其害」。政治生態的惡化，使很多幹部「裹挾其中」，特別是不良「政治信息」的傳播，很多與「選拔晉升」和「責任懲處」相關的幹部，很難「明智應對」。不良信息流傳到社會上，也對黨政形象和政府信譽造成影響。
第一，扭曲幹部的激勵機制。「包打聽」者的「信息傳播」與影響所及，會使正直廉潔的幹部得不到充分信任和使用，而投機取巧和討好領導的個別幹部，可能得到「晉升」或「逃過追責」。
第二，汙染政治的生態環境。各級各類「官場」，權力巨大、責任巨大，同時「壓力山大」。領導與領導之間、幹部與幹部之間，各種「關係」複雜而敏感，只有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文化，才能使各級各類幹部用權公正、各負其責。如果各種「包打聽」者大行其道，不僅扭曲了幹部激勵機制，也嚴重汙染了政治生態，各種官場「潛規則」就有施展「負向激勵」的制度空間。
第三，滋生腐敗的條件土壤。腐敗之所以發生和難以遏制，就是因為有其滋生的制度縫隙和制度漏洞。「包打聽」者獵取的各種「信息」，是其「負能量」施展的信息前提和基礎。斬斷「包打聽」者的信息鏈條，清除腐敗的條件和土壤，正是各地省級紀委遏制「包打聽」的制度之舉。
正如有「受賄者」，必有「行賄者」一樣，「包打聽」者能夠「索取信息」，一定有相關領導「提供信息」。打擊和遏制信息「打聽者」的同時，必須嚴懲體制內的信息「提供者」，剷除「內鬼」。而這一切都需要強化正向激勵、淨化政治生態、培厚廉潔土壤，進一步加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