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原創作者：睿敏講歷史
在小編看來與微觀史學相比，新文化史在20世紀的最後三十年裡更是異軍突起，對社會史研究傳統以更為有力的衝擊，從而成為這一時期西方史學史最具代表性的一股史學潮流，小編今天就圍繞著新文化來給大家講一講吧。
新文化史的興起，在以所謂「文化轉向」或「語言學轉向」為標誌的當代西方社會思潮的廣泛影響下同時針對50年代後形成的社會史或社會科學史研究所出現的問題，而發生的又一次史學風向的轉變。新文化史是對舊的「新史學」的反動和發展，它「形成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被看作是對既成的社會史、經濟史和人口史的一種突然暴發的批判」。
相較於之前的歷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兩個方面的特點:一方面，它注重考察歷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層面，也就是說，歷史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從以往偏重於政治軍事或經濟社會等方面轉移到社會文化的範疇之內；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觀念來解釋歷史，在方法上藉助了文化人類學、語言學、化研究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對語言、符號、儀式等文化象徵的分析，解釋其中的文化內涵與意義。新文化史得名於1989年出版的《新文化史》一書，它將此前諸如社會文化史、歷史人類學、人類學史學等都一統麾下從歷史學內部來講，新文化史的興起並不是少數幾個歷史學家個體的行為，也不僅限於一兩個國家，它是一場國際性的集體運動，它源於法國，盛於歐美，影響遍及世界，近年來我國史學界也開始日益關注新文化史的發展，類似的研究取向在中國史的研究實踐中也日漸增多。
在歷史學的主流中，新文化史取代了社會經濟史；在一些相對獨立的非文化史的史學分支，如政治史、經濟史、科學史中，也出現了向文化史的轉向，文化因素的考量成為這些學科研究中的重要內容。文化分析，微觀研究，符號、象徵和儀式的解讀，對交流與傳播過程的考察，注重表象與實踐，關注日常生活和底層群眾，強調敘述性和通俗性，這些都是新文化史的重要特徵。
由此，新文化史顛覆了之前社會史唯社會經濟因素的簡單決定論，將文化從一種被決定的「上層建築」位置解放到了更加基礎的層次，作為歷史發展不可缺少的決定因素之一新文化史也打破了傳統文化史唯精英人物、知識階層的狹隘偏見，用一種更廣義的文化概念，還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從歷史學外部而言，一方面新文化史的興起是同以「文化轉向」或「語言學轉向」為標誌的整個當代西方社會思潮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風氣的轉變相一致的，可以被包容在廣義的文化研究的範疇之內它既是一種在歷史線索和框架下展開的文化研究，也是一種具有文化視野和取向的獨立的歷史研究。
另一方面，它從其他學科的發展中也得到了非常有益的借鑑。整個當代西方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跨學科研究，歷史學不再是孤立和封閉的，其開放性使得社會史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依靠同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和統計學等社會科學的結盟而實現了第五次轉折，成為當時歷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則借鑑了另外一些不同的學科，它從人類學（尤其是文化人類學）那裡獲得了文化的概念、研究的視野和解釋的手段，從文學理論、語言學和符號學那裡得到了分析的武器，又從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後現代思潮中學會了批判的態度。
要討論新文化史，首先碰到的難題就是如何定義「文化」和「文化史」。文化是一個非常模糊而且意義繁多的詞，雖然大多數新文化史家傾向於來自人類學的文化定義，但在泰勒、吉爾茨、馬歇爾薩林斯等那裡，即便人類學內部對文化的理解也不盡相同。而文化史正是要對這個無法給出統一界定的詞所包含的內容進行研究，這似乎使這一學科陷於一種無所適從的境地。假如連一個明確的研究對象都無法確定，研究本身似乎就變得毫無意義了。但或許正由於文化概念的模糊和巨大的包容性，一切皆文化，在廣義的文化概念下，文化史是對歷史學中日益出現的「碎化」現象的一個很好的糾正。因此，在今天的新文化史研究中，出現了形形色色、各種內容和對象的文化史。
當然，研究對象的多樣性的確給把握新文化史的整體面貌帶來了困難，因此有必要轉而從它們的研究方法中尋找共性。儘管也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但「文化史家們的共同點也許可以形容為對符號象徵及其解釋的一種關注。雖然在有意或無意中，符號從藝術到日常生活無處不在，但以符號學觀點認識過去的方法卻是有別於其他的一種獨特方法」。這種獨特性是大多數新文化史研究的一個普遍的特點，也使它有別於社會史、經濟史和政治史等。根據《新文化史》一書的主編、有新文化史「旗手」之譽的美國歷史學家林恩·亨特的理解，新文化史「探討方向的焦點是人類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會傳統的貯藏地，是認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語言處理事實的地方。文化就駐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義為解釋機制與價值系統的社會貯藏地。
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務就是往法律、文學、科學、藝術的底下挖掘，以尋找人們藉以傳達自己的價值和真理的密碼、線索、暗示、手勢、姿態。最重要的是，研究者開始明白，文化會使意義具體化，因為文化象徵始終不斷地在日常的社會接觸中被重新塑造」。不過，新文化史家也在不斷地對自身進行反思和總結，亨特在1999年《新文化史》出版十年後，又以「超越文化轉向」為題提出以「文化轉向」代替「新文化史」的單一概念，並展望了超越單純的文化轉向之後的歷史學的新發展。因此，新文化史的興起與歷史學的文化轉向可以看作是基本一致的「新文化史或社會文化史』的興起，它常被視為更廣義的『文化轉向』的一部分」。對於小編說的新文化大家覺得如何呢？小編歡迎大家的發評論。
以上圖片素材來自網絡，侵權立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