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語言學界，廣義的語言文化研究可大致分為兩大學術傳統。其一是歐洲人文主義傳統，18世紀維柯首次提出語言是文化的核心構成要素的主張，而洪堡特則首次從系統的純語言學角度對語言與文化的關係作出闡釋，提出每種語言都指向一種特定的認知形式。這一學術傳統至20世紀進一步發展為以魏斯格貝爾為代表的新洪堡特主義語言學，對語言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二是美洲語言人類學傳統，以博厄斯、薩丕爾以及沃爾夫為代表，該傳統源於對美洲印第安人語言與文化的考察。兩大傳統均強調語言的人文性以及人文主義研究方法，在西方語言學形式主義範式、結構主義傳統的主流語境中不斷發展壯大，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並且近年來更煥發出新的生機。
當代西方文化語言學與認知語言學關係緊密
雖然廣義上的語言文化研究歷史悠久，但其內涵和研究思路同當代西方作為獨立學科的「文化語言學」（Cultural Linguistics）並不完全一致。當代西方文化語言學的誕生與認知語言學的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早在1994年，認知語言學家蘭蓋克（Ronald W. Langacker）即指出，現代語言學理論在對語言的直覺性與模塊化方面進行探索的同時，不應忽視語言系統中的文化因素，認知語言學的探索應被視為一次向語言文化研究傳統的回歸之旅。
隨後，波蘭語言學家阿努西維奇（J. Anusiewicz）於1995年出版了波蘭語專著《文化語言學》，但由於語言的限制，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力有限。1996年帕爾默（G. Palmer）出版《走向文化語言學理論》，在英語世界首次提出了作為獨立語言學科的「文化語言學」概念，並對其學科屬性、研究範式等作出了系統性闡述，被普遍認為是當代西方文化語言學學科創立的標誌。
文化語言學早期的理論綱領來自帕爾默，他認為文化語言學建立了認知語言學同美洲語言人類學三大傳統（博厄斯語言學、民族語義學、會話民俗學）之間的聯結。在帕爾默看來，語言可以看作是有聲音的象徵符號遊戲，而所有的象徵符號都是以「意象」（imagery）為基礎的。「意象」概念由認知語言學借用而來，成為了帕爾默文化語言學體系的基石。意象具有民族性和文化性，其意義取決於特定文化的語篇和語境，是社會文化構建出的約定俗成的世界觀意象，能夠保證交際的順利進行。由於意象最初是感覺器官（眼、耳、鼻、舌等）所得到的直接感性經驗的概念類比，屬於一種間接經驗，因此帕爾默認為「認知」具有民族差異性和文化特性，對於「意象」的理解和語言意義的認識只能放在一定的世界觀背景之下進行。
21世紀以來，澳大利亞語言學家謝裡芬（F. Sharifian）極大地發展了西方文化語言學學科體系。他將文化語言學定義為「一個最新的、多學科的、探索語言與文化概念之間關係的研究領域」；並指出文化語言學的研究目的是對所有人類經驗活動中的文化概念進行編碼和解讀，認為「語言和文化認知是一種以複雜方式互相影響的動態系統」。謝裡芬文化語言學理論體系是建構於「文化概念/文化概念化」這一對概念的基礎之上的。2011年，謝裡芬在《文化概念與語言》中首次系統闡釋了「文化概念/文化概念化」理論。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皮特斯（Bert Peeters）教授對於「文化概念/文化概念化」的論述非常精確，他認為文化認知在「文化概念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不斷變遷，最終以「文化概念」的形式定型於民族語言文化之中。在「文化概念/文化概念化」理論體系下，謝裡芬提出了一系列文化語言學核心概念，主要包括文化認知、文化範疇、文化隱喻、文化轉喻、文化圖式、文化模型等，它們均屬於文化概念的具體表現形式。
「文化認知」是當代西方文化語言學的理論核心
文化認知是一種生成認知，是於社群個體之間發生的、跨越時空的、在社會與語言不斷相互作用中生成的認知結果。同時，文化認知是一種分布式認知，一個社群成員可能不僅無法擁有其所在社群文化圖式中的所有元素，還可能在實踐活動中吸收其他社群文化圖式的成分。因此文化認知在社群內部及社群之間呈現出動態、分布式特徵，並顯著反映在言語活動中。
文化認知與認知科學的諸多子範疇均有密切的關係。文化語言學借鑑了複雜系統理論，將文化認知看作是一個複雜系統，認為其發展的本質來源於內部各社群成員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的言語交流活動。在文化認知的視角下，語言是一個社群文化認知的「群體記憶銀行」，語言當中的很多方面均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社群內部成員的交流過程中逐漸產生並且定型的文化認知信息。這些信息通過言語交流不斷演化並且流傳，語言由此成為了存放這些文化認知信息的載體，這也使得通過語言研究文化認知成為了可能。同時，謝裡芬指出，文化認知並不僅僅只有語言這一唯一載體，事實上，它可能發生在社群個體生活的方方面面。對於文化認知的研究可以發生在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神學、藝術學等多個人文領域之中。
文化語言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是語言與文化概念之間的關係，而文化語言學的分析框架則為分析這一關係提供方法、工具支持。民族語言中的一些特性是和文化概念密切相關的，而文化圖式、文化範疇、文化隱喻、文化轉喻等方法能夠為研究者挖掘語言中這些固有的文化概念提供強有力的支持。文化圖式包含著和人類經驗相關的一切價值原則、行為規範、期待行為和期待價值信息等；文化範疇則是反映在語言當中的、由文化建構的觀念範疇，比如顏色範疇、文化事件範疇、親屬關係範疇、情緒範疇等；文化隱喻則是一種跨域概念化活動，這一類隱喻均有著植根於文化傳統當中的民族概念基礎，包含典型的民族世界觀或者某種民族信仰價值體系。總體來說，以文化圖式、文化範疇、文化隱轉喻等形式為特徵，文化概念化活動出現於民族語言的各個層面之中，從詞法—句法體系到語義、語用及話語體系層面；通過各種形式的文化概念，研究者可以以文化的尺度來認識語言現象，並通過這些語言現象回歸文化本身。
推動當代文化語言學的中國化
當代西方文化語言學的學科定位與發展路徑，對當前我國本土文化語言學研究的發展有借鑑意義與參考價值。中西語言從語言形態層面到文化認知層面的差異性，是中國文化語言學研究長期以來的核心議題。中國文化語言學致力於打通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漢語和漢文化之間的通約關係，認為語言結構和文化結構之間存在著同構關係。孟華認為，中國文化語言學貢獻了一種深刻的關係論思想，重視漢語研究中人文精神與科學主義的平衡。這種對於語言研究中人文精神的關注，為中西文化語言學的對話提供了可能性。
在當今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全球化語境下，中西文化語言學研究可以在理論、觀念、方法層面展開廣泛而深刻的對話，推動我國本土文化語言學及其他相關學科的創新性發展。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葛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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