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輝， 周紅英
1.認知語言學概述
認知語言學產生於對二十世紀主流的形式主義語言學的反叛，包括歐洲結構主義語言學，Chomsky生成語言學和形式主義語義學（Nerlich & Clarke，2007：590）。認知語言學框架下包含了一系列具有共同視角和取向的不同理論框架，包括原型理論，圖式網絡，概念隱喻，意象圖式，轉喻，心理空間，框架語義學，認知語法，構式語法以及基於用法的語言習得研究。這些研究理論涉及的領域有格式塔心理學、哲學（現象學）、話語研究、語用學、心理學和社會語言學，因而認知語言學可以概括為五大分支(Dirven, 2005 :17)：（1）基于格式塔心理學的語法的認知研究，如Talmy的詞彙系統和語法系統理論,Langacker的認知語法，Fillmore& Kay, Goldberg等的構式語法；（2）基於現象學的認知語義學研究，包括意象圖式理論，原型理論，詞義網絡理論，概念隱喻和概念轉喻理論等；（3）認知話語研究，包括心理空間，概念整合，認知詩學，連貫和心理表徵等；（4）Gibbs 等關於比喻性語言加工的認知心理學研究和Tomasello, Rice, Sandra等以認知為取向的語言習得研究；（5）認知社會語言學，包括以Geeraerts, Grondelaers 等為代表的關於語義和言語變異的研究, Lakoff及Geeraerts, Kristiansen等的意識形態、權力關係的研究，Morgan, Frank等的文化模式研究。
進入二十世紀世紀後，認知語言學更加關注社會性，關注社會語言變異研究。2005年7月在韓國首爾召開了主題為言語範疇化和言語變異（lectal categorization and lectal variation ）第九屆國際認知語言學大會，兩年後在波蘭克拉科爾召開了第十屆國際認知語言學大會，大會以認知社會語言學（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為名，標誌著認知社會語言學作為認知語言學分支的正式確立。在研究成果上，出現了一系列把認知語言學的基本理論和描寫框架同社會語言學主題相結合的文章。其中，第30屆國際語言討論會（the International LAUD Symposium）提交的15篇文章由Gitte Kristiansen和Rene´ Dirven匯聚成《認知社會語言學》（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一書，並於2008年由Mouton de Gruyter正式出版。本書收錄的研究成果體現了認知社會語言學堅持認知語言學的基本框架，關注意義和語法結構，把原型理論，認知語法理論、構式語法理論、概念隱喻和概念轉喻模式等認知語言學的基本理論應用於語言的社會研究這些特徵。
認知社會語言學直接產生於認知語言學同社會語言學的合流，而認知語言學同社會語言學的結合是認知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標誌著認知語言學研究在其發展過程中步入新的階段。
2. 發展中的認知語言學：認知社會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特徵
2.1 理論特徵
認知語言學主要關注紛雜的語言現象是如何反映普遍的人類認知的。認知語言學的一個核心思想是，語言在很大程度上以人類的軀體經驗（物理的，認知的，社會的）為理據。按照這一思想，如果人類基本的軀體經驗具有普遍性，那麼，人類的語言應該具有共性。事實上，認知語言學相對於其他語言學範式的獨特成就之一就是對潛藏於各種語言事實幕後的系統性和普遍性認知的發現。在當時語言學世界為生成語言學所主導並為客觀主義哲學思想所包圍的語境下，認知語言學這一指導思想被視為是對主流語言學的反叛和革命。在語言的普遍認知原則的指導下，認知語言學家致力於從最基本的人類認知系統和認知能力（如感知，注意，範疇化等）來研究語言結構（Nerlich & Clarke，2007：590），從語言與普遍的認知領域、認知能力的關係來分析和解釋語言 (Ungerer and Schmid 1996, Janssen and Redeker, 1999，轉引自Dirven，2005：17）。
另一方面，認知語言學研究在不斷地發展，發展中的認知語言學越來越關注語言的社會性（Grondelaers, Speelman and Geeraerts，2007：1006)，這一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關注不同的文化模式及其在同一語言社團內的競爭
認知語言學在探索普遍認知的同時，也開始關注某種語言或語言變體所體現的說話人認知系統中的文化特徵或文化模式。比如,Yu(1998)通過英漢兩種語言中情感（anger）隱喻和轉喻現象的對比研究，一方面支持了人類思維中普遍性概念隱喻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不同語言實現普遍概念隱喻所蘊涵的不同文化特徵；Wolf等（2001，轉引自Dirven, Wolf, and Polzenhagen，2008：1217）通過分析英語的英、美變體和非洲變體中親屬關係的隱喻概念化考察了強調社團群體意識的非洲集體主義文化模式和強調個體獨立性的西方個體主義文化模式及其衝突。
（2）關注言語變異現象
Grondelaers et al. (2002)結合Langacker的認知參照點理論考察了荷蘭語中-er（there）在附加語前置的呈現句（presentative sentences）中的分布特徵及其與認知參照點功能的關係。從認知的角度，附加語前置的呈現句是人類通達非突顯事物的認知參照點能力在語言結構上的體現，er是一個元參照點，標示主語的不可及性；附加語類型反映和影響在線加工中主語的可及度；從變異的角度，人類普遍的認知參照點能力在荷蘭語的兩種民族變體中產生了不同的呈現句式結構特徵。Grondelaers et al.結合心理語言學的在線加工實驗和語料庫的離線分析，從內部因素（結構和語義的）和外部因素（語境的和社會的）的共同作用揭示-er這一語法現象的分布特徵。作者通過這一研究表明，人類共同的認知基礎在不同的語言或語言變體中不一定有相同的表層句法特徵，語言的認知-功能解釋既受語言的內部因素的制約，也受同言語變異有關的外部因素的制約。
（3）強調語言和認知的社會性
認知語言學關於體驗性認知的認識論也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體驗性認知的思想植根於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對笛卡爾二元論思想的批判 (Johnson & Rohrer, 2007:47)。根據二元論思想，身體和大腦(思維)具有本體差異,語言和認知以大腦中的符號表徵為基礎，與人的身體無關。第一代認知科學受到二元論的影響，反映在語言學上，就是Chomsky生成語言學只關注大腦的語言表徵，把語言視為模塊性的認知機能的孤立運作。實用主義論者反對二元論，主張人的身體和大腦是統一的有機體，統一於與環境的互動，即經驗(同上)，任何關於思維的特徵和運作的解釋，包括最抽象的概念化和推理，都必須基於感知、感覺、對客觀物體的操縱和軀體活動的有機體功能（Johnson & Rohrer,2007:23），且這些功能的充分發展離不開社會文化力量的作用。
體驗性認知的核心思想是反對身體和大腦的二元論（同上）。儘管體驗性認知包容了社會文化因素，但早期的認知語言學研究(e.g. Rosch 1975, 1978;Johnson 1987; Lakoff 1987; Lakoff and Johnson 1999，轉引自Kristiansen，2008：410）強調人類共有的神經生物系統和軀體經驗並從以之為基礎的普遍認知運作和認知圖式的角度探討人類認知的體驗性，如 Lakoff & Johnson（1980)最早是通過隱喻映射的方向性提出體驗性認知的假說，即人類總是通過與感覺肌動經驗相關的具體概念來組織和理解較為抽象的概念；Johnson (1987)則強調格式塔感知和意象圖式中的前概念經驗(Rohrer, 2006 :129)。
不可否認，一方面，人類基本的認知能力賦予人類一定程度上的心理和語言統一性(Palmer,2006：268)，語言範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類共有的生物特徵和物質經驗的制約。另一方面，社會互動和文化環境的影響越來越為認知語言學家所重視。Palmer（2006：264)指出，語言範疇不可避免地具有社會文化特徵。無論從歷史起源還是從發展過程上講，文化是語言的搖籃。即使是基於最根本的物質經驗的範疇，也是在社會文化實踐中形成和過濾的。大多數的範疇和意象圖式都與社會文化相互交織。Evans, Bergen and Zinken（2006:9）強調，人類對經驗現實的識解不僅受普遍的軀體經驗和人作為同類的生物有機體的軀體特徵、神經解剖結構的影響，還受到人作為特定的社會文化成員的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Johnson（轉引自Oliveira and Bittencourt ,2008:22）認為，經驗是生物有機體與環境之間連續的互動過程，這些過程同時是物質的，道德的，社會的，文化的，精神的。在關於體驗性的討論中， Rohrer（同上）指出有機體與環境間相互作用包括有機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與其他人的相互作用，因此社會、文化和交際系統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如此，Tomasello, Sinha, and Zlatev等（轉引自Grondelaers, Speelman, and Geeraerts，2007：1007）堅持認為，社會文化環境和語言的社會互動性應該成為認知語言學研究的主要成分。
2.2 研究方法的特徵
認知語言學有三個基本的理論立場，這就是：語言的認知關聯、基於用法的主張和對語言結構語境化的強調（Geeraerts，2006：28 – 30）。從這三個基本立場看，認知語言學與實證方法必然的聯繫。
首先，認知語言學研究人的大腦，屬於認知科學，認知語言學也可以採用認知科學研究的方法，包括心理學試驗，計算機模擬和神經生理學實驗。認知語言學反對語言的模塊論，主張語言與人的普遍認知能力相關聯，這一立場成為認知語言學使用各種實證方法的理據。其次，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使用同語言系統，語言知識同知識的應用之間的關係是辯證、互動的：一方面，語法應用於語言使用，用法事件是語言系統的實例化，根據這一觀點，可以通過分析語言系統的實例化來了解和洞察語言系統，即用法事件構成語言研究的實證基礎，在實證基礎上我們可以歸納出語言的普遍模式；同時，語法還產生於語言使用，用法事件以動態的方式定義語言系統，是語言系統的實證來源(Tummers, J., K. Heylen, and D.Geeraerts,2005:4)。基於用法的語言學研究以語言的實際使用為前提，而獲得實際用法語料的途徑是語料庫和心理學實驗。再次，認知語言學強調語境化，影響語言的相關語境不僅包括人類的其他認知能力，還包括社會和文化因素。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看，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社會也必然對語言產生巨大的影響，使用者的階級出身、社會地位，受教育背景，從事的職業，以及年齡，性別，民族等方面的差別導致語言形式的差異，形成語言的變異和變體，並反映到語音、語調、語法，詞彙的差別上，也反映到語言使用習慣的差別上。Geeraerts（2006：182）指出，由於社會因素的影響，同一社團成員的語言知識庫彼此既有重合，又有差異，所以社團的語言知識庫應該看成是這些既有差異又有重合的語言知識庫所形成的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社會方言體系（social diasystem），沒有哪一個人可能完全掌握這個方言體系，語言社團不可能是同質的，社團成員對語言知識的共享不可能完全相同，理想的語言社團和理想的說話人並不存在。因此，基於用法就是要真實反映社會因素對語言的影響即語言的社會變異，這就要求把語言研究訴諸於實證和客觀觀察的方法，而不是個人的主觀直覺和內省。
從基於用法的角度看，語料庫相對於調查、實驗等語料收集方法有不可比擬的優勢：語料來自於真實的語言使用，而且是自發產出的，而非實驗室條件誘發的，語料反映語言產出的結果，有利於語言用法的離線分析。大多數基於用法的語言分析主要使用語料庫(Tummers, J., K. Heylen, and D.Geeraerts,2005:8)。當然，不同的實證方法並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補充的。調查和實驗可以用來補充相關語料的缺乏，實驗還可以控制相關的幹擾因素，可以提供必要的信息來支持關於語言使用的認知和神經機制的論斷，彌補語料庫離線分析的不足（p 9）。
儘管認知語言學基於用法的呼聲甚高，目前，語料庫的使用在認知語言學中還很有限，先進的語料庫統計分析在認知語言學研究中尚處於起步階段。究其原因，Gibbs（2007：2）指出，認知語言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內省和直覺判斷的傳統語言學方法，而在傳統方法和權威的影響下，語言和語言學課程多偏重內省分析的研究範式，忽視實驗和語料庫的實證研究方法，導致這些實證方法的實施有一定的難度（Geeraerts，2006：40 ）。
隨著認知語言學的發展，實證方法在該領域越來越受到重視。根據René Dirven 2005年在認知語言學文獻（The Cognitive Linguistics Bibliography）中對1985-2004年間認知語言學研究的關鍵詞的統計，實證研究在認知語言學中的重要性在穩步上升。
（轉引自Geeraerts，2006：33）
表中顯示，與實證方法相關的四個術語的綜合比例從最初的8.3%上升到28.0%，且每個術語的出現率都呈上升態勢。值得注意的是，從第一階段到第四階段間，Experiment(al), empirical,data這三個術語的增長曲線平緩上升，而corpus這一術語的增長曲線在第四階段顯著上升。這一事實歸因於近年來大量可及的語料庫，尤其是網際網路的使用也為語言學研究提供了用法語料。此外，從2003年7月至2004年10月之間，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西班牙Logroño大學、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召開了4次關於認知語言學實證研究方法的專題會議。以語料庫為主的實證研究已成為基於用法的認知語言學研究的迫切需要。
使用語料庫的實證方法有語料庫輔助說明（Corpus-illustrated）和基於語料庫（corpus-
based）的兩種方法。語料庫輔助說明的研究通過內省方法提出假說，並直接以某個用法語料來證實或證偽該假說，而對用法語料的頻率不加以描寫和評價（Geeraerts，2006：36），因而這種方法在本質上仍然是內省的，不能真正反映基於用法的主張。基於語料庫的方法使語言系統和語言使用之間的辯證關係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正是在承認用法語料是語言系統的實例化並動態地對語言系統進行修正和重新定義的基礎上，基於語料庫的方法以實際用法語料為語言分析的核心，並且以之為參照描寫語言模式。基於語料庫的語言學以找出語言使用的相關單位並通過語料庫揭示其功能為主要研究目的。從技術和方法上看，基於語料庫的語言學研究要求對實際用法語料作系統而詳盡的分析，為了找出語言使用的重要特徵，必須使用描寫性和推論性的統計學方法，這些方法不僅對語料進行綜合處理，而且能夠揭示使用的傾向(Tummers, J., K. Heylen, and D.Geeraerts,2005: 11)，對語言進行系統的量化統計分析，重點關注語言系統和語言使用的交互作用（p 12）。基於語料庫的實證方法是語言變異研究中常用的方法。
基於語料庫的語言學研究有兩個步驟：（1）明確要研究的語言現象並對之進行描寫；（2）解釋和驗證假說。語言中的解釋性參數往往以不同的程度相互影響(Gries 2001, 2003a, 2003b; Grondelaers 2000; Grondelaers et al. 2002; Wulff 2003，轉引自Tummers, Heylen and Geeraerts,2005: 19)，這就要求對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交互影響作出描寫，這就是多元變量統計方法。多元變量分析法在社會語言學中已有30多年的歷史，VARBRUL[1]和GoldVarb[2]是該領域中用來描寫不同參數的交互影響的最常見的方法（同上）。
在認知語言學研究中，多元變量統計分析法被用於描寫語言構式的變異（(Tummers, J., K. Heylen, and D.Geeraerts,2005: 19)，如英語小品詞的位置/移動(Gries 2001, 2003a, 2003b),法語中的語音粘連(liaison, Bergen in preparation)，條件構式(Poplack 2001)，荷蘭語中含有er 和不含er的呈現句(Grondelaers 2000; Grondelaers et al. 2002)，兒童習得動詞論元結構的制約因素(Brooks and Tomasello 1999)。研究者把用法語料中反映出的各種參數結合起來描寫語言單位的特徵和功能，如Gries (2001, 2003a, 2003b)通過該方法發現英語小品詞的位置/移動取決於句法形態、語義和話語功能的因素，而Grondelaers et al. (2002), De Sutter et al. (2003), 以及 Tummers et al. (2004)則把用法語料的參數延伸到社會變異領域（p 20）。這種把句法形態，語義、語用、話語功能和社會變異結合起來的研究很有可能發展成為認知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多元變量分析法。
總之，強調語言的社會性和實證方法是當前認知語言學發展的兩大潮流，這兩個方面相互蘊含，互為理據。無論是理論上的發展還是方法上的發展都推動著認知語言學走近社會語言學，促成了語言的認知研究和社會研究的合流。
3.認知社會語言學的應用研究所涉及的領域
認知語言學基本理論在社會語言學主題上的應用主要體現在三個領域：關於語義和言語變異的理論研究；語言與認知文化模式研究；社會政治和社會經濟體制的意識形態研究。同時，這些研究都是基於以語料庫定量分析為主的實證研究。
3.1語義變異和言語變異
認知詞彙語義學是從心理學家Rosch (1973，轉引自 (Lewandowska-Tomaszczyk,2007: 146)提出的原型理論發展而來的。在認知詞彙語義學框架下，詞彙是概念範疇，詞的意義形成一個既區別又聯繫、具有原型效應的範疇，意義成員形成以原型意義為中心的輻射狀網絡結構，從原型意義可以引申出其他相關意義（Vyvyan & Green,2006: 328）。Geeraerts（2008）批判心理學的原型研究忽略了社會性，因為在心理學的原型研究中，語言社團通常被理想化地默認為同質的。結合Putnam（1975，轉引自 Geeraerts，2008：25）的社會語義機制和Bartsch (1987: 212，轉引自Geeraerts，2008：34)關於交際中的語言規範理論，Geeraerts（2008）提出三種基本的社會語義關係模式：權威的語義模式，合作關係模式，和居於二者間的衝突與競爭模式。從社會學的角度上說，這三種根本的社會語義力也是基本的，分別對應權力，合作和競爭，不同的社會語義力使意義範疇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合作語義模式走向基於原型的範疇擴展，強調語義的靈活性和模糊性；權威語義模式推崇比日常用法有更多限制性的權威定義，居於其間的競爭語義模式既主張範疇運用的限制，也包容範疇擴展。
Kristiansen（2008）基於概念轉喻理論探討（音位層的）言語範疇和社會範疇之間的聯繫。社會範疇和言語範疇都是原型範疇，這兩個原型範疇通過language stands for social identities的轉喻聯繫在更大的框架內系統地相連。根據Ruiz de Mendoza，Iba´n˜ez & Pe´rez Herna´ndez (2001: 323-27)，作為域內映射的轉喻有兩個次類：源域在目標域內的轉喻和目標域在源域內的轉喻，前者使源域被拓展，後者使源域被壓縮。話語的語音（accent）具有社會範疇化功能：特定社會群體的語音喚起聽話人關於該社會群體的更廣泛的知識框架，也喚起其社會定式（包括心理特徵）和聽話人具有的所有相關的百科全書式知識，包括說話人所屬的群體的社會習慣，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外表特徵，娛樂及社團成員身份的其他標誌。語音不僅是方言的體現，還是社會意義的標識。結合該轉喻模式，Kristiansen（2008）還進一步擴展了Langacker在其認知語法理論中提出的象徵單位模式。Kristiansen（Kristiansen，2008：71）指出，音位極喚起相應的概念語義，同時音位在實際使用中不同的實例化即音位變體通過轉喻模式與不同的言語類型範疇相連，言語類型範疇又通過轉喻進一步與不同的社會範疇相連，喚起聽話人關於說話人所屬群體的特徵，意識形態價值，社會階層的知識。通過這樣一個源域（語言範疇）在目標域內（社會範疇）的轉喻聯繫，語言的社會意義被建構，語音或語言的認知域得到拓展，音位變體行使雙重功能---體現音位，進而參與形態層意義建構的功能，和通過轉喻方式與特定社會群體關聯，建構社會意義的功能。
3.2 認知文化模式研究
Polzenhagen & Dirven（2008）結合當今全球化語境下關於語言政策的話題,從概念隱喻、概念轉喻理論和話語分析的元理論出發，以全球性語言英語為中心，以基於language as a tool；language as identity marker概念隱喻的、關於語言全球化的不同論點所體現的兩種文化認知模式及其所植根的政治-哲學傳統為背景，討論關於多語制和多元文化現實的不同觀點及其內含的意識形態。Berthele（2008）以全球性語言如英語在美國和瑞士這兩個國家中的使用和教學為個案，展現了西方語言政策的兩個主要立場的語言政策和外語教學，並通過認知語義學的理想認知模式和隱喻、轉喻機制來透視不同的民俗文化模式對語言的識解，進一步揭示這些不同文化模式的深層意識形態。
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和英語作為全球化語言的普及，第二語言英語變體研究成為促進國際交流的時代需要。儘管英語語法和詞彙的共核存在於世界英語的各種變體中，從認知語言學的視角看，這些變體體系作為意義的象徵蘊含了獨特的文化模式。Sharifian（2008）指出，人類最基本的行為，思想和情感可以通過超越個體認知的、社會和文化層級上的概念化來識解。文化概念化反映在語言的詞彙、句法和語用等特徵上。就詞彙而言，不同語言的詞彙的概念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本族語者的文化規範，文化知識和文化經驗。基於文化概念化，Sharifian（2008）通過聯想-解釋（Association-Interpretation）方法考察澳洲土著學生和盎格魯-澳大利亞學生對表層特徵相同的詞（home）的概念化差異，比較不同的文化模式對概念化的影響，論證語言表層特徵的文化概念化。Wolf（2008）總結了三種類型的世界英語研究，並結合認知語言學的觀點進行評價。在指出了各種傳統方法的問題和不足後，作者介紹了一系列關於世界英語變體及其蘊含的文化模式的認知社會語言學研究，此外，作者還考察了香港英語中文化關鍵詞如family及ancestor的概念化及其文化模式，揭示了香港英語所蘊含的漢文化特徵。
3.3 社會政治和社會經濟體制的意識形態研究
Koller（2008）結合語料庫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系統功能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和批評話語分析理論，通過對企業的使命陳述話語（mission statements）語料的定量分析和對樣本語篇定性的系統-功能分析，考察企業商標（corporate brands）所蘊含的社會認知表徵[3]及其在企業話語中的實例化方式，揭示企業話語的意識形態。Koller (2008)對企業使命陳述和商業媒體語篇（Merger & Acquisition）兩種語料中相同詞彙域（fighting, mating ，feeding）的隱喻類型-類例比率（type:token）的比較表明，使命陳述語料以mating隱喻為主，而M&A媒體語篇以fighting隱喻為主，反映了兩類語篇關於企業及其身份的不同概念化方式；企業使命陳述語篇以mating隱喻為主，以字面化的（literalised）合作和情感為核心概念，來傳達企業的理想自我，操縱相關利益者對企業的印象，並向目標聽/觀眾灌輸企業自身的價值觀，商業媒體語篇選擇fighting隱喻的方式來建構企業形象，商業世界被刻畫為男性化的社會實踐領域。從不同企業看，不同企業使命陳述語篇的對比反映了不同的企業文化模式，從語篇類型看，商業媒體語篇的「他者」到企業使命陳述語篇的「自我」的表徵方式的轉移蘊含了企業模式從競爭型向合作型的視角轉變，反映了企業以印象操縱（impression management）為目的的概念化的轉化。
隨著認知語言學對社會因素的重視，關注由不同的社會語境、交際者、社會群體所導致的隱喻變異成為認知語言學研究的必然趨勢。語言，認知和文化的關係決定隱喻話語理解的關鍵不僅僅是隱喻本身，還有隱喻幕後的社會、文化模式。Fiksdal（2008）通過以隱喻使用者的性別為參照的隱喻範疇化考察基於性別的隱喻變異，揭示課堂話語所體現的不同的性別文化模式。作者認為，相同或相似的隱喻基於共同的課堂經驗，反映相同的課堂文化模式，這些隱喻超越具體環境（時間，地點，參與者）和性別因素。另一方面，兩組性別對文化模式的共享程度是有限的：兩組性別所使用的不同隱喻反映了不同的概念基礎、對合作的概念化以及不同性別對討論所持有的不同立場。從性別上看，這些隱喻表達以不同的方式建構自我和他者的關係。男性使用的概念隱喻seminar is a game突顯了目標，合作，競爭，規則，輸贏，說話人可以對遊戲活動加以控制，突出了合作中的個人身份「我」和個體施事性，而女性使用的seminar is community突顯了分享，尊重，和互助的關係，突出集體身份「我們」和集體施事性。
Urban（2008）通過分析當代美國教育語篇的隱喻映射考察美國大學教育的隱喻概念化模式。當今市場經濟的影響已延及教育，曾經作為公益事業的高等教育越來越被商業化。理解商業和市場這一認知域的核心隱喻來自於達爾文物種進化論和自然選擇機制的民俗模式。在商業---教育的隱喻映射中，商業作為尋求生存的有機體為教育話語的建構和理解提供了一部分映射框架，而商業自身（對低成本和高收益的追求，利益推動力、生產力，效率、產品標準化，追求短期效應等的強調）提供了另一部分映射框架，因而教育的隱喻映射有兩個來源域：商業自身、達爾文自然選擇模式及商業作為生態系統中有機體的觀點。作者指出，商業模式的教育觀影響了教育資源和機會的合理分配，導致社會等級和各種不公平，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的傳統觀念受到挑戰，學術自由、學術聲音、以人為本的文化和基本素質教育受到威脅，違背了教育作為社會共享的社會福利的根本思想。
Morgan（2008）從多年收集的美國英語的主流公共話語中（報刊，廣播，電視，會話等）選取大量關於商業和政治的隱喻話語和其他以戰爭為源域的隱喻話語來考察關於社會體制的隱喻中典型的源域和目標域的關係。作者在分析這些隱喻的過程中得出關於社會體制的三種主要隱喻家族：同一集體中若干合作者為取得共同目標而進行內部協作的合作模式，兩方或多方為爭取只有一方才能得到的目標而相互鬥爭的競爭模式，以及相互聯繫的系統模式。現實世界的複雜性決定了對目標域的多重識解方式。從邏輯上講，一個認知域既存在常規的識解方式，又可通過一個以上的隱喻家族來識解，如商業機構相互之間的關係看是競爭的，從內部結構看則是合作的；政治在選舉場合是競爭的，在為取得共同目標而結成聯盟時則是合作的。Morgan認為，多個隱喻家族的多重識解創造新的認知框架，並且使其有可能常規化，進而改變人的思想和行為，促成社會風氣和社會體制的變革。
Janicki（2008）從基於原型理論的詞義觀出發討論了政治領域中的爭論和衝突。通過分析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發生在美國的柯林頓-萊溫斯基性醜聞事件，福羅裡達州選舉事件和關於幹細胞研究的爭論這三個政治事件的新聞報導語料，Janicki（2008）指出，在語言層面上，政治事件中的衝突往往集中於核心概念（如sex relations, hole, life，human being,person）的定義問題：衝突的雙方就關鍵概念的定義各持己見，沒有統一的看法，雙方都持堅持認為詞的正確定義是唯一的，最終獲勝的一方成功地把自己的定義強加於對方。Janicki（2008）認為，詞的定義不能揭示詞所代表的事物的本質，只會導致無限的循環，使事物變得更加複雜和不準確。作者強調，政治話語的理解應該採取原型理論的詞義觀或詞義輻射網絡理論，承認意義的原型效應以避免爭端，作者還並進一步提出通過語言學研究同政治活動或政治問題研究的結合來理解社會現象，解決政治問題。
認知語言學研究同社會語言學研究的結合離不開實證方法，基於客觀觀察的實證方法是認知社會語言學的另一重要特徵，這一點在《認知社會語言學》一書中也得到充分的反映。該書還專門以Heylen, Tummers & Geeraerts, Stefanowitsch & Gries, Grondelaers, Speelman & Geeraerts及Speelman,Grondelaers & Geeraerts四篇基於語料庫定量分析的文章為獨立的一章來突出和強調實證研究尤其是語料庫的多元變量分析在認知社會語言學研究中的成就和意義。其中，Heylen, Tummers & Geeraerts（2008）從方法論的角度對離線的語料庫分析和在線的心理語言學實驗進行比較並指明各種研究方法的優點和不足：語料庫定量分析可以收集大量的語料來同時研究多元變量的影響，但其局限性是只能考察離線效果（offline effects）；心理語言學的閱讀時測量實驗可以直接考察在線加工的影響，但其時間局限性不能考察多元變量的同時效應（simultaneous effect）。作者指出，以語料庫的定量分析確定相關變量，再通過心理學實驗方法有針對性地考察各變量對在線加工的影響，語料庫方法同心理語言學實驗的結合能夠充分發揮兩種研究方法的優勢。
4. 結語
從《認知社會語言學》中可以看到，認知社會語言學對語言社會性的關注是全方位性的：認知語言學的基本理論、社會視角和實證方法還同語言類型學相結合，以克服通過一種語言或少數語言為標準來研究人類語言，從而把某種語言的特徵當成普遍價值的弊端；再次，傳統研究中被忽略的口語語料也被納入研究對象，以適應基於用法的理論主張對用法語料的要求。儘管《認知社會語言學》中某些觀點誇大了語言的作用，存在把語言作為影響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甚至解決意識形態和政治爭端的手段的極端看法，但瑕不掩瑜，認知社會語言學研究創造了認知語言學理論對語言研究和社會研究的新價值。認知社會語言學是認知語言學對生成語言學革命的繼續，也是認知語言學的新使命在新的歷史時期的開始，為認知語言學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使不斷發展的認知語言學研究更富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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