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以往研究流派不同，認知語言學並非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而是在同一理論假設指導下的具有不同理論主張和研究方法的事業（Evans，2012: 129）。[1] 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多樣性正是認知語言學活力之所在，這使其成為當代語言學各種發展趨向的集大成者 （Geeraerts & Cuyckens，2007: 15）。
在認知語言學的陣營中，正是由於這一理論上的多樣性，有些學者開始梳理認知語言學理論之間的關係。Geeraerts（2006)）曾在他編輯的《認知語言學基礎讀本》中這樣形容認知語言學：認知語言學就像一個群島，散落其中的有隱喻島、轉喻島、構式語法島等眾多島嶼，每個島嶼都有不同的美麗風景，整個群島構成了豐富多樣、多姿多彩的美麗畫卷。Evans和Green在本書中把認知語言學分為兩大部分：一是認知語義學，即通過語言分析發現認知規律的識解操作；二是語法的認知研究，即通過認知語義學中發現的識解操作研究語言的規律性。《認知語言學導論》一書就是以認知語言學的這種二分法展開論述的。
將認知語言學各種理論和研究方法整合於一體的是其兩大承諾：認知承諾和普遍性承諾 （Lakoff & Johnson，1999）。參見下面關於這兩個承諾的論述。除兩大承諾外，認知語言學堅持以下五大理論假設。
1. 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人們運用身體五官來體驗和認知世界，語言與人的具身體驗過程及認知結果密不可分，應當從人的角度解釋語言。
2. 百科全書式的語義學（encyclopedic semantics）：詞彙意義無法與所指事物的一般知識截然分開，即語言意義的表徵並非僅是對語言系統意義的表徵，還涉及對相關百科知識的通達，詞彙形式在心智計算過程中可視為抽象符號，其功能是為激活詞彙概念意義並為心智進入「開放型的知識網絡」提供認知參照點（孫崇飛、鍾守滿，2013: 42）。
3. 意義就是概念化（meaning is conceptualization）：概念化的世界是「人化」的世界，識解在概念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概念化和識解是語言理解的「事後認知」（backstage cognition）過程（Evans，2012）。
4. 符號性（symbolic）假設：語法的基本構成單位是形—義配對體（form-meaning pairing），詞、詞彙短語和句子形成一個由象徵系統構成的詞彙—語法連續統（lexicon-grammar continuum）（Langacker，2008），意義在該系統中處於中心地位，不考慮語言意義的純形式研究是沒有意義的。
5. 「基於使用」（usage-based）假設：對情景化語言使用實例進行抽象後，所得的符號單位就是語言知識。語言知識來源於使用，所以語言使用和語言知識之間並無本質區別，即語言知識就是如何使用語言。
新近，「社會轉向」（Kristansen & Dirven，2008; Geeraerts et al,. 2010）的出現表明認知語言學在關注個體認知和心理的基礎上已開始轉向兼顧考察語言的社會、文化因素，進而形成語言—文化—認知三位一體的語言研究模式。語言是文化歷時發展的結果，即使是那些基於最基本的身體體驗產生的範疇或意向圖式也受到了文化的塑造和打磨，即各種文化制度和製品在語言發展和傳承中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另外，認知語言學認為精神生理和物質肉體的一致性使文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同時，具體的地理與社會環境又使文化呈現出一定的特異性（Lakoff & Kövecses, 1987; Dirven, Wolf & Polzenhagen, 2007: 1212）。
無論從其兩大承諾、五大理論假設還是新近出現的「社會轉向」，我們從中都不難看出認知語言學極其重視人這一認知主體在語言使用中的主導地位，強調語言是在人與客觀外界 互動體驗和認知加工的基礎上形成的，遵循「現實—認知（社會文化）—語言」的語言觀。首先，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具有以下三個核心屬性：自然屬性——符號系統、社會屬性——交際工具、心理屬性——思維工具（Taylor，2002）。它們共同決定了語言研究必須綜合考慮語言的符號認知參照點特性、社會和文化語境特性及其認知心理過程特性。其次，認知語言學認為意義就是概念化，即某一詞語的意義等於說話者或聽話者大腦中被激活的概念，它依賴於心理過程的模式和內容。正如Gärdenfors（1999）所言，意義是認知模式中的概念化，意義在人的大腦中。再次，語義範疇涉及符號、人腦和世界三者之間的關係。說話雙方在交際過程中聽到的（如聲音符號等）或看到的（如文字、圖像、肢體語言，甚至一切使得交際成功進行的非語言符號），都被人腦處理為一種具有某種特定意義的符號系統，即語言結構本質上是符號的，並使概念內容符號化（文旭，2001: 31）。這種符號系統所指代的事物或意義與外部世界並不存在客觀、真值般的鏡射關係，而是一種經過人腦或心智加工後具有特定實用意義（或意圖）的主觀映射關係。正如Albertazzi（2000）所言：意義並不與外部世界「直接相連」，在大部分情況下，意義是主觀的、情景化的和動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