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語言學研究的認知功能模式

2020-12-23 中國社會科學網

  語言學研究發展到今天,已經從最初對於語言形式和結構這種外在客觀成分和現象的關注,轉向更加有深度和更加複雜的語義層面。其中,對於語義研究最為推崇並把語義的地位提升到核心領域的,當屬「大功能主義語言學」之下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這兩大理論學派以語義作為核心研究對象,在對語言本質的討論上,也都把關注點放在功能之上。只不過,這兩者雖同屬「大功能主義」的框架,但具體的研究方法、研究側重、研究出發點和研究範圍仍然有明顯的區分。不過兩者的產生具有一致的前提和基礎,是在本源源頭一致下不同流向的區分,使得兩者融合和互補的語言研究整合模式的出現成為可能,也為探討更加全面的語言研究模式提供了全新的理論思路。

  認知功能觀和功能認知觀對認知的看法存在差異

  認知語言學是在反對和批評「轉換生成語言學」的過程中產生的。而其產生的前提含蓄地說明了認知語言學研究本身就涵蓋了對於語言功能初始性的關注。

  認知語言學對於語言的討論是基於一個語言動態範圍化的假設開始和展開的。在認知語言學研究起點上,語言的運用和語言功能的實現並不在語言本身,而在於語言使用者對於客觀世界一切事物的具體感知過程之中,通過這種主觀認識活動的參與而實現其語言功能意義。可見,認知語言學強調作為語言主體的人的認知活動在動態語言中的關鍵性意義。語言在本質上就是在主觀人認知世界的過程中充當一種媒介性質的功能。具體應用的語言被看作一種符號化的表達,是主體人自身對於客觀世界的認知活動過程和這種語言化的抽象符號表達過程的規律性探索。

  系統功能語言學認為,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行為(social act),對於語言本身的定義與定性也就歸於社會學這樣一個總的大系統之中進行討論。

  與認知語言學強調的認知因素為說話者所處的外部世界反映到主觀人的心理表徵及其對語言的這一理解不同,系統功能語言學中的認知因素主要是認知表義而不是思維含義。在系統功能語言學看來,說話者的心理映像是語言作為一種客觀社會行為的符號化固定映射結果。認知本身不是思維的主觀活動,而是說話者對於自己身份的認識,從而選擇恰當的說話方式而已,因此主要體現為語言系統的選擇主張。簡單地說,系統功能語言學中強調的說話者認知能力是對於說話者所處的社會身份的認識,是對於自身客觀定性的主觀認識,而客觀的社會身份決定著其語言的適用和選擇。

  認知語言學和功能語言學存在交叉點

  兩個學派的核心內容都集中在經驗的傳遞上。譬如,他們都用「識解」(construal)一詞來解釋人類經驗的表達規律,也都堅持從語言實踐中掌握抽象規律。韓禮德提出,不僅可以從生物的內部,也可以從生物之間觀察語言。生物的內部指的是認知的心理,而生物之間則是指來自外部世界或社會。他認為更為重要的是兩種路徑的結合。

  兩個學派都將語義作為研究的焦點。系統功能學派把語義作為研究的起點,自上而下,從語義到詞彙、語法和語音,是一個層層選擇的過程;這一系統隸屬於社會系統,語言系統是作為社會子系統的客觀存在。雖然在關於語言作為社會行為的定義上,功能語言學不同於認知語言學的語言動態化定義,但其將語言作為可以選擇的系統這一主張卻與認知語言學派相吻合。認知語言學派在討論認知系統與語言構建系統的聯繫和規律抽象中,也強調了語義系統描述的重要性。

  兩個學派都主張語言的研究並不是單純的語言展現和描寫,更重要的是對語言的解釋。對於語言的解釋,認知學派是從人的認知層面入手而展開的,而系統功能語言學派則是從社會決定性角度入手而展開的。不過,兩者在語言的解釋上只是具體方式的不同,研究和解釋的最終歸宿卻是一致的。

  兩個學派對於語言的研究側重均在於研究語言之間的差異性而不是共性,即不管是強調認知的區別化,還是強調社會決定性的區別化,在兩者看來,在不同標準下的不同選擇才是語言發揮作用的關鍵。

  構建認知功能模式

  上述分析表明,兩個學派具有合流的基礎和合作的可行性,我們可以嘗試建立語言研究的認知功能模式。

  首先,功能語言學的研究中蘊含著對認知因素的把握,而認知語言學也含有對於功能的關注。根據M. A. K. Halliday的語言學觀點,語言可分為三個層次:語義層、詞彙語法層和語音層。這三個層次並不是孤立存在,而是與意義相關、展現彼此的體現關係,表達為客觀世界—社會意義—語言符號的假設模式,展現出語義系統與語言系統之間的密切聯繫,實現了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篇章功能。而認知語言學則是在此假設之下,加入了認知的作用,表達為客觀世界—認知—意義—語言符號的假設模式,個體認知經驗體現於語言的語義空間、符號空間和音素空間,經由符號的上下串聯,實現了物化過程、關係過程和心理過程。由此,我們可以構建一個兼顧概念結構和實際應用、兼顧過程和功能的語言研究範式。如此,我們就可以把認知過程中得到的經驗與交際過程中意識到的語用經驗結合起來。

  此認知功能模型為認知性的功能,人們就會把語篇經驗放在語義空間、符號空間和音素空間裡去分析和總結;它又是功能性認知,語義空間、符號空間和音素空間就不再只局限於個體的生理和心理經驗,而是向整個社會開放。如此,功能學派和認知學派的視角都得到了極大拓展,認知語言學可以藉助於功能語言學篇章層面的分析方式來探討語言現象的全部意義;而功能語言學可以藉助於認知語言學的內在規律性研究更好地探討語言的功能,兩者互為補充,相互驗證。

  人的交際活動離不開認知能力的介入,而很多體現認知能力的言語行為,也要在實際交際或語篇中才能展示出來。本文以認知語言學和系統功能語言學兩大學派概念體系為基礎,以兩大學派各自語言觀、認知觀和功能觀偏向為突破口,圍繞認知加工、個體體驗和社會意義以及語言符號等要素,挖掘兩者之間的共核之處,揭示個體體驗與社會實現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相應的工作機制,以形成認知功能融合型語言研究理論範式和分析框架,從而使研究維度得到拓展,研究疆域得到擴大,研究視角得到突破。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基於概念整合的認知功能論範式研究」(19BYY00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外國語學院)

 

相關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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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認知語言學 語言學交流平臺
    轉換生成語言學極力強調語言是一個自足的系統,要求對語言尋求「內部的解釋」,並儘可能形式化。然而物極必反,喬姆斯基的形式主義語言學暴露出許多問題,引來許多學者的批評,強調對語言意義、認知和功能的研究。其次,語言學史上,一直就有重視意義和功能的傳統。古代的修辭學就是一門研究語言使用功能的學問。
  • 認知語言學的語言神經理論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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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認知語言學對社會維度的關注:「轉向」還是「不足」
    Croft認為,認知社會語言學在於描寫和闡釋言說者和言聽者語言知識的社會互動機制,這些互動機制源於合作行為、協同和規約等一般社會認知能力。不難看出,二者在基本主張上雖略有差異,但都認為認知語言學研究忽視了社會文化維度的研究,應當對此予以關注,主張認知語言學研究的「社會轉向」。
  • 【大百科詞條(稿)】認知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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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經語言學:語言學研究走進科學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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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認知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和理論範式
    社會互動是語言與認知所屬語境中最凸顯的部分,社會事實應該作為具體的本體論層次明確地納入認知語言學的世界觀。Croft & Cruse(2004: 329)指出,以往的認知語言學研究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心理表徵和認知過程的研究上,只是近來才開始關注從話語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語言。Palmer(2006: 264)也曾指出,語言範疇不可避免地具有社會文化特徵。
  • 認知語言學的兩大承諾和五大理論假設
    與以往研究流派不同,認知語言學並非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而是在同一理論假設指導下的具有不同理論主張和研究方法的事業(Evans,2012: 129)。[1] 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多樣性正是認知語言學活力之所在,這使其成為當代語言學各種發展趨向的集大成者 (Geeraerts & Cuyckens,2007: 15)。
  • 語言學和認知科學
    語言和人類其他認知能力的異同又是什麼呢?這些問題無一不指向認知的核心問題。 雖然語言學只是認知科學的一個領域,但以探索語言結構(包括語音、句法、語義等)的本質和規律為己任的語言學研究在認知科學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認知科學中最早的跨學科合作就是語言學與心理學的合作,並產生了心理語言學。
  • 認知語言學的哲學蘊涵
    這是認知科學和認知語言學研究的中心任務之一。這些機制在隱喻思維中顯得尤為清晰。在隱喻思維或某個特定框架中被概念化的某個情境,對語言使用者而言,親身的真實符合論允許我們用情況中的「真相」來理解正常含義。正如所見,當我們把時間概念化為資源——並且寄生於該隱喻時,我們體驗時間,就把它作為一種可浪費或可節約、可虛度或可珍惜的有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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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功能語言學認為語言是一套系統化的意義源泉,故法律翻譯的過程不應僅看作是一種純語言符號的轉換活動。本文在綜述國內法律翻譯發展現狀的基礎上,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為視角,從三個方面,即系統功能語言學層次觀與法律詞彙翻譯、系統功能語言學主述位理論與法律語篇翻譯、系統功能語言學語域理論與法律語篇翻譯進行探析,以期對法律翻譯研究和實踐的縱深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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