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法律翻譯是一種跨語言跨法系的信息傳遞過程，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改革開放、對外交流日益擴大的今天，如何有效開展法律翻譯是國內外學者共同關注的話題。系統功能語言學認為語言是一套系統化的意義源泉，故法律翻譯的過程不應僅看作是一種純語言符號的轉換活動。本文在綜述國內法律翻譯發展現狀的基礎上，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為視角，從三個方面，即系統功能語言學層次觀與法律詞彙翻譯、系統功能語言學主述位理論與法律語篇翻譯、系統功能語言學語域理論與法律語篇翻譯進行探析，以期對法律翻譯研究和實踐的縱深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法律翻譯；現狀；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與實踐
國家教育部在2008年公布的緊缺人才信息中，法律翻譯人才已到十分缺乏的地步。2009年中國翻譯市場中，法律翻譯的85%份額被外國翻譯公司拿走[1]。這種現象與日益繁榮的中外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市場需求完全不相匹配。國家推行國際化大都市的建設與發展要求法律口筆譯、法律交流、法律諮詢等一系列配套服務及時同步並進。法律翻譯作為法律交流的橋梁，處於法律和翻譯的雙重框架中，在法律活動和法律相關活動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人們通常認為翻譯就是不同語言間的信息轉換活動，而法律翻譯不過是語言間法律語篇的轉換活動。但翻譯學家更強調法律翻譯的交際性，他們認為法律翻譯是跨文化和跨法系的語際交際行為。法律翻譯是不同法律體系及法律文化間的信息傳遞，法律翻譯的過程就是譯者進行法律語篇分析對比、語言信息處理和語言表述的過程。在此種意義下，法律翻譯的內容已遠遠大於單純的「信息轉換」活動。
縱觀法律翻譯發展軌跡，人們雖將法律翻譯視作一種跨語言跨法系的交際行為，但如何從語言學角度深層次理解這一社會活動，如何以語言學理論指導翻譯活動的有效開展卻是每位從事法律翻譯研究與實踐人員面臨的共同挑戰。
一、國內法律翻譯研究
國內學者曾將法律翻譯現存問題總結為：一是拼寫和語法錯誤；二是省譯、增譯和望文生義；三是術語翻譯不妥；四是譯文文體不當；五是對原文理解不透；六是語言修養欠佳；七是法律文化差異引起的誤譯[2]。然而，此類研究主要限於主觀經驗總結或簡單羅列問題，缺乏理論指導及相應解決對策，因而學術價值及應用價值都較有限。近十年，有學者從翻譯學角度對法律翻譯做出了進一步闡釋。宋雷（2007）[3]結合翻譯學理論，從法律翻譯主體「適格」論出發，區分了「翻譯法律」和「法律翻譯」兩個概念。楊曉強（2012）[4]認為格特和奈達的關聯和功能對等的翻譯理論對特殊功能文本的翻譯有極大的指導作用。陳小全（2012）[5]引介翻譯學家切斯特曼的觀點，認為譯者在對比兩種語言時，不僅要找到兩種語言中的相似表達，還要確定相似表達的可比共同基礎。綜觀上述研究，國內早期法律翻譯有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術語、詞彙的辨析、句法、語法的結構以及文體等方面，缺少翻譯理論、語言學理論的支持。此類研究雖然能夠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卻缺少相應的總結和理論指導，最終往往流於形式人云亦云。而引入語言學理論和翻譯學理論的法律翻譯研究，更加注重理論對法律翻譯研究的指導性，研究者除了觀察到法律翻譯過程中的現象外，還更加注重對翻譯過程的描述和分析。
翻譯是一種語言活動，其理論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語言學理論的支持。翻譯理論研究的發展與繁榮與語言學理論流派的興衰相生相伴。眾所周知，20世紀眾多語言學理論流派中，在影響上僅次於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學派是以韓禮德為代表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派，而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國外翻譯學者開始將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用於討論翻譯的性質、類型和方法等[6]。國內學者胡壯麟也曾經運用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語言元功能概念對翻譯進行了進一步的解讀。他認為，翻譯中的對等關係不能只是建立在一種意義（通常是概念意義）上的對等，還需尋求兩語言在表達態度、動機、角色等人際意義，及表達媒介、方式等於語篇意義方面的對等[7]。通過前人總結可發現，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為視角的翻譯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這為翻譯理論研究及實踐帶來了新視角，對開展法律翻譯活動有著較強的指導意義。然而，根據筆者對中國知網學術期刊論文的檢索，1982年至今以法律翻譯為主題詞的學術文章共687篇，而結合系統功能語言學來對法律翻譯進行討論的22篇，僅佔總數的3%。以上數據正反映了國內法律翻譯理論研究的滯後與局限。法律翻譯雖然綜合法律與翻譯兩門學科，但卻是法律知識、語言學理論與翻譯理論的交叉地，單憑其中任何一個或兩個方面的理論或知識均無法成功完成法律翻譯過程。因此，法律翻譯研究需將三者結合，以尋求理論和方法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