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饒事件」是建國初期在中共黨內發生的一起陰謀分裂黨中央、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嚴重事件, 悉而劉少奇作為高崗、饒漱石陰謀活動的首要攻擊目標而深深捲入了這一事件中。可以說, 從高崗陰謀發難到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高崗、饒漱石的陰謀敗露, 劉少奇一直處於這一事件的漩渦中心。在劉少奇的政治生涯中, 這是一次極其嚴峻而複雜的考驗。
高崗為什麼把攻擊矛頭指向劉少奇從1953年夏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 到1954年初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夕, 在長達半年多的時間裡, 高崗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機會, 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手段攻擊和詆毀劉少奇。一位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如此明目張胆地攻擊主持黨中央的日常領導工作的負責人, 這在黨的政治生活中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
那麼, 高崗究竟為什麼屢次挑起事端地攻擊劉少奇?
回答這個問題要涉及到較為複雜的歷史背景, 但從筆者查閱的大量檔案及文史資料中獲悉的情況, 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揭示出複雜矛盾的一些深層內幕。
首先, 高崗出於個人野心, 把劉少奇視為他攫取黨內更高權力的主要障礙, 急欲拱倒劉少奇而取而代之。正是這種狹隘而陰暗的心態, 構成了他後來向黨發難的思想根基。
高崗是在戰爭年代成長起來的一名黨的高級領導幹部, 對中國革命事業做出過—定的貢獻。他擔任過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 並在黨的七大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46年奉命進軍東北地區, 先後被任命為東北人民解放軍副司令員兼政委、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等重要職務;建國之初, 又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同時兼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和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
然而, 高崗是—個權欲極重、具有極端個人主義傾向的野心家、陰謀家。他並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權力和地位, 一直覬覦著黨和國家的更高權力。在他看來, 主持黨和國家領導工作的主要領導人當中, 劉少奇是他攫取更高權力的重要障礙。只要把劉少奇拱倒, 便可取而代之, 實現他篡奪黨和國家更高權力的政治野心。
凡是具有個人私慾的人, 在一定的條件和氣候中, 一定會頑強地表現出來。1952年, 黨中央為了適應即將開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 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決定調各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到中央工作, 高崗和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勳、饒漱石5人當時一同被調進京。進京後, 高崗在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同時, 又兼任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的職務, 地位更為顯赫。在高崗進京職務的安排上, 當時就有「五馬進京, 一馬當先」的說法。1953年3月, 由於毛澤東認為當時政府工作中存在著分散主義, 經他提議, 中央對政府工作重新作了分工, 政務院二十個部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8個主要工業部劃歸高崗負責的國家計劃委員會領導, 高崗的權力大大增加了。對於這些變化, 高崗不但不認為是黨和人民對他的信任, 反而當成向黨討價還價的資本。他當時就得意地自稱是組織了一個「經濟內閣」。在這種形勢下, 高崗的個人野心急劇膨脹, 認為個人的政治資本越來越雄厚, 可以向黨伸手了。在隨後於6月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 他果然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批薄 (薄一波) 射劉 (劉少奇) 」、向黨發難了。
其次, 在以往的工作中, 劉少奇和高崗在對某些問題的認識上有過不同看法, 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劉少奇也對高崗的某些做法直率地提出過批評, 這本是黨內生活中的正常現象, 但高崗卻對此懷恨在心。
在高崗主持東北地區工作期間, 劉少奇在以下幾件事情上曾對高崗的做法提出過批評或表示過不同意見, 這些事情實際上為高崗日後向劉少奇進行攻擊埋下了伏筆。
第一件事是中共中央對東北地區在執行黨的民族資產階級政策上存在「左」的錯誤傾向的批評。
1949年四五月間, 劉少奇收到中共東北局社會部第二部長鄒大鵬向中央反映情況的一封信, 反映東北局在對待私人資本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上存在著過「左」的傾向。當時正值全國解放戰爭剛剛取得決定性勝利、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之際, 這個問題在全黨帶有相當的普遍性;而劉少奇剛剛結束了天津之行, 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較深入的調查和思考。他認為這個問題是當前在黨內急需鄭重提出、引起全黨警惕的問題, 於是在5月3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東北局的電報。電報明確指出:對待私人資本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問題「是關涉黨的總路線中十分重要的問題, 必須完全正確地迅速地解決」, 那種「實際上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 實際工作中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 和黨的方針政策是在根本上相違反的」。電報同時指出:「據說在東北城市工作中也有這種傾向, 望東北局立即加以檢討並糾正。」
為慎重起見, 劉少奇將起草的電報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完全同意劉少奇的意見, 在當天就批示同意向全黨發出。與此同時, 毛澤東還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給各中央局, 山東分局, 平、津、濟、滬、漢諸市委, 各野戰軍前委的通知, 通知說:「茲將中央給東北局辰世電 (即5月31日電) 及其附件發給你們, 並請你們轉發各市委、省委、區黨委, 據以檢查自己的工作, 認真克服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如果不克服此種錯誤, 就是犯了路線錯誤。」
由於毛澤東明確表明了態度, 高崗對中央的批評表面上只得無可奈何地表示接受, 但他在內心深處對這件事卻一直記恨, 並多次在東北的幹部中間散布不滿情緒。
第二件事是劉少奇對東北局在處理農村中的一些新問題時所表現的「左」的錯誤的批評。
東北地區是我國最早解放的地區之一, 也是最早進行農村土地改革的地區之一。土改之後的農村如何適應生產力的需要, 儘快恢復和發展生產?何時採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策?這是當時東北農村乃至全國廣大農村遇到或即將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在這個問題上, 高崗在東北地區採取了比較「左」的政策, 他主張農村在土地改革後要立刻起步向社會主義過渡, 大力發展變工互助;要限制單幹傾向的發展, 限制僱工現象的產生, 特別是對農民中的黨員, 凡是僱工的要開除出黨。1950年初, 東北局就農村黨員僱工問題給中央組織部發了一封請示信, 要求將這部分人清除出黨。
了解到這些情況後, 劉少奇於1950年1月13日專門同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談了一次話。在這次談話中, 劉少奇針對東北地區存在的問題明確提出:「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築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 這是一個不好的基礎。」變工互助不可能發展為將來的集體農莊, 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 「要防止急性病」, 「轉變的早了, 是不對的」, 他並且引用了黨在歷史上的教訓說:「六屆五中全會的時候, 把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混為一談, 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黨員成為富農其黨籍怎麼辦的問題上, 劉少奇也直率地談了自己的意見, 他明確指出:「這個問題提得過早了。」並進一步解釋說:「現在是私有制社會。黨員生產發家了, 要交公也交不出去, 國家也不會要他的油房要他的馬, 不得已他只好暫時私有, 如果他現在發展了生產, 將來在實行集體化時, 又能交公, 這種富農黨員, 也是好黨員。」「因此現在的黨員農民, 是可以單幹的。我們的黨規黨法上允許黨員單幹而且也允許僱人, 認為黨員便不能有剝削, 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想。」
劉少奇同安子文的談話, 中央組織部經過整理後送給了高崗和東北局的少數負責人。同時, 劉少奇還批轉了中央組織部就黨員富農問題答覆東北局的信。在看到劉少奇的談話內容和中組部給東北局的信後, 高崗不但沒有接受劉少奇的意見, 反而把劉少奇的談話當作「黑材料」整理搜集起來, 作為日後向劉少奇進攻的武器。
還有一件事是建國初期圍繞工會工作方針問題在黨內發生的爭論。
中國共產黨執政後, 工會作為黨直接領導下的群眾組織, 應當怎樣在新形勢下開展工作?這是建國初期工會工作急需解決的重大方針問題。隨著各級和各行業工會的普遍建立, 黨內一些主管或分管工會工作的負責人開始探討這個問題。
在1950年7月召開的中南地區總工會籌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 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在關於工會工作的報告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在公營企業中, 工會工作同志的立場和態度, 應該與企業管理人員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在「基本立場是一致的」前提下, 因為彼此的崗位不同, 任務不同, 「具體立場又有所不同」。工會不能脫離「代表工人的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務而成為廠方的「附屬機關」。
高崗顯然不同意鄧子恢的觀點。1951年4月間, 高崗針對鄧子恢的報告, 主持寫了《論公營工廠中行政與工會立場的一致性》—文。文章認為, 工會同政府和工廠管理機關「基本立場」一致、「具體立場」不一致的觀點是不對的, 這種說法, 第一模糊了工人階級的領導思想及其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第二模糊了公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 模糊了公營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本質區別。4月22日, 高崗將這篇文章送中央及毛澤東審閱。
在這年5月召開的東北城市工作會議上, 有人在發言中批評鄧子恢的報告是「機會主義的原則和理論」, 「不能以此原則和理論教育工人」。高崗在會議的總結中也批評鄧子恢的報告「欠妥」, 「混淆思想」。
劉少奇在中央的分工中負責工會工作, 這場爭論毫無疑問引起他的極大關注。
劉少奇在1951年五六月間, 專門抽出一段時間, 在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後, 寫了一篇近9000字的《讀鄧子恢和高崗兩篇文章的筆記》, 從理論上詳細闡述了他對工會工作方針的看法。在筆記中, 劉少奇首先從分析國營工廠的內部矛盾入手, 提出:一切事物的構成都是矛盾的構成, 國營工廠的內部結構當然也是如此。在國營工廠內部, 階級矛盾沒有了, 但矛盾仍然存在, 這就是「國營工廠管理機關與工人群眾之間的矛盾, 就是國營工廠內部的公私矛盾」, 這是一種「不容否認的、客觀存在的、真正的矛盾, 是在長時期內要我們來認真地加以調整和處理的矛盾」。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 劉少奇認為:「工會工作者與國營工廠的管理人員, 在保護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整個利益的問題上, 他們的出發點, 他們所站立的地位與立場, 是或者應該是相同的, 一致的。在這些關涉工人階級基本利益的問題上, 他們有共同的、一致的立場和出發點。但是, 在處理有關雙方的各種個別的日常的問題時, 他們又各自有自己的出發點, 各自站在自己的同對方相矛盾的地位與立場上來協議和調處這些問題, 以至各自代表自己的一方面來籤訂合同等。這就是說, 在關涉工人階級整個利益的問題上, 他們的利益和立場是共同的、一致的;但是在關涉雙方的各種個別問題上, 他們彼此之間又有某些利害矛盾, 需要認真地來加以調整。」顯然劉少奇是贊成鄧子恢的觀點的。
儘管劉少奇十分關注這個問題, 並有著深入透闢的見解, 但他不贊成把這樣一個直接涉及黨的工作方針的重大問題拿到報刊上公開爭論, 他認為, 這個問題應該放到黨的會議上來詳盡討論, 以求取得一致意見, 指導實際工作。正好, 原定即將召開的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的一個重要議題, 就是要討論黨的工會工作問題, 劉少奇準備在這次會議上好好討論一番, 他的這篇筆記也是為這次會議準備的。所以, 他的筆記沒有公開發表, 同時, 也不同意高崗主持寫的那篇文章發表。在接到高崗送來的文章後, 他在給主管報紙宣傳工作的胡喬木的批示中表示:「我意高崗同志文章暫不發表, 待四中全會討論此問題時當面談清楚。高文可送鄧子恢同志一閱。」他同時還給高崗寫了一封信, 解釋了文章暫不發表的理由。
在這件事情上, 高崗十分不滿, 認為劉少奇是有意偏袒鄧子恢。後來在黨的工會方針問題上情況起了變化, 高崗更是認為劉少奇在這上面栽了跟頭, 拿這一問題大做文章。
第三, 在如何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探索等問題上, 劉少奇的某些觀點同毛澤東的思路不盡相同, 出現過一些分歧;劉少奇在某些問題上還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高崗由此錯誤地分析了形勢, 認為劉少奇已經失勢, 而他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 從政治上拱倒劉少奇的時機已經成熟。
1951年4月, 山西省委向中央和華北局寫了一份題為《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 認為在由戰爭轉向和平環境以後, 山西老區發生了農民自發勢力發展、互助組織渙散的情況, 主張在今後扶植和增強老區的互助組織, 以逐步戰勝農民的自發勢力, 引導農民走向更高一級的形式。華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見, 在4月召開的華北互助合作會議上表明了看法。劉少奇也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見, 在幾個場合連續對山西省委提出了批評。他在對山西省委報告的批示中說:「在土地改革以後的農村, 在經濟發展中, 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 並且企圖去加以阻止和避免。……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毛澤東對此有不同的想法。他在接到華北局於7月向中央作的《關於華北農村互助合作會議的報告》後, 找劉少奇和薄一波、劉瀾濤談話, 表示不能支持劉少奇的意見, 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隨後他倡議召開了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 確定了在農村中要積極扶助和支持農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積極性的方針。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 實際上反映了在我國農村中何時向社會主義過渡以及採取何種方式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不同看法。在毛澤東的談話之後, 劉少奇放棄了自己的觀點, 轉而接受了毛澤東的觀點, 並且在後來召開的第二次組工會議和七屆四中全會上專門就這個問題作了檢討。
高崗在知道劉少奇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後, 很快寫了一份關於東北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報告, 送給毛澤東。在報告中, 高崗列舉了東北農村在開展互助合作運動中的做法和成就, 表示要「積極堅持貫徹毛主席屢次指示的方針」, 積極發展農村互助組織和有重點地發展農業合作社。高崗的報告受到毛澤東的重視。毛澤東指示將報告印成小冊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 各省市黨委, 中央各部門, 中央政府各黨組, 同時在轉發報告的批語中肯定了「高崗同志在這個報告中所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
在這件事不久, 毛澤東又對全國總工會的工作方針提出了批評, 其中也牽涉到劉少奇。在鄧子恢和高崗關於工會工作方針發生不同意見後, 全總黨組書記李立三就此情況向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 反映了在工會方針上的兩種意見, 並明確表示:「我個人是同意後一種意見的 (即指鄧子恢的意見) 。」毛澤東不同意李立三的報告, 尖銳地批評李立三和全總黨組, 認為在工會工作中有嚴重錯誤, 並且於11月建議中央解除了李立三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和黨組書記的職務。在11月的全總黨組擴大會議上, 李立三受到批判, 「推祟」鄧子恢的文章成為李立三的「錯誤」之一。
劉少奇在李立三的問題上也受到了牽連, 全總黨組擴大會議對李立三的批判, 就是在劉少奇離開北京到南方休假時進行的。
善於窺測政治風向、趁隙鑽營的高崗, 看到劉少奇在合作化問題以及工會問題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 便錯誤地認為劉少奇已經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 於是, 他的政治野心進一步膨脹, 急於發難, 急於向黨索取更高的權力。
高崗對劉少奇的發難首先發端於1953年夏季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原定的議題主要是討論國民經濟五年計劃、財政工作和民族資產階級等問題, 由周恩來主持, 劉少奇並沒有參加。但由於在這年年初毛澤東曾對「新稅制」問題提出了批評, 認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所以, 討論和批評新稅制實際成了會議的中心議題。
高崗感到這是藉以攻擊劉少奇的絕好機會, 於是開始了一系列的陰謀活動。一方面, 他在小組會上和會後的私下談話中, 鼓動一些人向當時主持國家財經工作的薄—波「開炮」, 給會議加溫;另一方面, 他又親自出馬, 在發言中採取「移花接木」的手法, 把劉少奇曾經說過的話安在薄一波的頭上加以批判, 「批薄射劉」。高崗的險惡用心, 在他後來被迫寫的《我的反省》中曾招認說:我的發言「除批評薄一波同志外, 還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志的意思」。他在私下還對別人說過:「我在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 要講就要挖少奇的老底。」由於高崗的蓄意幹擾, 致使財經會議的氣氛很不正常, 蒙蔽了不少人。全國財經會議結束後, 高崗的活動更加囂張。他在自己的住所裡和利用南下杭州、廣州「週遊」的機會, 到處挑撥離間, 製造流言蜚語, 指名道姓地攻擊和詆毀劉少奇。
高崗的陰謀活動得到了曾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1952年調中央後又擔任了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的呼應。饒漱石在戰爭年代曾在劉少奇的領導下工作過, 受到了劉少奇的器重, 可他進京後, 看到劉少奇受到毛澤東的批評, 認為劉少奇已經失勢, 就一反常態, 同高崗串通一氣, 相互配合, 企圖拱倒劉少奇。
當高崗在全國財經會議上施展「批薄射劉」的手法時, 饒漱石也利用中央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 開闢了「討安伐劉」的「第二戰場」。
饒漱石在第二次組工會議上利用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的個別錯誤, 誇大事實, 無限上綱, 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安子文的錯誤, 是指1953年3月初, 安子文在聽了高崗向他轉達毛澤東要加強中央各部機構的意見後, 沒有經過中央授權就草擬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和各部主要負責人的名單。名單擬出後, 安子文曾給高崗看過, 也向饒漱石講過。後來, 中央批評了這件事, 安子文也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本來, 這件事已經過去了, 但高崗和饒漱石卻拿這個名單大作文章, 私下裡傳播這個名單, 並在人事問題上造了很多謠言, 說這個名單是劉少奇授意的, 劉少奇有「宗派」。在第二次組工會議期間, 饒漱石改變會議的原定議題, 又把這個事翻出來, 大批安子文。饒漱石的目的, 顯然是衝著劉少奇的。這一點, 饒漱石後來在檢討中承認, 在中組部鬥爭安子文, 目的也是反對劉少奇, 以取得高崗的信任, 進行政治投機。
面對高崗和饒漱石的造謠、挑撥、責難和攻擊, 劉少奇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劉少奇在幾十年的革命政治生涯中, 曾經多次受到來自黨內的誤解和不公正的批評, 在30年代「左傾」錯誤路線統治全黨時期, 甚至被撤銷了黨內職務。但劉少奇是一位有著高度馬克思主義覺悟的職業革命者, 為了革命事業把個人的安危和榮辱置之度外, 在逆境中始終保持著對黨的事業的忠誠, 體現出堅韌不拔的政治品格。這一次面對高崗和饒漱石的責難攻擊, 劉少奇又一次體現出這種顧全大局、忠誠於黨的政治品格和組織紀律修養。
首先, 在高崗和饒漱石的陰謀活動還沒有達到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更高權力的程度時, 劉少奇出自維護黨的團結、維護黨的工作不受損失的大局, 多次主動找高崗和饒漱石談話, 以求消除矛盾, 團結一致地為黨工作。
在同志之間產生矛盾或分歧的時候, 以誠懇耐心的態度對待同志, 通過談心加強理解和溝通, 這是劉少奇一貫的作風。對高崗和饒漱石, 他也是這樣做的。高崗調到中央工作以後, 劉少奇逐漸了解到高崗對他不滿, 曾多次提出同高崗交換意見。毛澤東在知道高崗對劉少奇有意見後, 也曾建議高崗直接找劉少奇談談, 並且對高崗說:少奇同志是個很老實的同志, 他會有自我批評的, 你跟他可以說得通的。可是高崗根本不去找劉少奇, 反而對外散布說已經和少奇說了, 說不進去。為了維護團結, 高崗不來, 劉少奇就主動去找他。在1953年的2月、8月和11月, 劉少奇多次主動找高崗談話, 徵求意見, 並作了自我批評, 態度很誠懇。
對饒漱石, 劉少奇也多次在個別談話中就中組部工作等問題交換意見。第二次組工會議期間, 劉少奇又兩次參加會議, 當面聽取饒漱石的意見, 作調解工作。在10月22日第二次組工會議領導小組會上的講話中, 劉少奇一方面對饒漱石提出批評, 說:中組部過去3個月的爭論, 「使得許多工作不能正常地進行, 使得中組部很多同志惶惶不安, 在外部也發生了一些影響, 這當然是工作上的損失」;另一方面又主動承擔了責任:「對於這個爭論, 我也是有責任的。我沒有在事先對雙方充分交代清楚, 使雙方有充分的互相了解, 我對雙方的幫助都不夠, 這是我應該檢討的。」他衷心希望到會的同志「到處去提倡全黨一致的精神, 為鞏固全黨的團結而努力。」
劉少奇深知, 在黨內出現矛盾和不同意見時, 必須更加謙虛謹慎, 嚴於律己, 必要時在非原則問題上作一些妥協讓步, 以維護黨內的團結和正常的工作秩序。
1953年年底, 毛澤東準備在外地休假, 臨行前, 於12月24日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 布置走後的工作。在這次會議上, 毛澤東提議在他外出期間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從1945年黨的七大以後, 毛澤東有事離開中央時, 中央的工作都是由劉少奇主持, 這已成為黨內的慣例。但是, 這次情況有些例外, 劉少奇知道高崗不同意這樣的安排, 曾多次在底下同毛澤東和其他人講要搞輪流, 因此, 他在會上誠懇地提出:這一次不要代理了, 還是由書記處的同志輪流負責好了。由於書記處其他成員都贊成毛澤東的提議, 這次還是由劉少奇來代理了。
劉少奇這種顧全大局、相忍為黨的做法, 在高崗和饒漱石那裡卻沒有起到絲毫的作用, 高、饒反而變本加厲地加緊了對劉少奇的攻擊。這樣, 就進一步把他們的真實面目暴露在全黨面前。
第二, 面對高崗、饒漱石的種種責難以及黨內一部分同志的誤解, 劉少奇沒有採取迴避和躲閃的態度, 而是主動承擔責任, 多做自我批評, 同時對不實事求是的地方作了必要的解釋。
在全國財經會議上和第二次組工會議上, 高崗和饒漱石抓住劉少奇以前說過的一些話, 對一些問題的提法大做文章:他們或者誇大事實, 無限上綱;或者把一些事安在薄一波、安子文頭上, 明批薄、安, 暗射劉少奇。這些做法在一段時間裡蒙蔽了不少人,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黨內的思想混亂。
面對這種情況, 劉少奇主動承擔責任, 多次在黨的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1953年10月27日, 在第二次組工會議閉幕會上, 劉少奇在進行總結之後, 就會上提到的農業互助組問題、「半工人階級」的提法問題、中組部對富農黨員的處理問題等作了檢討, 並說明了當時的情況, 為安子文等人作了辯護。1954年2月10日, 在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的最後一天, 劉少奇又一次系統地作了檢討和說明, 並在最後誠懇地說:「黨中央給我很大的責任, 就我所處的工作地位來說, 我就應該有更多警惕, 特別慎重, 去儘量避免發生錯誤。有些問題如果我能夠採取更加謹慎的態度, 更多地向中央和毛澤東同志請示, 用適當的態度更多地和同志們商量, 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錯誤。」為了作好這次檢討, 劉少奇專門寫了詳細的書面發言稿, 並報送在外地的毛澤東審閱。
今天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重新審視劉少奇的這些檢討, 應該說, 檢討中提到的問題, 有些是屬於劉少奇的錯誤;有些是不應該由劉少奇個人負責, 而應由中央共同負責的;還有一些提法和觀點, 則屬於歷史前進過程中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 其中一些無疑有其正確性和閃光點。這些統統被當作錯誤加以檢討, 是欠公正的。或許, 劉少奇也有著他的難言之隱。但不管怎樣, 劉少奇的自我批評精神, 對維護黨的團結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第三, 在大是大非面前, 在黨的原則問題上, 劉少奇並沒有一味地妥協退讓, 而是根據可能的條件和在黨的組織原則的範圍內, 對高崗、饒漱石破壞黨的團結的行為進行了批評和鬥爭。
在黨內, 劉少奇擔負著重大的責任和繁重的工作。從1953年年初起, 由於高崗、饒漱石的幹擾, 工作受到很大影響, 可以說, 在一段時間裡, 劉少奇是處於—種十分困難的境地。但是, 在困難的條件下, 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責任。一方面, 他盡力排除於擾, 協助毛澤東處理好黨內的工作;另—方面, 在黨的會議上, 他多次強調全黨同志要維護黨的團結, 對破壞黨的團結的行為敲了警鐘。
高崗、饒漱石的陰謀活動進一步暴露以後, 劉少奇把維護黨的團結問題提到更高的高度, 對高崗、饒漱石的錯誤作了嚴肅批評。毛澤東到杭州休假以後, 根據毛澤東提議, 劉少奇在北京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同時劉少奇按照毛澤東的指示, 同周恩來、鄧小平一起, 在1954年1月25日和2月5日兩次找高崗談話;2月3日, 又同朱德、陳雲、鄧小平一起, 找饒漱石談話, 對他們進行了批評和挽救。
2月6日, 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共七屆四中全會, 並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的委託作了工作報告。在報告中, 劉少奇嚴肅指出:「我們從來反對任何黨員由滿腔熱忱地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的高貴品質墮落到資產階級的卑鄙的個人主義方面去;……黨的團結就是黨的生命, 對於黨的團結的任何損害, 就是對於敵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黨內出現了個人主義的驕傲的人們, 只要這種人的個人主義情緒不受到黨的堅決制止, 他們就會一步一步地在黨內計較地位, 爭權奪利, 拉拉扯扯, 發展小集團的活動, 直至走上幫助敵人來破壞黨分裂黨的罪惡道路。」
高饒陰謀活動的敗露及其留給我們的思考高崗、饒漱石陰謀活動得以在全黨面前徹底暴露, 毛澤東起了關鍵作用。
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和第二次組工會議上高崗、饒漱石的反常活動, 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和警惕, 他逐步覺察到高饒的陰謀活動。
對於黨內有不同意見的存在, 毛澤東認為是正常的, 是可以通過討論求得正確解決的。但他不容許在同志背後搞陰謀活動, 不容許黨內有破壞團結的現象存在。在了解到高崗對劉少奇心懷不滿後, 他曾建議高崗找劉少奇當面說清楚;知道饒漱石在第二次組工會議期間挑起是非後, 他也曾提出大家要把中組部的爭論拿到桌面上來解決, 拿到組工會議領導小組會議上來解決。但是, 高崗、饒漱石對毛澤東的建議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 表面敷衍, 背後繼續搞小動作, 這就使問題的性質起了變化, 使毛澤東對他們警覺起來。
毛澤東儘管在—些問題上對劉少奇有過批評, 但他對劉少奇是充分了解的, 對劉少奇的政治品質是信任的。在聽到高崗造謠說劉少奇在組織上有「宗派」, 有一個小「圈圈」後, 毛澤東曾經對人說過:少奇同志是大公無私的, 是正派的, 他絕不是那種搞宗派的人。因此, 在毛澤東外出休假期間, 他仍決定由劉少奇來代理他的工作。這是毛澤東向劉少奇投的信任票, 也是對高崗陰謀活動的沉重打擊。
不僅如此, 就在決定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的那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 毛澤東當面對高崗和饒漱石提出了嚴重警告, 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 一個是以我為司令的司令部, 就是刮陽風, 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 就是刮陰風, 燒陰火, 一股底下水。」毛澤東在會上還提議起草一個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
毛澤東的明確態度, 把高崗、饒漱石的陰謀活動進一步暴露在全黨面前。
毛澤東的警告和中央決定在即將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上把黨的團結問題作為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 使高崗和饒漱石慌了手腳。他們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 企圖矇混過關。毛澤東在杭州時, 高崗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表示他犯了錯誤, 擬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 並提出想到杭州和毛澤東面談。毛澤東在1月22日給劉少奇的信中明確表示:「全會開會在即, 高崗同志不宜來此」, 「請你和恩來同志或再加鄧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毛澤東的信, 表示了對劉少奇的極大信任, 堵死了高崗最後心存僥倖、企圖矇混過關的路。
隨後,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 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44位黨的高級負責人作了發言, 對破壞黨的團結的行為進行了嚴肅的批評。雖然根據毛澤東的提議, 在這次會上沒有點高崗、饒漱石的名, 但他們破壞黨的團結的行為在黨內已是昭然若揭。高崗和饒漱石被迫在會上作了檢討。
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 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決定, 在2月中旬分別召開了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7人、重要工作人員40人參加的關於高崗和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 對證了高崗和饒漱石搞陰謀活動的事實。
中共中央在一年以後舉行的全國代表會議上, 正式通過《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 開除了高崗、饒漱石的黨籍。至此, 高饒事件宣告結束。
高饒事件作為中共執政史中一段不大不小的「插曲」, 已經煙消雲散, 成為歷史了。然而, 在這一事件發生50多年後的今天, 在隨著近年來有關檔案史料的逐步解密、使我們對這一事件的了解和研究有了深入的可能之後, 當我們重新回顧這段歷史, 並以更為冷靜的眼光重新審視這一事件時, 可以感到, 在對事件本身作出正確的政治結論之後, 透過這一事件發生、發展以及處理的過程, 仍有不少值得進一步深思的地方。
首先, 高饒事件是在我們黨剛剛奪取全國政權、正在走上勝利坦途的和平環境中發生的。儘管毛澤東在進城前夕曾一再告誡全黨, 在勝利的時候, 更要警惕黨內驕傲自滿情緒的發生, 但高崗饒漱石出自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 仍對黨的告誡置若罔聞、一意孤行, 最後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這一事實足以警示後人, 越是在環境順利、條件優越的情況下, 越是要提高警惕, 警惕個人主義的泛濫, 警惕腐敗現象的產生。
其次, 在黨內政治生活上, 要重視和完善黨規黨法的建設。高崗、饒漱石搞陰謀、耍詭計, 造謠中傷, 挑撥離間, 施展了很多非組織原則的手法和非正常的手段, 致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 中央正常的工作秩序和劉少奇等中央領導的日常工作受到很大的幹擾, 這同建國初期我們黨還沒有來得及建立一套正規而完善的黨規黨法有密切關係。如果有完善的黨規黨法的制約, 破壞黨的團結的人就不可能那樣肆無忌憚地進行活動。
再次、在高饒事件的處理過程中, 破壞黨的團結的人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但在這個事件中涉及到的一些理論問題卻沒有得到完全澄清。高崗、饒漱石藉以攻擊劉少奇的—些「問題」, 有些確是劉少奇同志在工作中的失誤, 有些則不盡然, 是需要繼續探索, 而且在以後的實踐中證明未必都是劉少奇錯了的, 例如對合作化道路的看法以及對工會工作方針的爭論等。這些仍然作為「問題」遺留下來, 為以後歷史的發展留下了後遺症。儘管劉少奇本人在處理高饒事件的過程中多次對這些問題作了檢討, 但在十多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 這些問題又被重新翻了出來, 當作劉少奇的「罪行」而加以批判, 雖然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高饒事件作了明確的結論, 高崗和饒漱石作為破壞黨的團結的野心家和陰謀家被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就對當時事件處理不徹底, 在黨的歷史上留下的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來源：《黨史縱橫》2012年02期，作者黃禹康；轉載自：舊報刊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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