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張峰，西北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
原文載於《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第22-28頁
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建立「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為職志，聚集了大批新史家，形成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相較舊史家以書為本位的研究取向，史語所學人更重視對影響歷史進程的重要問題進行闡發。他們不僅將國內既有的史料與成果作為研究的基點，而且以西方漢學為參照系，力求在學術研究的共同領域與國外學者展開交流與對話。再者，史語所學人的考證學，經歷了從單純求真到將求真與致用二者並重的路徑轉變，實現了治史境界的升華。因而，他們的考證學成果，在推動民國學術發展的同時，也彰顯了中國史家歷史研究的風格與氣派。
成立於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是現代中國第一個專業的史學研究機構。傅斯年創設史語所之本意，是要建立「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1]。要實現這一目標，他認為「歷史學和語言學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容易由個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圖書館或學會供給他材料，靠團體為他尋材料，並且須得在一個研究的環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於是乎孤立的製作漸漸的難，漸漸的無意謂，集眾的工作漸漸的成一切工作的樣式了。」圍繞這一理念，史語所聚集了傅斯年、陳寅恪、岑仲勉、勞榦、陳述、傅樂煥、全漢昇、王崇武等新史家，形成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從學術淵源上說，史語所學人的歷史研究，繼承了乾嘉史家的考史理念與方法，同時他們又適逢其會地借鑑了西方新學理、新方法，廣泛運用20世紀初年以來發現的新史料，從而開闢了考證學的新境界，彰顯了中國史家歷史研究的風格與氣派。
史語所學人繼承了乾嘉考史學家不尚空談、注重實證的治史傳統，但是兩者在治史理念與方法上又各具特色：清代學者的歷史考證以書為本位，而史語所學人的考證則以「歷史問題」為中心。這種研究理念的差異，反映了新舊學問的代際嬗變。
傅斯年在史語所初創時期的年度報告中說：「擴充材料，擴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問題之解決，並因問題之解決引出新問題，更要求材料與工具之擴充。如是伸張，乃向科學成就之路。」[2]這一主張說明，「材料」和「工具」均是學術研究的手段，旨在解決歷史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又引申出新問題，從而進一步擴充材料與工具，由此形成學術研究的良性循環。很顯然，在學術研究過程中，無論是「材料」還是「工具」，都是圍繞著「問題」服務。也就是說，沒有問題意識，材料再豐富、工具再多樣，都無法推動學術研究的進展。這一研究理念成為了史語所學人共同遵守的學術範式。
陳述在20世紀30年代初就讀於北平師範大學，先後撰有《陳範異同》《補南齊書藝文志》《蔣心餘先生年譜》等考證性文章。尤其是，他的《金史氏族表初稿》一文，「略仿錢氏（大昕）之例」[3]，體現了對於乾嘉歷史考證方法的傳承。1935年，陳述進入史語所工作，不久他便體會到新舊史家的治史理念迥然有別。在他看來，「老舊史家與今日史家之異趣，似舊日多以書為本位，現代則多重歷史問題」。因此，在學術的實踐中，舊史家的研究側重「抄綴輯錄」「勘對字句」「考訂比例」；而新史家則傾向於對歷史問題的闡發，「論證確實，獨有創見」[4]。他的觀察，實際上反映了史語所學人不同於乾嘉考證學者的治史旨趣。於是，他改變了過去對史料排比考訂的研究思路，轉以對影響遼金歷史進程的重大問題作出考察，如《阿保機與李克用盟結兄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測》《曳落河考釋及其相關諸問題》《頭下考》《契丹世選考》等考證性文章，皆是在這一理念指導下撰成的代表性成果。
無獨有偶的是，勞榦在史語所中與陳述有著相同的學術感受。他長期從事居延漢簡研究，曾採用清人考證金石文字的方法，對漢簡的內容逐條加以考釋，這種研究模式雖然能對漢簡內容進行詳盡的註解，但是研究的中心卻局限於漢簡的內容，無法拓展，他指出：「以漢簡為主，是有它不方便的地方，因為在基本思想上受到了限制，不能離題太遠，所以我在寫成了《居延漢簡考釋》以後，還可以再寫下去，成為『居延漢簡考釋續編』『再續編』。不過我卻不願意把思想和生活都變成了漢簡的奴隸，我寧可另外組織別的系統，只把漢簡的材料放進去。」[5]說明勞榦在兩漢史研究的路徑上，經歷了「以漢簡為主」到「另外組織別的系統，只把漢簡的材料放進去」的轉變，這使其兩漢史研究不再局限於為漢簡做註腳，而是將研究的視野擴大到漢代邊疆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廣闊的領域，所撰《從漢簡所見之邊郡制度》《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兩漢刺史制度考》《漢簡中的河西經濟生活》《漢代社祀的源流》《兩漢關址考》等考證性論文，「俱極精審，發前人之所未發」[6]，從而開創了兩漢史研究的新局面。
作為史語所歷史組的主任，陳寅恪擺脫了清人比勘同異、補正糾謬式的唐史研究模式，而注重對唐代歷史演進中具有關鍵性問題的闡發。譬如，他以「種族—文化」觀念為鎖鑰，探討李唐氏族問題，系統提出了「關中本位政策」的觀點。何為「關中本位政策」？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曾有所述及，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他又進一步作了詳細的說明：在當時，宇文泰率領少數西遷的胡化漢民居於關隴，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兵力上，都無法與山東高歡及南朝蕭梁相抗衡，因此要想與東、南兩股勢力鼎立而三，必須另覓一個新途徑，使得「融合其所割據關隴區域內之鮮卑六鎮民族，及其他胡漢土著之人為一不可分離之集團」，從而能夠「內安反側，外御強鄰」，而這一新途徑即陳寅恪所謂的「關中本位政策」。宇文泰實行「關中本位政策」的措施之一，即改易氏族。陳寅恪認為，宇文氏之改革措施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改易西遷關隴漢人中之山東郡望為關內郡望，以斷絕其鄉土之思，並附會其家世與六鎮有關，「凡李唐改其趙郡郡望為隴西，偽託西涼李暠之嫡裔及稱家於武川等，均是此階段中所為也」。第二階段為西魏恭帝時期詔以諸將之有功者繼承鮮卑三十六大部落及九十九小部落之後，凡改胡姓諸將所統之兵卒亦從其主將之胡姓，逕取鮮卑部落之制以治軍，「李唐之得賜姓大野，即在此階段中所為也」。到北周末年，楊堅專擅朝政，遂改回胡姓為漢姓，但改回的只是宇文氏第二階段所改，「多數氏族仍停留於第一階段之中，此李唐所以雖去大野之胡姓，但仍稱隴西郡望及冒託西涼嫡裔也」[7]。在陳寅恪看來，北周時期的「關中本位政策」不僅對隋唐氏族影響甚大，而且直接作用於當時的政治發展，「有唐一代三百年間其統治階級之變遷升降，即是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所鳩合集團之興衰及其分化。蓋宇文泰當日融冶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創霸業；而隋唐繼其遺產，又擴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來此關隴集團中人物，所謂八大柱國家即其代表也。當李唐初期此集團之力量猶未衰損，皇室與其將相大臣幾全出於同一之系統及階級，故李氏據帝位，主其軸心，其他諸族入則為相，出則為將，自無文武分途之事，而將相大臣與皇室亦為同類之人，其間更不容別一統治階級之存在也」。至武則天掌權時期，「關中本位政策」在唐代所發揮的作用發生了重大轉變。因為武則天之氏族不屬於關隴集團的範疇，因此欲要消滅唐室建立武周政權，必須對關隴集團進行打擊破壞。於是崇尚進士文詞之科，破格任用新興階級，毀壞府兵制度等。加上關隴集團歷時經久，自身本已衰腐，所以至唐玄宗時期，李唐雖盛，但關隴集團已遭破壞而完全崩潰[8]。
自陳寅恪提出「關中本位政策」後，在中外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國內學者楊志玖、汪籛、胡如雷、唐長孺、徐清廉、胡戟和國外學者布目潮渢、崔瑞德、谷川道雄、慄原益男等人，在各自的論著中或進一步闡發關隴集團說，或以此說作為理論根據進一步探討隋唐史事，深入推動了隋唐史研究的進展[9]。從今天的認識來看，陳寅恪站在新的時代高度，對涉及有唐一代的重大問題作深層次闡述，多發前人未發之覆，從中不難窺見他敏銳的洞察力與突出的問題意識，因而他的學術見解較之乾嘉諸老更上一層。
史語所學人除了深耕乾嘉學者未能解決的問題之外，眼光並不囿於國內既有的研究成果，而是以西方漢學為參照系，力求在學術研究的共同領域與國外學者進行交流與對話。
晚近以來，中國學術處處落後於國外，尤其是在漢學領域，國外漢學家取得的考證成果，常常令中國學者感到汗顏。對此，陳垣深有感觸，曾在授課中說：「每當我接到日本寄來的研究中國歷史的論文時，我就感到像一顆炸彈扔到我的書桌上，激勵著我一定要在歷史研究上趕過他們。」[10]其實，傅斯年創辦史語所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為了扭轉中國學術落後於國外的局面。他認為，在中國有關歷史學、語言學的材料相當豐富，但是我們卻沒有認真地加以研究；相較歷史學、語言學不甚豐富的歐洲，漢學研究卻要比我們更為發達。因此，他不無感慨地說：
我國歷史語言之學，本至發達，考訂文籍、校核史料，固為前修之弘業；分析古音、辨章方言，又為樸學之專詣。當時成績，宜為百餘年前歐洲學者所深羨，而引以為病未能者。不幸不能與時俱進，坐看歐洲人分其學者，擴充材料、擴充工具，成今日之巨麗，我國則以固步自封而退縮於後，可深惜也。[11]
他又在1929年寫給陳垣的一封書信中強調：「斯年留旅歐洲之時，睹異國之典型，慚中土之搖落，並漢地之歷史言語材料亦為西方旅行者竊之奪之，而漢學正統有在巴黎之勢，是若可忍，孰不可忍。」為此，他創設史語所，希冀「能超乾嘉之盛，奪歐士之席」[12]。這種對於世界學術潮流的審視，開闊了史語所學人的研究視界。
敦煌學是國際漢學界研究的熱點，陳寅恪在給陳垣所作的《敦煌劫餘錄》序言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3]這裡陳寅恪所強調的「預流」，意謂中國史家應預世界學術之「流」，而從事敦煌學研究正是史家「預流」的體現。根據史語所1930年的年度報告，當時陳寅恪正在從事「敦煌材料之研究」[14]。其次，蒙元史也是國際漢學界關注的重點之一，法國漢學界之卡特美爾（E.M.Quatremere）、俄國漢學家施密德（I.J.Schmidt）和德國學者艾德曼（F.Erdmann）均在蒙元史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陳寅恪雖以中古史研究見長，但因1929年發現了《蒙古源流》的不同譯本，遂相繼撰成《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等系列文章。陳氏的這些研究成果與其他論著，因在研究內容、旨趣上與西方漢學界有交集，故而為他在國際學術界贏得了聲譽，這也是他「1944年入選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1947年入選1946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榮譽會員，1947年入選美國東方學榮譽會員」[15]的內在原因與前提條件。
在史語所中，傅樂煥精於遼史研究。相較乾嘉諸老對於遼史的研究，他有著更為開闊的國際視野，能在觀照國外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遼史的相關問題作進一步的深入考察。譬如，在《遼史》中常見遼代諸帝遊幸春水秋山的記載。然而，春水、秋山所指為何？對此，日本學者池內宏在《遼代春水考》[16]，津田左右吉在《達魯古考》[17]《關於遼代之長春州》[18]等文章中都曾作出探求，認為春水為「長春河」；秋山為「太保山」或「慶州附近之黑山」。傅樂煥認為，兩位學者雖然對「遼之春水秋山有所論列」，但「皆未能得其要領」。他通過縝密的考證，指出：「遼主每年春秋兩季必趨某水某山行獵，乃名春獵之水為春水，秋獵之山為秋山。春獵最要地在長春州之魚兒濼，秋山最要地在慶州西境諸山。最初春水秋山之稱或專指此兩地，嗣則以之泛稱一切春秋狩獵地點，最後則幾成為春獵、秋獵之代名詞。」在考訂春水、秋山的基礎上，傅樂煥進一步對遼帝的冬捺缽與夏捺缽作出考察。他通過對《遼史》《契丹國志》《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等文獻的比勘核伍，認為廣平澱為遼帝冬捺缽所在，而史籍上關於遼帝冬季所遊的藕絲澱、靴澱、中會川等地，皆指廣平澱捺缽。相對於秋、冬、春捺缽而言，遼帝夏捺缽卻沒有具體的地點，經傅樂煥考釋，雖然夏捺缽無定址，但遼帝於夏季亦有大致的活動範圍，根據《遼史》本紀所載諸帝夏季所到地的歸納，可以看出他們最重要的避暑之地有兩個：一是永安山，一是炭山[19]。這樣，便將遼代四時捺缽的具體處所考證明晰瞭然，同時辨正了日本學者對此問題研究的錯誤。
王崇武對於明代萬曆年間朝鮮之役的研究，也儘量將其置於東亞歷史的背景予以考察。明神宗萬曆二十年（1592），日本企圖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因此發動了對朝鮮的戰役。朝鮮因不敵日本的進攻，向明皇朝請求援助，明朝派出了李如松等人進行支援。關於這次戰爭，中國、朝鮮與日本均有記載，但長期以來中日史書記載多有偏頗，使得一些史事隱晦不明，甚至被人為地曲解。王崇武在《李如松徵東考》中指出，日本人賴襄的《日本外史》認為李如松能在平壤之役中獲勝，純因行間，日本方面因援軍不繼，所以撤退；而明朝有關史書也因李如松克復平壤之後不再進戰，頗有微辭。王崇武從朝鮮宣祖李昖《實錄》記載出發，揭示了平壤之役中李如松躬督力戰的史事，認為平壤一戰，李如松取得了大捷。但問題是，接下來發生了碧蹄館戰役，《明史·李如松傳》記載李如松「官軍喪失甚多」；《日本外史》也說日軍「大破明軍，斬首一萬，殆獲如松，追北至臨津，擠明兵於江，江水為之不流」。王崇武通過對李昖《實錄》、錢世楨《徵東實紀》的深入考察，指出在此戰役中，李如松所率不過千人，面對日本三千人的壓逼，所傷不過數百人，絕非日本史書記載「斬首一萬」，實質上李氏此役並非大挫。之後，王崇武又參稽中、朝、日三國史料記載，從天時、地理、人事三個方面論析李氏在當時面臨的「進兵之困難」[20]。從今天的認識來看，王崇武為去偽存真，綜合考察了中、朝、日三國史料記載，對於李如松徵東史事進行了翔實的考證與分析，辨析了日本學者記載的失實，對於今人重構此段歷史具有重要價值。
就此來看，史語所學人頗為重視國外漢學界的研究成果，或兼採國外學者的觀點，或對其學說進行辨析商榷，因而他們的考證成果又進一步受到國外漢學家的重視，譬如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沙畹（Edouard Chavannes）等人根據簡牘的出土地點對漢簡作了分類，勞榦則在此基礎上就漢簡所載內容與性質進行分類，同時他對漢簡的分類方法又啟迪著英國學者魯惟一（Michael Loewe）和日本漢學家永田英正嘗試著對漢簡作出新的分類[21]。又如，荷蘭決定將庚子賠款退還中國，並以其中的35%作為發展文化事業之用，而以其利息中的53%交給中研院[22]。對此，蔡元培致函傅斯年說：「荷蘭人所以注意本院，由於其盧頓（萊頓）之漢學研究院知有史語所成績之故。」[23]可見史語所學人因突出的考證成就而為國外漢學界所認解。
學術界向來將傅斯年稱為蘭克在中國的代言人。蘭克的歷史研究，強調客觀、重視第一手史料的發掘、注重考證方法的運用，這些方面都被傅斯年移植到史語所的運作之中。仔細比對蘭克與傅斯年的治史理念，我們仍能發現兩者的同中之異。
蘭克在他的處女作《拉丁與條頓民族史》中強調：「歷史學向來被認為有評判過去、教導現在、以利於將來的職能。對於這樣的重任，本書不敢企望。它只是想說明事情的本來面目而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24]顯然，蘭克所謂「它只是想說明事情的本來面目」，即是我們所說的「求真」，這是其治史的唯一目的。蘭克對史學求真的追求，與西方史學自古典時代以來不是成為道德訓誡的工具，就是成為神學或哲學的註腳有很大關係。出自傅斯年之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同樣強調史學的求真，反對致用，認為歷史研究「不見得即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幾個書院的學究肯把他們的一生消耗到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了。」[25]這是與蘭克治史理念的相通之處。然而，隨著政治形勢的劇烈變動與現實需求，傅斯年等史語所學人的歷史考證又烙上了濃厚的「致用」色彩。這是與蘭克治史的不同之處。最為突出的例證是：1931年日本在中國東北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與之相應，日本學者也拋出了「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的言論[26]。為了駁斥日本學者的謬論，傅斯年延攬了蔣廷黻、蕭一山、徐中舒、方壯猷等史家，擬在國聯調查團到達中國之前編纂一部《東北史略》。儘管這一理想未能實現，但是傅斯年卻撰成《東北史綱》，從學理上論證了「三千年中滿洲幾永為中國領土，日人所謂『滿洲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實妄說也」[27]，從而「興起讀者們收復故土的觀念，為民族主義的鼓吹打一堅實的基礎」[28]。至此，傅斯年由早年批評「中國學人，好談致用，其結果乃至一無所用」[29]，到抗戰時期大力提倡史學致用的思想，「借歷史事件做榜樣，啟發愛國心、民族向上心、民族不屈性、前進的啟示、公德的要求、建國的榜樣；借歷史形容比借空話形容切實動聽得多」[30]。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是陳寅恪歷史考證的代表作。從表面上看，這部論著是對唐代政治史的考證，旨在求真，但是日本侵略中國帶給陳寅恪的刺激，又使他對唐代的外患尤為關注。他在該書中設置了「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一篇，通過考察周邊民族、國家對唐皇朝的侵略並最終導致自身滅亡的歷史，揭示出「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國勝利之本末，必特為標出之，以期近真實而供鑑誡，兼見其有以異乎誇誣之宣傳文字也」[31]。可見，陳寅恪的歷史考證寓「致用」於「求真」之中，愛國之情，躍然紙上，正如季羨林所評價：「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裡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寅恪先生決不是一個『閉門只讀聖賢書』的書呆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32]。
現實的困境常常激發史語所學人對歷史問題作出深入考察，從而為社會服務提供借鑑。戰時通貨膨脹導致物價變動，全漢昇受此影響，決定對唐宋時期的物價變動與通貨膨脹問題進行研究。在《唐代物價的變動》[33]一文中，他對唐代物價作綜合考察，揭示出唐代物價並非處在靜止狀態中，「而是常常作一漲一落的變動」。全氏從全局著眼，將唐代物價的變動分為七個時期：唐初物價的上漲，太宗、高宗間物價的下落，武周前後物價的上漲，開元、天寶間物價的下落，安史亂後物價的上漲，兩稅法實行後物價的下落，唐末物價的上漲。同時，對不同時期物價上漲或下落的原因進行了深入透徹的分析。全漢昇將這種細膩的研究方法，同樣應有於對宋代物價的研究中。在《北宋物價的變動》與《南宋初年物價的大變動》[34]兩文中，他相繼考察了北宋初年物價的下落，揭示出其中的原因在於宋初承繼五代亂離之後，人口銳減，對於物品的需求量小，而當時統治者又較為重視農業發展，「各地市場多半呈現出供過於求的狀態」。但好景不長，隨著西夏戰爭的爆發，對於物品的需求增大，同時政府為增加稅收應付戰爭，實施貨幣貶值政策，採取了鑄大銅錢，以一文當小銅錢十文使用，而所謂的大銅錢其本身面值「只消用三文小銅錢的原料便可製造」。這樣一來，大錢的面值「與它的實際相差太遠，錢的價值便要大跌，從而以這種價值低跌的錢表示出來的物價，自然亦要增漲了」。為了解決當時物價過高的問題，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實行新法，同時採取貨幣緊縮與增加供給的措施，致使物價下落。北宋末年，政府為了補救經費開支不足的現狀，大肆發行鐵錢、當十錢、嘉錫錢，導致貨幣貶值，相反物價卻一天比一天高，再加上物品供應不足，致使物價大幅度上漲，影響所及直至南宋初年。但相較於北宋時期而言，南宋初年物價波動的幅度更大，根據全漢昇的考察，「宋、金戰爭之大規模的開展，是其中根本的原因」。戰爭致使南宋朝廷對於物品需求增大，同時面臨物品供給不足的局面，以致造成糧食、飲食品、服用品及軍需品、金銀、木柴、房租等價格急速上漲。同一時期，他還注意到南宋不斷對外作戰，「政府為籌措戰費，除加稅外，只好以通貨膨脹的形式，把人民的購買力轉移於政府」。其結果是，政府大量發行紙幣，獲得了較為充足的戰爭經費，「可是人民卻因紙幣太多，價值低跌，從而物價騰貴，損失了一大部分的購買力——等於無形中向政府繳納一大筆重稅」[35]。全氏對唐宋兩個時期物價所作的貫通研究，除了探究歷史的真相之外，同時又隱然表達出作者對於現實社會問題的憂慮與關懷。
同樣，岑仲勉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撰寫的《明代廣東倭寇記》《李德裕〈會昌伐判集〉編證（上）》《唐唐臨〈冥報記〉之復原》等考證性論文，一則力圖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一則反映了他「對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嚴正聲討，以及侵略者必亡的識見」[36]。這些事實說明，史語所學人的考證學經歷了從單純求真到將求真與致用二者並重的路徑轉變。
綜上，史語所學人對於新史料的發掘，對於歷史問題的重視，對於國外學術成果的審視，對於科學實證方法的運用，使得他們的歷史考證學，無論是與乾嘉學人相比，還是較之西方的蘭克學派，都達到了一種新的境界，在推動中國學術前進的同時，也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以至伯希和在1932年就曾建議將法國的儒蓮獎金贈與史語所。繼承是發展的前提！我們只有在繼承史語所學人學術遺產的基礎上，加以創造性發展，這樣才能有力地推進中國歷史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設。
[1]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
[2]傅斯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七年度報告》，《傅斯年全集》（六），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頁。
[3]陳述：《金史氏族表初稿》，《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四分，1935年。
[4]參見「傅斯年檔案」， Ⅲ-230。
[5]勞榦：《勞榦教授的自述》，（臺北）《湖南文獻》，第6卷第4期，1978年。
[6]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頁。
[7]參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98—199頁。
[8]參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234—235頁。
[9]參見胡戟等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7頁。
[10]劉乃和：《「書屋而今號勵耘」——學習陳援庵老師的刻苦治學精神》，載陳智超編：《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89頁。
[11]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年版，第62頁。
[12]參見史語所檔案，元109-1。
[13]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266頁。
[14]傅斯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九年度報告》，《傅斯年全集》（六），第199頁。
[15]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頁。
[16]載《東洋學報》，第6卷第2號，1919年。
[17]載《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2冊，1916年。
[18]載《東洋學報》，第7卷第1號，1920年。
[19]參見傅樂煥：《遼代四時捺缽考五篇》，《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948年。
[20]參見王崇武：《李如松徵東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1947年。
[21]參見張峰：《居延漢簡與勞榦的漢代西北邊疆史研究》，《西北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
[22]參見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頁。
[23]傅斯年檔案，Ⅲ-105。
[24][德]列奧波德·馮·蘭克：《拉丁與條頓民族史·導言》，載[美]羅格·文斯編：《歷史的秘密：關於歷史藝術與歷史科學的著作選》，易蘭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頁。
[25]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
[26]傅斯年：《東北史綱·卷首引語》，《傅斯年全集》（二），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頁。
[27]史語所檔案，元567-10。
[28]顧頡剛：《致傅斯年》（1935年10月23日），載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頁。
[29]傅斯年：《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謬誤》，《傅斯年全集》（一），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頁。
[30]傅斯年：《閒談歷史教科書》，《傅斯年全集》（五），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頁。
[31]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322頁。
[32]參見季羨林：《回憶陳寅恪先生》，載張杰、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頁。
[33]全漢昇：《唐代物價的變動》，《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1943年。
[34]均載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1943年。
[35]全漢昇：《宋末的通貨膨脹及其對於物價的影響》，《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948年。
[36]參見姜伯勤：《岑仲勉》，載陳清泉等編：《中國史學家評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0—13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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