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是北京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天。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校園裡刻有「法治天下」四個字的石碑旁，偶爾有幾個捂著耳朵的學生跑過。主教學樓門前掛著「中國政法大學82級相識30年」的紅色條幅，不時在寒風裡發出「譁譁」的聲音。
這一天，憲法學教授王人博在學校的報告廳裡作了一場與憲法有關的主題演講。法學院的副院長焦洪昌正從南昌飛回北京，他也剛結束一堂憲法課，聽眾是南昌市五套班子的成員，題目是「在尊嚴中感悟憲法」。同樣畢業於這所大學的律師劉星紅則像往常一樣回到家裡，直到9點多鐘才想起央視應該在播「年度法治人物頒獎盛典」，打開電視機時，最後一個領獎者已經下臺。電視機上方，掛著一幅肖像油畫，那是她的丈夫蔡定劍，兩年前去世。他也曾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教授，被譽為「中國憲政民主的推動和踐行者」。
這3位教授命運軌跡的交叉源自中國法治的起步。「文革」之後，他們是這個國家最早的一批法科學生，都以憲法為研究旨趣，並最終聚首在這所以法學聞名的學府。
當天是一年一度的全國法制宣傳日。30年前的這一天，我國現行憲法頒布實施。對這些憲法學者來說，他們更願意稱這一天為——「憲法日」。
「法」字我會，「憲」字怎麼寫？
對於王人博來說，普法可以從一根煙開始。
「小夥子，懂法嗎？」有一回，王人博站在小區門口跟保安一塊兒抽菸，隨口問道。
保安只有20歲出頭，他說：「懂。不殺人，不放火。」
「那你知道憲法嗎？」這位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又問了一句。
「不知道。」小保安回答，「『法』字我會，『憲』字怎麼寫？」
王人博在手掌上比畫出寶蓋頭和「先」字，「小夥子你記住，憲者為大，咱們中國人起名要是帶這個字，就說明他在兄弟裡肯定是老大。」
小保安點了點頭。
「一定要記住啊，憲法，就是咱們國家最大的法。」王人博怕他沒聽進去，又重複了一遍。
「我想告訴他，憲法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關係。它關係到我們的房子能不能被拆，關係到我們的土地能不能被徵，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權利。」坐在辦公室裡回憶起這個不久前發生的故事時，54歲的王人博苦笑著說。
到今年，他教憲法已滿29年。在這29年裡，他問過很多普通人同樣的問題，農民工、洗腳妹，大部分人的答案和小保安一樣。
他也會問一些高校學生。學生往往知道憲法，能背出它是高中政治課本上的「根本大法」，甚至還能記得頒布於1982年。但當他再追問，憲法到底規定了哪些條文是和你本人直接關聯的，大部分人則「什麼都不知道」。
每當這會兒，王人博都「挺難受」。他知道，學生是從骨子裡覺得憲法跟他們沒關係。
而事實上，在王人博的學生時代，逃得最多的也正是憲法課。
那是1979年，王人博從山東萊西考到重慶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學院。彼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先後於1954年、1975年、1978年訂立過憲法。在剛剛結束的「文革」中，1954年憲法被1975年憲法取代，各級人大被解散，法院、檢察院被砸爛，革委會取代國家機關管理國家，冤假錯案層出不窮。直到1978年憲法頒布，依然堅持了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樣的指導思想被寫在憲法裡。
那時候，帶著濃重四川口音的憲法老師一張口就是「憲法是階級力量對比的反映」，這總會讓王人博想到毛主席的「鞍鋼憲法」和蘇聯的「馬鋼憲法」。於是，逃課就成了他的生活。
憲法是管國家的，管政府的，管執政者的
幾乎在同一時間，他如今的同事焦洪昌也考入了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焦洪昌坦言，當時報考大學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解決戶口，而政法那時候還算是保密專業，「一種說法是學法的人出來後要為人民民主專政的事業掌握刀把子」。
「沒必要拔高自己，那時候的想法就是當公家人。」焦洪昌回憶，成分不好的人還不能進入那個序列，因為「要培養靠得住的接班人」。
幸運的是，在當時的憲法課老師中，有很多1952年北京政法學院建校時就教課的老先生。
一位叫許清的老師被焦洪昌視為啟蒙者。許清是歸國華僑，曾經被打成「右派」。焦洪昌記得，這個小老頭模樣的老師講起人民主權和黨的領導的關係時曾打過一個經典的比喻：人民會不斷成熟，就像一個小孩子，未成年的時候需要有個監護人，但如果18歲了還天天老抱著就會有問題。
而談到憲法的含義時，許清曾這樣講道：「憲法是法治的最高階規範。因為
憲法是管國家的，管政府的，管執政者的。」在他的課堂上，焦洪昌頭一回意識到憲法的關鍵在於「領導人是不是守法」。
也正是那時候，焦洪昌與蔡定劍結識。他回憶起，軍人出身的蔡定劍特別愛較真兒，而且真的喜歡憲法課。有一次考試老師給了蔡定劍80分，但他覺得自己能上90分，便找到教授提出意見。「他是你們79級唯一個敢跟我要分的人！」這位老師曾經對焦洪昌說。
在他們大三那一年，1982年憲法頒布實施。這部沿用至今的憲法廢除了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明確規定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並且將「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放在了「國家機構」之前。更重要的是，1982年憲法在中國憲法史上首次提出「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恢復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條款。
在憲法修改的過程中，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彭真多次提到：「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民主權利保障能做到的，寫進去。做不到的，不要寫進去。我們的憲法是為了實施的，不是為了好看的。今天能做到什麼程度，就寫到什麼程度，做不到的別寫。」
在那時的憲法課上，另一位叫廉希聖的老師同樣很受學生喜愛。他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處工作，常常在課堂上為年輕的學生講述1982年憲法的起草過程。焦洪昌特別記得，廉老師曾提到，「文革」初期,劉少奇在被揪鬥時,曾舉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小冊子,憤怒地說:「我個人也是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
今年中國憲法學研究會開會時，已經80歲的廉希聖收到了晚輩們贈送的一個銀色紀念品，周邊標明「紀念82憲法實施30周年」，中間用小篆寫著兩個字——「憲治」。
真正熱愛憲法的人應該是老百姓
「82憲法」頒布的那一年，王人博第一次在圖書館裡因為一本中國人寫的書而「眼前一亮」。那本書的名字是《希臘的城邦制度》，作者顧準。而在此前，王人博的閱讀愛好集中在哲學領域。後來，他先後閱讀了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以及託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
他逐漸開始思考，在成熟的法治國家，憲法到底是什麼。「民法、刑法，管老百姓的法律太多了，為什麼當官的就沒有人管呢？憲法就應該是官員頭上的緊箍。」王人博意識到，憲法的核心就是通過分權保持對國家權力的制約，而限權的最終目的則是保障每個老百姓的公民權利。
畢業後，王人博留校任教，講授外國憲法。那時候，他很好奇外國憲法「究竟長什麼樣子」，結果無意中發現，被很多同學當「廁所紙」來用的學校發的參考資料裡，居然印有美國憲法和法國憲法。
打那以後，這位年輕的憲法老師一上課，便先要背上幾段《獨立宣言》再進入正題。學生覺得「很過癮」。直到20多年後，還有學生對王人博說：「我還記得你講外國憲法時候說的話。」
在重慶教書的時候，王人博常常去沙坪垻的一個公園散步。公園的一角有一大片墓地，野草中的墳冢和墓碑已經殘破不堪，但墓碑上刻的紅字依稀可辨，這裡埋葬的不是老人，而是「文革」武鬥中的死者。路過紅衛兵墓時，王人博常在想，這個國家要是沒有憲政和法治，悲劇還會上演。
但令王人博傷感的事情仍不時發生。很多剛進校門的學生一年年地重複著當年他自己對憲法課的不理解，他們對憲法的印象，往往停留在政治課本上「國家機器」那一章的定義，習慣於將憲法當做政治文件、政治綱領對待。一個畢業生至今清楚地記得，王人博曾在課堂上提起自己當年做學術期刊編輯時的經歷，他改法學學生的投稿，光是把「法制」改成「法治」，一年就要改幾百次。「這顯然是一件讓他感到很無趣又很難受的事。」這個畢業生說。
在2003年前往中國政法大學任教後，王人博參與過3年特長生加分考試評審工作。
在考生裡，一個來自山西的孩子讓他印象深刻。當時，有教授問了他一個有關強拆的案例，讓他談談看法。結果男孩講道：之所以鬧這麼大，就說明政府還不夠強硬，太軟弱。
當時，王人博忍不住開導他：「孩子啊，你不能這樣看，咱們都是普通人，但政府是個強者……」沒等他說完，男孩子搶話道：「老師，能允許我用另一套話來說嗎？」
「我覺得特別悲哀，年輕人完全沒有原則，老師認同哪一套就講哪一套，只要能加上那20分。」這件事讓王人博感到「深入骨髓的絕望」。後來，他退出了那個招生小組。
對於王人博的困惑，焦洪昌有著另一個角度的體會。十幾年前，他曾受邀參與中小學思想品德課本的編纂工作。當時，他們翻閱了大量國外教材。他發現，國外與憲法有關的講授通常從小學就開始，而側重點往往是「政府是怎麼來的」、「公民為什麼要向政府納稅」、「這些稅用來幹什麼」這樣的問題。
但在國內教材的編纂過程裡，涉及法治的內容時，整體指導思想是「怕小孩學壞」，「別違法別犯罪，別走向黃賭毒」。這種以守法為教育核心的方針被稱為「築壩工程」。
「相對應的，憲法便只能是個抽象而空洞的概念。」焦洪昌無奈地說。
事實上，每到新學期開學，面對大一新生的時候，王人博都不得不說這樣一句話：「我的一個重大使命，就是要把你們之前腦子裡的垃圾清理出去。」
一位中國政法大學畢業的碩士回憶聽王人博講課，「感覺不到時間在跑」。他沒有板書，不用PPT，只帶一瓶冰紅茶和兩包煙上課，坐在那裡就聊，渴了就喝冰紅茶，課間就抽菸。
那位畢業生還記得，王人博的學科論文打分不高，曾給過自己83分，已經是全班最高分。那時候他大一，論文的主題是討論「憲法的本意不是主張有限政府嗎，為什麼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卻設計了全能政府？」他說，那是自己第一次思考「真問題」。
還有人記起，王人博在講到法院是否應該擁有違憲審查權以制衡行政權力時，幽默地說：「我跟姚明都打籃球，非讓我制衡姚明，我能制衡得了嗎？所以要吃點藥，催生啊。」
另一年，王人博在課上情緒激動地講述了一個強拆的故事。房主老人拿著一本《憲法》擋在推土機前，每個跟他有關的條款都畫了好幾道，門口插著的國旗上也寫著憲法的條文。
「
真正熱愛憲法的人應該是老百姓。你們要相信，總有一天憲法會和你們有關起來。」王人博講起這些的時候，學生使勁地鼓掌。
我不是學法律的，和政法大學也沒有關係，我只是個普通的中國人，來謝謝他所做的
王人博和焦洪昌都有一個習慣，坐計程車的時候跟的哥聊上幾句。
有一回，焦洪昌問的哥知不知道憲法這回事。的哥樂呵呵地說：「我就知道兩個法，領導有想法，百姓沒辦法。」
而王人博則直接將自己的經歷發到了微博上：今天天真冷，好不容易打上車。一上車，京哥就嘮叨不停。問我是哪個單位的，幹什麼的。我如實作答，並告訴是教法律的。又問，教什麼法律？答，教的是一門最不值錢的法律。京哥回答說，噢，是教憲法的吧？！
事實上，2007年一份關於公民憲法意識的調查中，當被問及與公民日常生活最為密切的是什麼法律時，76%的被調查者回答為民法，3%的人選擇是刑法，7%的人回答為行政法，10%的人回答是憲法。
「校園裡需要憲法課，我們的社會當然也需要一堂憲法課。」王人博說。
他曾開玩笑說學者的使命像夫妻，要「男主外，女主內」。他認為自己的角色更像女人，使命在教室而不在社會。
在校園外的「憲法課」上，最活躍的身影無疑屬於和他幾乎同時調到中國政法大學任教的蔡定劍。
連續多年的12月4日普法日，蔡定劍親自帶著學生進行反歧視宣傳。他發現，憲法宣傳時常見「要求公民遵守憲法」這樣的口號。在一篇題為《關於什麼是憲法》的論文裡，他專門寫了一章討論「公民能否違憲」的話題。在他看來，其他法律都可以是政府制定用以管理社會和公民的，唯獨憲法是唯一一個人民直接制定用來約束政府的法律；將公民作為違憲的主體，「來自對憲法精神的誤解」。
B肝患者維權網站「肝膽相照」的版主「小穀子」曾給蔡定劍打電話。當時還是官員身份的蔡定劍這樣回答：「公民的口袋不能隨意搜查，公民的身體怎能隨意搜查？」
北京曾有一位63歲的老人，手持修改後的《憲法》抵制強拆。蔡定劍得知此事後，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專門約上同道，身穿運動裝，背著相機，前往拆遷街區調研。
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憲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權威，應該體現在它能為公民權利提供最後的保護手段，成為審判機關維護正義的最後依據。
「對這一點，我們過去是缺乏認識或忽視的。然而，沒有這一點的實現，憲法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權威就不可能在普通公民心中確立起來，也就是說，憲法不可能成為公民心中的根本法。」蔡定劍始終這樣認為。
事實上，在德國，其《基本法》第一條規定：「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和保護人的尊嚴是所有國家權力的義務」。這也是10年來德國憲法法院的法官在判決書中引用頻率最高的一條。在柏林街頭，有些商店會把《基本法》第一條醒目地寫在玻璃門上。
蔡定劍的助手劉小楠記得，2010年6月他們給媒體記者做平等與反歧視項目的培訓。當時蔡定劍告訴她，國內學者對國家權力研究得多，但對公民權利研究得少，而一般群眾對憲法裡的基本權利也不是很了解，「等我好起來，我們組織一批人，每人研究一項憲法權利，一起做這樣一本書吧。」5個月後，蔡定劍即因癌症去世。
但在他病重的時候，仍然堅持通過自己口述，再由他的研究生王理萬敲進電腦的方式寫文章。王理萬記得，蔡定劍叮囑他「太口語化的可以書面化」。有一次，他讓王理萬輸入「老百姓就會沒辦法打官司了」，結果王理萬改成了「公民無法行使訴訟權」。蔡定劍虛弱地對他說：「你改過來，這種語言只有咱們法律人才懂，就寫老百姓就好，也不要寫公民。」
「在他的理念裡，憲法是拿來用的。他一生努力的立足點，就是如何把憲法變得更有用。」他的好友、北京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張千帆曾經這樣評價蔡定劍。
在他去世的時候，一位媒體人在微博上寫道：「蔡定劍，一個曾棄官不做立志做學問的人，因為他相信憲法知識的普及可以從根本上幫助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他寫了很多書，寫了很多報紙文章，為中國憲政的夢奮鬥了一輩子。請您有空Google下，記住他和他熱烈美麗的夢。」
追悼會，一位老人對蔡定劍的兒子蔡克蒙說：「
我不是學法律的，和政法大學也沒有關係，我只是個普通的中國人，來謝謝他所做的。」
每天耳濡目染，大家自然會認為憲法就是約束政府行為的
2009年6月22日，即將畢業的蔡克蒙正在北大校園裡擺攤賣書，母親打電話通知他父親體檢查出了胃癌肝轉移。
他含淚趕回家，眼睛哭紅的母親正在看體檢報告，而父親則平靜地坐在沙發上，改著中國政法大學本科生的憲法試卷。
父親去世後的第二年，蔡克蒙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學習憲法學。
新的環境裡，憲法課成了這個年輕人重點觀察的對象。法學院裡有兩門課教憲法，一門跟言論自由有關，另一門則關於平等和分權。儘管美國《憲法》文本只有薄薄一冊，但配套的常用教材卻有1600頁，每頁都有A4紙大小，甚至可以被蔡克蒙「當啞鈴來舉」。
讓蔡克蒙感到新鮮的是，美國這邊的憲法課並不是必修課，每年也沒有專門的「普法日」。「我甚至想不到『普法』這兩個字的英文直譯。」他說。
然而在美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又似乎與憲法息息相關。蔡克蒙平時打開電視，經常看到政府和議會打官司的新聞，而大部分群體的利益訴求往往都會以憲法訴求的方式表達出來。在他的印象中，像「後『9·11』時代到底對恐怖分子的人權保障到什麼程度」、「政府是不是能夠獲取個人信息」等話題，都是美國民眾相當關心的。
「
每天耳濡目染，大家自然會認為憲法就是約束政府行為的。」蔡克蒙覺得，這或許就是憲法教育不必通過法學院進行的原因。
事實上，王人博也曾在一份報紙上看到過這樣一份調查：當在街上遇到態度不好的警察時，很多美國人的口頭禪都是「你侵犯了我的憲法權利」。但另一份調查則顯示，其實超過半數美國人並不清楚憲法裡到底規定了什麼。
「你要讓老百姓熱愛這個東西，不是要弄什麼條文，而是要讓他能從這裡得益。這是最實在、最根本的一個東西。」王人博說。
在中國政法大學的圖書館裡，有三排書架都是美國國會贈送的精裝憲法判例。許多判例涉及政府違憲，「比如，王人博訴美利堅合眾國。」王人博哈哈大笑，帶著濃重的山東口音開玩笑道。
「我覺得他們老百姓心裡頭好像有這樣一個意識，我們的政府每幹一件事，都要看看是不是合憲。」蔡克蒙也這樣說。
早在2008年，他就去過一次美國，在和房東聊天的時候偶然談及一件涉及美國政治的事情。
房東一本正經地評論道：「我認為聯邦政府沒有權力做這件事情。」
這讓蔡克蒙想起，自己本科時候的第一堂憲法課上，張千帆老師問他們：「什麼是憲法？」
那堂課上，張千帆連續放了很多張地方政府建造奢侈大樓的圖片，然後對他的學生們說：「憲法不是政治宣言，不是一張紙，而是一個法，一個能夠約束政府行為的法。」
今年12月4日那天，蔡克蒙和往常沒有什麼不同，他在博物館裡讀書，看了幾本研究網絡言論自由的著作。他正在準備申請法學博士學位。
蔡克蒙的願望是，回到中國，像父親一樣，做一名憲法課的老師。
憲法像畢業證，它記載了學業的結果，拿在手裡若有一種沉甸甸的感覺，那這個民族就畢業了
11月21日，一群和蔡克蒙有著相似志向的年輕人曾在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的學術報告廳裡相聚。那是蔡定劍憲法學教育基金2012年頒獎典禮的現場。紅色海報上印著這樣一句話：「憲政民主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蔡定劍」。
這一天，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早早來到現場。去年基金成立時，他帶頭捐了5萬元。焦洪昌在發言中提起了蔡定劍。他說，明天是老蔡逝世兩周年，去年去看了他的墓，今年還要去看一下。「我們應該比定劍做得更好。他已經走了，時代要求我們比定劍做得更好，因為只有這樣中國才是有希望的。」典禮主持人李楯（微博）教授總結道。
頒獎典禮上，獲獎者有遠在英國的留學生，也有剛剛博士畢業的基層公務員。更多面孔則略顯稚嫩，他們大多是來自各個法學院的研究生或者本科生。
「在座各位年輕人，這一代是行路的一代，老輩開路，中間一輩走好路，你們是向前走，要真正為實現憲政民主而奮鬥。」著名法學家、被稱為「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暉抑制不住語氣中的激動。
剛剛上大二的胡成成是年齡最小的獲獎者。上大學以前，這個梳著馬尾辮的小姑娘對憲法的印象還停留在「國家機器」的概念上，「以前習慣於被管理，不知道那麼多種權利都和我有關係」。不久前，胡成成剛寫了一篇憲法學分析論文，主題是「微博實名制會不會侵犯隱私權」。更早些時候，在昌平區人大代表選舉的過程中，中國政法大學有幾位老師獨立參選。胡成成去領了選民證，還換成選票，為自己的老師投了一票。
來自北京大學的馬夢芸清楚地記得，蔡定劍去世那天，他們正在上民事訴訟法的課程。在接到消息後，他們的老師付鬱林當場哭了。
「當時很震撼。」馬夢芸說。以前她曾經覺得「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從沒考慮過限行、限購這些事情跟自己有什麼關係，但現在「覺得自己有好多好多權利啊」。她還記得，大一的憲法課上，曾經參與過一個以「車輛是否應該限號」為主題的憲法模擬法庭活動。
那次，馬夢芸的角色是一名「法官」，她給出的判決書內容為：政府施行政策，對公民權利造成的損害應該保持在最小，而這一政策所採用的方式並不符合損害最小的比例原則。和其他4位法官一起，馬夢芸給出的判決結果是：公民勝。
事實上，在當天的頒獎典禮現場，很多年輕人並沒有見過蔡定劍，也大多沒有聽過王人博的憲法課。在未來，或許只有在寫論文引注時，他們才會偶爾注意到這些名字。
但在這個國家的很多地方，許多人都會高聲談論起「憲政民主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在這座大學的某些角落，也已經有學生開始傳誦王人博新書中的那句話：「憲法像畢業證,它記載了學業的結果。拿在手裡若有一種沉甸甸的感覺,那這個民族就畢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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