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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鄉的少年 李濤攝
原標題：探秘鄉間底層孩子的日常「江湖」
在與高年級同輩群體的日常抗爭中為保護弱者的個體權利而建立的「兄弟幫」，在升入高年級後則逐漸變成了屬於強者的封閉化「利益集團」
「灰色經驗」正是在這種非正式的「師徒制」關係結構中被不斷複製、擴散和發展，從而不斷累積和沉澱起學校一屆又一屆群體性與規模性的反學校文化
以「兄弟幫」為代表的各類非正式群體在底層鄉校中的流行，事實上絕不能僅僅簡單歸因為底層孩子們青春叛逆期的普通社會行為
7月30日，教育部在官方網站上發布《2014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人數為1.38億，其中農村留守兒童和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數已分別達2075.42萬和1294.73萬。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總數已佔到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人數的四分之一。
註定成為未來中國脊梁的底層孩子今天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麼樣的？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西部底層孩子們階層再生產發生的日常機制及策略幹預研究》，深入到中國西部一個偏遠村落——四川芥縣雍村所在的雲鄉九年一貫制學校中展開了為期兩個半月的田野工作，微觀揭秘鄉村底層孩子們所不為外知的日常「江湖」。
寄宿制學校如何成為誕生少年幫派的土壤
雲鄉九年一貫制學校是一所寄宿制學校，全校200名學生來自雲鄉不同的村落。4年前，德育主任鄧老師兼任生活教師，負責分配宿舍。第一次，他按照同班同學關係來統一編宿。鄧老師認為，這種基於同班同學正式組織關係上的編宿，有利於舍友間形成群體內更為牢固的信任關係，並防止宿舍內打架、盜竊等惡性校園事件的發生。
事實上，被編於同一宿舍或相鄰宿舍中的學生們確實能夠因為同班同學關係而顯著降低在學校內住宿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也能夠減少宿舍內群體間發生暴力衝突與財物丟失等事件。但鄧老師將這種「同班同學型」的編宿方式效果想像得過於完美。
很快鄧老師就發現不良後果：該編宿方式更容易發生團夥內部的共同違紀行為，例如熄燈後不同宿舍同班同學相互間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話題，可以長時間聊天、打牌、喝酒、翻圍牆出校遊泳或打遊戲等等；也更容易發生團隊之間的相互違紀行為，例如高年級學生經常欺負低年級的學生，如強迫低年級學生給自己打水、洗衣、倒水；強迫低年級學生夏天在生活老師沒在身邊時到自己宿舍給自己扇風，冬天則將低年級學生的被子強行搶來自己蓋，而低年級學生只能兩人甚至三人擠到一個床上彼此取暖睡覺等。
為了抵禦高年級學生的欺負，低年級學生則施展各種「弱者的武器」以示對抗。其中一項就是建立所謂的「小幫派」，在小範圍內集體抗拒個體化的高年級學生，但「小幫派」很快也進一步刺激高年級學生組成「大幫派」來予以集體鎮壓。鎮壓的結果是進一步固化了「小幫派」內部緊密型的共同體關係，從而使「小幫派」逐漸突破宿舍和班級的組織邊界而匯合為反高年級學生欺負的「巨型幫派」。
在「同班同學型」的編宿方式實施半年之後，鄧老師明顯察覺到宿舍中灰色「幫派文化」形成的雛形，於是試圖通過用「再編宿」的辦法予以瓦解。
第二次鄧老師採取了「局部混合型」編宿的方式，即，將八九年級那些愛違紀的學生分散到一到七年級學生的宿舍內，越調皮的學生編到越低年級的宿舍中，以此削弱這些學生在宿舍內的共同語言，進而減少違紀行為的發生。
可是不久後鄧老師又發現，這些調皮的學生漸分化為兩種極端：一種是高年級學生群體性惡性違紀行為確實有所減少，對同宿舍的低年級學生也沒有欺負，反而在宿舍外成為這批低年級學生的保護者；但低年級的學生卻在這種保護中形成對高年級學生的榜樣崇拜，高年級學生的所有日常行為都被他們有意識地模仿，比如不再群體惡性違紀的高年級學生會不斷私下個體化違紀，比如高年級學生晚上會偷偷抽菸、喝酒，而低年級的學生們也在榜樣模仿中學會了此類惡習。這對於生活老師緊缺的雲鄉學校而言極難被發現。
另一種則是高年級學生更合法且便利地成為所在宿舍裡的「國王」，低年級的學生們無疑成為高年級學生實施各種違紀行為的具體執行者。當老師發現這些違紀行為時，總是用面帶戲謔的表情回應老師：「這與本人無關。」
在實施「局部混合型」編宿方式一學期以後，鄧老師又堅決將宿舍編排回歸到「同班同學型」的方式之中，僅有極個別具有正能量效應的高年級學生依然留在了低年級宿舍。
在回歸「同班同學型」的編宿方式之後，清晰化的宿舍年級布局和更豐富的低年級宿舍經驗使雲鄉學校內部同輩群體間有關欺負與抗爭之間的廝殺更為激烈，「兄弟幫」就是在這種同輩群體間的相互鬥爭中組建和壯大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