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客是陝西地方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自清中期始，原有社會秩序嚴重失控，等級階層不斷變化，災疫頻發，經濟亦趨於衰微，流民大批出現，甚於以往，成為社會痼疾。閒散民眾和流民無法被正式的社會組織吸納，刀客之濫蔚然成風。道光之際，隨著刀客數量不斷增多且地區分布範圍逐步擴展，最終形成了刀客會。
刀客之名的由來，與刀客們手持臨潼關山鎮（今屬閻良區）所造的關山刀子密切相關。此刀長約3尺，寬不到2寸，形制特別，極為鋒利。因大多數刀客的活動範圍集中在關中地區，故又名「關中刀客」。一般來說，清季官書稱作「刀匪、莠民」，有的地方官統稱其為「匪徒」。隨著刀客勢力的坐大，與各色地下勢力不斷勾連，加上陝西部分士紳、民團、哥老會首領及後來新軍勢力的拉攏照應，他們成為一股重要的區域武裝力量，縱橫捭闔，在地方多次政治變遷中均扮演了微妙的角色。
「大夥橫行官不知」：
早期刀客的零星記載
刀客之名約莫出現於乾嘉之時。道光年間，刀客已經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至光、宣之時，其組織及成員已然遍及三秦，並在周邊省份如河南、山西、寧夏、甘肅、湖北頗有活動，各處地方官亦有捕獲刀客之記錄。
嘉慶末年，陝西涇陽人徐法績，時任太常寺少卿，因守制家居，其家遭遇盜匪劫掠，在徐氏與涇陽縣令毛有猷的私人通信（《復毛明府書》）中言及刀客：
鄙意以為最可恨.者，惟蒲城刀客，逗留鄉鎮，交通路役，招場窩賭，晝則為匪，夜則為盜，實為地方大害。刀客有頭目，有綽號。若暗中訪聞，嚴其究治，則其黨自散而之他，前者郭蘭坡明府訪拿多名，出示招告，紛紛逃散。彼時在家丁憂，曾親見之。
刀客立根於基層社會，嚴拿則四散為民，不僅與匪甚難區分，與民也混雜處之，令地方官束手無策，難以一次性肅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徐氏又作詩一首：
同州刀客昔無之，近日成群市上嬉。
夜間作賊日間賭，大夥橫行官不知。
刀客從往昔無之到近日成群，存在一個時間上的延展性，從小股到大夥橫行，絕非倏忽之間。徐法績根據居家所見所聞，直言刀客的猖亂。嘉道之際陝西刀客之興、狂、亂、眾，地方社會風氣之崩壞，於此已可見一斑。
刀客出現在清人記載中，不是孤例。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江蘇華亭人朱大源遷知蒲城縣，據《清史列傳》記：
蒲城多盜，有刀匪，其首日王敢鳴（改名），聚眾屯井家堡界，蒲城、富平、臨潼、渭南四邑間，匪堅壁深，濠備火器拒捕，民與匪往來自保。
民匪交雜，已成事實。林則徐巡陝之時便說：「陝省刀匪最為間閻之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陝西朝邑人（今大荔縣）李元春給護理陝西巡撫楊以增（1787-1856）上書，就陳述了朝邑「有刀客李牛兒之搶案」，饑民「或聚眾黑夜搶劫，或結夥白日亂擾」，襲擊炭廠，奪取財資諸事，刀客之聲勢，甚於以往。道光之後，「刀匪」名有組織，實為流寇，此起彼伏，聚散無常。清代陝西各級地方官員，自督撫至縣一級，對此甚是焦慮，頗費事功。葉伯英、鄧廷楨、林則徐、曾望顏、譚仲麟等名臣幹吏，俱不同程度參與過「肅緝刀匪」的活動，甚至不惜重典，將之「就地正法，施以重刑」，然而效果很局限，「未盡根株」。
與歷史上的「俠客」不同，刀客顯然不具備「俠盜」「遊士」應有的品質，他們中大部分無疑是基層秩序的破壞者，手持關山刀，交接捕役，些許刀客類同匪徒，燒殺搶掠，為害一方。至清末，在地方已構成「刀害」。在受到官府抓捕之時，他們成股流竄，遊蕩地方，居無定所，同時為謀生計，四處搶掠，劫富濟貧，引發地方士紳的「可恨」，普通百姓亦深受其害。
異歧紛呈：刀客之源流
據多種文獻考證刀客群體發軔於乾、嘉年間，成熟於道、鹹之際，而後盛於同治「回亂」、清末「民變」風潮與辛亥革命。
有一些學者認為，刀客是漢代之「朱家、郭解」、唐代之「五陵年少（英少）」的「流風餘韻」，歷代相傳流為風氣，重俠崇信，是秦文化尚武、任俠之氣的留存。此種說法將刀客與古風相對接，具有強烈地區文化情結；也有學者認為，刀客興起於清道光、同治年?g西北「回亂」之時，陝西漢民為求自保，聚集親族，招兵買馬，組織自衛團體和堡寨護衛，從而形成刀客；還有學者認為，刀客是鴉片戰爭之後，社會急劇轉型導致經濟衰微，鄉村危機嚴重，流民增多，刀客群體由此發軔。
另外，作為一支秘密社團，由於民間由來已久自發的交流，在川陝、晉陝、豫陝、陝甘、鄂陝之間進行滲透和整合。道光十一年（1831年）二月，山東樂陵人史譜職掌陝西巡撫，十二年（1832年）五月奏言：「陝省界連川楚，向有匪徒，自名刀客。睚眥細故，拔刀相向，民莫敢較。屢經懲創，未盡根株」。史譜認為，陝地刀客形成與「接連川楚」相關。刀客的起源與四川?┼唷⒏繢匣帷⒃ノ骱燁夠帷⑸攣韉胤叫叛鮃嗥撓洩亓?。晚清刀客遍及省與省之間，與傳統區域之間的交雜息息相關。如宣統三年（1911年）河南巡撫兼河工事務臣寶蕖所奏報：
河陝汝一道，南陽一府，刀匪蔓延幾同流寇……從前賊匪以刀為利器，故名刀匪。今則多攜快炮，獷悍更異於前，不惟鄉民望而生畏，莫敢誰何，即隊役亦多退縮。
以往的各種觀點，令人莫衷一是。實際上，刀客形成與近代複雜的社會環境是同步的，其產生遵循多力論，不是線性、單一的因素所誘發，是多個因素交合羼雜的產物。基層破敗與鄉村危機是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是清中期以來錯綜複雜、不斷激化的社會矛盾。矛盾催生著民間諸種力量和各色群體的暗中組合與結社，成為正式社會結構和等級劃分之外的社會存在。
刀客作為武裝力量，不僅糾葛於地方秘密勢力之間，還常常於政治風潮緊密相連。刀客逐步形成刀客會，其支派與哥老會、唱嚕類似，因地區差異且無統一組織，規模小於哥老會、?┼唷?
刀客會成員大多投師拜友，遊行於同輩之間，義氣交往。在此過程中，由於親緣、地緣、業緣諸關係，團體幫派意識也由此發軔。這些組織及其支派組織不斷吸納著成分複雜、動機各異的流民――失業者、亡命之徒、乞丐、地方零散兵弁等，逐步發展壯大，自覺與不自覺的地介入地方社會生態和格局，成為塑造地方社會風貌多元力量的一個環節。 遊蕩地方：刀客的組織模式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湖南人李星沅奉旨授陝西巡撫，二十三年抵達陝西任上，在其《行述》中如此記載：
同、鳳一帶多刀匪，帶刀遊蕩，名曰刀客。又有紅錢、黑錢等名目。忤法肆劫掠，民苦之，乃出示申言禁約……檄行各屬粘貼，賞罰隨之。是以陸續擒獲巨匪二十餘人。
可見刀客組織在道光年間，已有了紅錢、黑錢等名目。刀客會存在一個類似於首領的人物，一般都稱之為「某某哥」、刀首或其他有地方特色的綽號，頗具匪氣。大荔縣李牛兒（滿盈），朝邑刀首甲午兒，興平縣劉三，富平縣王寮鎮刀客段學義（四煽狼）、楊鶴齡（白煽狗）、段三多（草上飛）、柳紅（紅老九），宮裡石象坤（仄楞子）、嚴錫龍（野狸子）。這些刀客的綽號，具有強烈的地方文化特色。在「刀首」以下的人，都是「兄弟班子」，不細分等級，平素圍繞著他活動。他們自稱「孝義家」「憑信家」等，形成「一攤」，結伴營生。某些刀客首領亦收「義子」，如王獅子（振乾）收嚴飛龍為義子。刀客首領來源廣泛，有貧苦下層民眾，也有不少地方士紳豪強。刀客組織與地方團練關係密切，其成員少則數十數百，多則成千上萬，他們不滿清政府，參與民變，儼然成為正常社會結構中另一套完整的組織系統。朝邑縣著名刀客，後為陝西東路刀客之首的王獅子曾中武秀才。辛亥革命中，對白水光復起到重要作用的刀客高峻，便在當地組織過團練武裝。
從結社初衷講，刀客成員們崇尚俠義，採取「開山立堂、叩拜宣誓、結盟拜會」的方式招募會眾，在組織結構上還是傳統封建大家長制下的映射，同時他們虛構會黨成員間的血緣關係，尚義氣，忘生輕死，鼓吹義氣至上，替天行道，具有一定道德預設。部分刀客成員浪跡民間，路遇不平，勇於拔刀相助，雖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且不索代價，事息只供一席茶飯而已。因而得到了當地民眾的讚揚與愛戴。在地方社會，刀客頗有群眾基礎，某種程度上參與地方治理。
在傳統社會形態下，刀客及其組織者多為聚集地中心周邊村落的村民，有顯著的親緣與地緣表徵。而小手工業者、工人及其他失業者的自發聯合，基本具備「業緣」特徵，彼此之間存在互動與認同，形成一種地域與組織認同。大部分刀客遊居不定，無正式職業，其謀生之行業，大致有鹽客、鏢客、賭客、土匪或遊寇四類。
刀客會組織規模大小不一，分散在關中各處，總會與支派之間無絕對統屬關係。分布空間以潼關以西、西安以東、渭河沿岸較多，關西（寶雞）和陝南亦有散布，整、鄂、乾、武、扶、?d、岐、鳳、寶、隴、華、潼等十數縣皆有分布，少數刀客與豫西、湖北會黨有結連。會眾廣泛，散居各處，集體行動以成股的形式出現。
刀客雖無哥老會、天地會般成熟的組織及等級關係，但也具備一個初步的權力架構和組織結構。根據史料記載，刀客會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與?爛艿募吐桑?他們對於自身組織及走向未形成完整的認知和構建，關於組織結構、等級觀念、指揮調度、進攻退守、內部管理、發展吸收會眾、財務收支及各級分工的概念相對是模糊的，具有朦朧的平均意識，是比較原生的組織狀態，尚無成文的制度設計和綱領，慣性習俗是行為方式和處事模式內在規範，處於一種比較分散和游離的架構體系之中。
泉湧風發：刀客們義旗高舉
刀客成員入會初衷大多為生活所迫，而缺乏真正的政治與組織訴求。武昌起義之後，陝變繼作。辛亥革命自開始到結束，在進步團體的引領下，刀客在其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他們引領民眾，「一時泉湧風發，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關中四十餘縣數日之間，莫不義旗高揭矣」「如春草之怒茁，如初潮之湃動」，平地波瀾，釀成社會激變。著名刀客王一山、高峻、王緒朝、黨玉琨、黨海樓、白喜、馬豁、崔式卿、楊衰、王興奎、曹育生、李兆祥、胡彥海就直接或間接參與了辛亥革命。
不少刀客組織及支派在革命前餵養戰馬、製造炸彈、積蓄軍備，為起義做先期準備。西安起義前擔任陝西陸軍軍械官的陳樹藩聯絡朝邑刀客嚴飛龍（孝全，字子青）、渭南刀客嚴紀鵬（綽號白翎子）兩個標，同盟會陝西支部長井勿幕部及胡景翼聯絡富平刀客王守身（綽號黑脊背）、胡彥海（胡老六）、馬正德（馬老二）、石象儀（綽號冷饞）及零散刀客等營，參與了辛亥革命。胡景翼創建的「渭北復漢軍」，其來源大多是富平刀客。朝邑、富平、潼關、同官、禮泉等多地光復，均與刀客有莫大關係，不少刀客首領也在革命中犧牲。
愛國將領楊虎城，自幼因其父親楊懷福被仇家誣陷遭官府殺害，與同鄉成立「孝義會」（喪葬互助合作組織），並憤而投身於刀客組織。後與一批志同道合者新組「中秋會」，所部紀律嚴明，不擾民間。辛亥革命時期，率部參加革命隊伍。陝西靖國軍成立時，第一路軍郭堅（振軍）與刀客會過從甚密，他的兵源編組就主要以「刀客」為基幹，在之後的護國、護法戰爭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刀客群體來源龐雜，成員廣泛，農民、鐵匠、煤炭工、地方胥吏、士紳、私塾教師、道士、藝人、民團鄉兵等，都有可能轉為刀客，群體的多元來源決定了群體的組織追求的多元化。刀客群體中不全是「仗義行俠之流」，部分刀客因亂而起、趁火打劫、為非作歹並橫霸一方，亦非僅見。
閻良的刀客「老五」（張興五），為「牛刀客」張明軒之弟，成為當地一霸，在鄉裡網絡爪牙與打手30多人，橫行不法，拼命斂財，搶霸田產，破壞鄉村秩序。在閻良鎮有商號6座，經營棉花、糧食、百貨等日用商品，操縱著閻良鎮的經濟。同時，在鄉鎮大擺賭場，見十抽一，大發其財。民國後期，基本控制了閻良鎮公所。又有，1918年的韓城民眾合力擊斃「野狸子」嚴錫龍，嚴氏時任王銀喜的部下，常下鄉派款。民間有「委員到縣，百姓打戰；委員下鄉，百姓遭殃」。至十二月，南鄉民團襲擊嚴氏，其當場死亡。高士龍作《嚴錫龍見斃於韓民論》，言「身之亡也，以作惡亡，亡有餘責」，地方文人以文論警示後人。這一類人，富江湖流氓習氣，渭北地區普遍存在。他們蠻橫無理，歪邪兇殘，不受陝民待見，當地人憎其行徑，稱為偽俠、賊稜子或仄楞子，嚴重影響了刀客的聲譽。
民初政局的變更，因地方各色勢力（包括刀客會）糾葛而導致渙散動蕩、規矩喪失，刀客群體亦難出脫於此。他們從來不是正義的化身，也不是秦文化流為風氣的遺存，是清中期以來地方社會激變的結果。刀客群體及其組織萌芽、形成、成熟，其原因相當複雜，是一個逐步發展的歷史過程，也是社會危機逐步加深、多因素互動促合的產物。刀客會屬於邊緣化組織，他們游離在傳統社會格局，在地方社會各色勢力之間斡旋，生計與生存策略與道德訴求往往難以統一，也是清中期以來複雜社會存在的生動反映。
組織革易：刀客的結局
民初政局稍定之後，作為變動時代的刀首及刀客成員成為過渡時期游離的群體性象徵。除個別刀客首領及其追隨者，大部分刀客都通過戰爭形式，逐漸轉化成新軍或地方軍閥。曾任陝西督辦的李虎臣，其綽號「徑兒老四」，便曾是刀客一員。未能被「正式組織」吸納者，一部分轉化為散兵遊勇，唯利是圖，武斷鄉曲，服務於地方社會各色勢力；另一部分刀客上山入夥，落草為寇，其中不乏流氓地痞，抽大煙，搶家掠貨，欺壓無辜，威脅治安，蠶食瘡痍的地方社會，撕裂基層秩序，危害大於零星散匪，成為陝西匪患的一部分。
以地方社會作為舞臺，刀客的勃興，與基層秩序失範、社會轉型暗合，刀客在暴動革命之間糾葛不清。民國成立後，由於社會環境變易，刀客逐漸失去存在根基與條件，這一社群也蛻化變質。刀客之行徑，不能單純用正義或者非正義囊括論之。跳出革命史觀敘事範式和地方文化情結，對於刀客的評介，在這一視角上，具有多元性和複雜性――也沒有必要進行強烈的價值判斷。
刀客這一群體，是我們觀察地方社會變遷的一個窗口。刀客們手持關山刀、練武習拳、立足地方諸事，成為陝西民間的歷史記憶，也是近代以來陝西社會變遷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