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酌古斟今，今日中國，民智開了嗎？依然見仁見智。百年以前，農民壓根不知選票為何物，而今，不但見識了選票的面目，還能為其估價，價高者得，這何嘗不是民智開化的表現？
有一讀者，讀完《選舉的故事》，發來感言。他說萬萬沒有想到，農村賄選竟猖獗到這等地步。在他眼裡，江浙農民的素質，在中國該是首屈一指，連他們都無法運行民主，民主在中國的前景，不禁令他無限悲觀。最後他感慨：「民智未開，民主堪憂！」
久違了，民智。久違了，將民主的亂象歸結於民智未開的論調。
近代以來，開民智儼然世界潮流，毋庸再議，哪怕心底萬分不願民智開化的權力者，都不敢公開逆行。那麼，爭議在哪裡？第一在於對民智的判定，第二在於開民智的路徑。
弔詭的是，近代史上，無論執政者，還是反對黨，一度都強調民智未開，並以此論證自家的政治主張。就我所讀，康有為、梁啓超最早直接談民智未開。1896年，梁啓超作《古議院考》，以民智未開為由，建議緩開議院：「凡國必風氣已開，文學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設議院。今日而開議院，取亂之道也。故強國以議院為本，議院以學校為本。」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晝夜趕工，向光緒皇帝進呈《日本變政考》，其中有言：「……故學校未成，知識未開，遂興議會者，取亂之道也。學校既成，知識既開，而猶禁議會者，害治之勢也。夫議會之終不能禁，猶學校之必不能廢也。」「民智不開，遂用民權，則舉國聾聲，守舊愈甚，取亂之道也。故立國必以議院為本，議院又必以學校為本。」這不僅立意，就連言辭，都與梁啓超如出一轍，換作今日，不免要被質疑為「代筆」。
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憲政」，同時聲明，「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所以，立憲需要一個預備階段，「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民智未開，遂成為清廷拖延憲政最堂皇的理由。
晚清過後是民國。袁世凱恢復帝制，請時任中華民國政府憲法顧問的美國法學家古德諾助陣。古德諾作《共和與君主論》，縱論古今中西，結論云：「民智低下之國，其人民平日未嘗與知政事，絕無政治之智慧，則率行共和制，斷無善果。」「中國數千年以來，狃於君主獨裁之政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決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者也。」他暗示，基於民智未開，中國該由共和制返回君主制。
袁世凱的對手孫中山，則以民智未開為由，主張國民黨訓政：「……民國之主人者，實等於初生之嬰兒耳，革命黨者即產此嬰兒之母也。既產之矣，則當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訓政時期者，為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之後而還之政也。」
……
不妨斷言，從晚清到民國，甚至到今天，從康有為到孫中山，甚至到那位悲觀的讀者，民智未開，簡直可謂共識。譬如，當清廷以民智未開為由緩行立憲，在野的梁啓超同樣認為「立憲政體者，必民智稍開而後能行之」；當古德諾指出以中國人的民智並不足以支撐共和制的運轉，梁啓超撰《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駁之。其實早在1903年，他便說過：「共和國民應有之資格，我同胞雖一不具，且歷史上遺傳性習，適與彼成反比例。」
當然，這些人達成共識之後，便分道揚鑣，各奔前程，甚至彼此仇視，爭戰不止。他們的方向，有些促成了民智的開化，有些則在阻止民智的開化，因為一旦民智開化，他們的政權與意識形態就岌岌可危。
除了對民智的判定，這些人還有一點共識。確認了民智未開的前提，他們考慮的問題，不是中國該怎樣，而是中國不該怎樣。這讓我想起劉瑜《素什麼質》結尾的提醒：那些說「中國人素質低，所以中國不應該……」的人，也許可以考慮把這話改成「中國人素質低，所以中國更應該……」
這一反一正，完全是兩種結局。主張「不該……」民智未開便被定性為終點，它如何還能開化呢；主張「該……」民智未開便被定性為起點，開化才成為可能。正如教孩子遊泳，鄰人告誡，孩子太小了，放在水裡有危險，那麼，你是認為「孩子太小了，所以不該冒險（這樣他才能平安）」，還是認為「孩子太小了，所以該冒險（這樣他才能成長）」，倘堅持前者，那麼這孩子只怕永遠都無法學會遊泳。
酌古斟今，今日中國，民智開了嗎？依然見仁見智。照那位讀者看來，農村賄選風行，足見民智未開。照我看來，百年以前，農民壓根不知選票為何物，而今，不但見識了選票的面目，還能為其估價，價高者得，你不讓他投票，他則不依不饒，這何嘗不是民智開化的表現？
有人開玩笑：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智商與官員不斷下降的道德之間的矛盾。這麼說，問題不是出在民眾的智識，而是官員的靈魂。
說什麼民智未開？口口聲聲「民智未開」的闊人，恐怕自身的頭腦與視野才需要開化。
（作者羽戈：法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