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郭潤濤老師開設的《明清經濟與社會》課程是本學期的通識核心課程之一。
博雅哥今天帶來的是郭潤濤老師本學期的課堂實錄。郭老師向我們講述了絲麻時代如何轉變為棉布時代。政府的推廣、賦稅政策的改變以及氣候的變化等等因素推動了棉進入到日常生活之中。
在中國歷史上，人們的日常衣服材料發生過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從以絲絹、麻布為主，變為以棉布為主。可以說，有一個從「絲麻時代」到「棉布時代」的轉變。這個時代的轉變，發生在宋、元之際。黃道婆是進入棉布時代的一個標誌性人物。
在宋代以前，人們的衣服材料主要以絲絹、麻布為主，此外還有皮毛、葛布等等。其中蠶桑種植及絲織業，並不像明清時期那樣，局限於長江流域，尤其是以太湖為中心的江南區域，黃河流域也曾經是蠶桑業及絲絹業很發達的區域。漢唐時的絲綢之路，其絲織品主要產自黃河流域，或者說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區。除絲織品外，人們用來做衣服的主要材料還有麻布。麻的品種很多，其中薴麻就是主要作物。麻的莖杆經過漚制，取其皮的纖維，再來紡線織布。唐人孟浩然在詩中云：「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過故人莊》），所反映的正是當時桑、麻種植及絲、麻織業的時代面貌。
由絲麻時代向棉布時代轉換的契機，是棉花的傳入。棉花的「棉」字，是個後起的字。在棉花傳入之初，用「綿」（緜）字來指稱，稱之為「木綿」，「棉」字就是這兩個字的合成。在明清時期，「綿花」和「棉花」的寫法並存互用。自北宋以後，有關木綿的記載越來越多。從北宋的記載看，棉花種植還在「閩嶺」以南。方勺《泊宅編》記載：
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樹如柞，結實如大麥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茸然，土人摘取出殼，以鐵杖捍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為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緊爾。當以花多為勝，橫數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亦人織為巾，上作細字，雜花卉，尤巧工，即古所謂疊巾也。（卷中）
棉花本是熱帶作物，早在《梁書》中就有關於「吉貝」的記載，說是產於「林邑國」（今越南中部），用其花，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其布與紵、布不殊。（《梁書》卷五四《諸夷傳》）到北宋時，閩廣也有種植棉花，並用之織布。這是很重要的一步，一種作物，從熱帶傳到溫帶，需要適應或者說改良。尤其是在福建境內的種植，對於傳入長江流域至關重要。在南宋中葉，福建的泉州，也開始種植棉花，但當時泉州棉紡織所用的棉花，主要還「多資南花」，也就是從現在兩廣、海南和越南等地販運來的。而泉州等地生產棉布，對於氣候變化更大、冬季寒冷的江南地區，影響極大。人們開始更多地認識和了解棉布和棉花。「木綿」一名，就是在南宋時流傳開來的，「棉」字也是在此時所形成。在宋元之際，「江東」開始種植棉花。元代初期，王禎在《農書》記載：
木綿，一名吉貝，……其種本南海諸國所產，後福建諸縣皆有，近江東、陝右亦多種，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種之則深荷其利。（《農書》卷三六）
其中提到「陝右」也有棉花種植。王禎還說，棉花之利：
比之蠶桑，無採養之勞，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薴，免績緝之工，得禦寒之益，可謂不麻而布，不繭而絮。（《農書》卷二五）
黃道婆的事跡，就產生於王禎所說江東多種棉花的背景之下。
陶宗儀的《輟耕錄》，對黃道婆其人其事有較為詳細的記述：
松江府東去五十裡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逐覓種於彼（指閩廣）。初無踏車、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於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燦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貨它郡，家計就殷。（《輟耕錄》卷二四）
陶宗儀說，松江府烏泥涇的棉花，是從閩廣引進的。開始種植時，紡織技術還很原始。棉花在採摘之後，要加工成為棉布，有幾道工序。首先是要去籽，再以「線弦竹弧」將棉花彈松成棉絮。若要用來做「胖襖」，就要做到這一步。棉花成絮之後，就是紡線，成線之後才是織布。黃道婆的貢獻，就是從她的崖州帶來了紡織技術，「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也就是傳入「踏車」（又稱攪車，是軋花去籽的工具）和「椎弓」（彈花工具），這就使棉紡的效率大為提高。更重要的是，她傳入織布技術，使棉布的品種和質量大為改觀。由於紡織技術的提高和普遍，松江府所產的棉布，「轉賣他郡」，成了當地農家的一種重要經濟收入。據元人王逢說：黃道婆是在元代貞元年間（1295-1296）到松江烏泥涇的。她「教他姓婦不少倦」，所織的棉布即以「烏涇」為名，「仰食者千餘家」。（《梧溪集》卷三）在13世紀末和14世紀初，松江府的棉紡織業已經很發達，且很有名。
棉花種植及其紡織業的迅速普及，與元、明兩朝政府的推廣有關。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五路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布十萬匹。雖然木棉提舉司兩年之後罷去，但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元朝規定在江南將棉花和棉布編入夏稅，成為常賦。這種賦稅政策，促進了棉花種植及其紡織業在長江中下遊地區的普及和發展。在元代中葉，馬祖常有詩云：「江南木綿樹，移向淮南去。秋生紫萼花，結綿暖如絮。」（《淮南田歌》）棉花不僅在長江流域種植，也引進到淮南地區。至明代，明朝在立國之前即下令：「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為差。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綿，使出麻布、綿布各一匹。」（《明太祖實錄》卷一七，乙巳年六月乙卯）開國之初，即規定「桑麻科徵之額」：「麻畝科八兩，木棉畝四兩。栽桑者，以四年有成乃徵其租。」（《明太祖實錄》卷三一，洪武元年四月辛丑）除麻、桑外，木棉不僅徵布，還徵花。與元朝一樣，明朝所徵布、花，主要用於軍隊。洪武二年，就供應北徵軍士「戰襖」十萬件。這些北徵軍士，後來大多戍守於北方省分和邊鎮，尤其是邊防軍鎮的大量駐軍，一直存在冬衣布花的需求。所以，明朝在賦稅徵收中一直存在徵收棉布、棉花的項目。稅糧歉收，也往往用布花折徵。明朝的這種稅收政策，更是促進了棉花在全國的種植，及其紡織業的發展。特別是長江流域，棉花和棉布生產發展得更為迅速。
在明代，浙江、江西和南直隸等處，是稅糧徵收最重的地區。尤其是太湖周圍的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等府，更是所謂「重賦」之區。這個區域賦稅之重，主要體現在「起運」給京師的稅糧，比別的府州要多得多。此外，「起運」的絲絹、棉布之徵也比別處為多。誠如前述，太湖流域是蠶桑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也是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業最發達的地區。明朝在這一地區，由於稅糧徵收受到旱澇之災而歉收，常常以絲絹和棉匹等折收。這種稅收政策，對這一地區的絲織業和棉紡織業形成巨大壓力。此外，由於稅糧負擔重，百姓人家也不得不以絲織業和棉紡織業等方式維持生計。徐光啟《農政全書》云：
嘗考宋紹興中，松郡稅糧十八萬石耳。今平米九十七萬石，會計加編，徵收耗剩、起解、鋪墊諸色役費，當復稱是，是十倍宋也。壤地廣袤，不過百裡而遙，農畝之入，非能有加於他郡邑也。所繇共百萬之賦，三百年而尚存視息者，全賴此一機一杼而已。非獨松也，蘇、杭、常、鎮之幣帛枲紵，嘉、湖之絲纊，皆恃此女紅末業，以上供賦稅，下給俯仰。若求諸田畝之收，則必不可辦。故論事者多言東南之民，勤力以事上，比於孝子順孫，不虛耳。（《農政全書》卷三五）
重賦固然是這一地區人民生計艱困的原因，但也是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在太湖流域，除稻田糧作之外，沿太湖周邊的府分如蘇州、湖州等，多以蠶絲為業，湖州即以「湖絲」名聞天下。但松江府，由於瀕海，地勢較高，且土壤多沙鹼，稻作農業主要分布在吳淞江流域和其他湖泊周邊地區。然而，本來並不利於稻作的地勢較高、沙鹼地區，在棉花種植中反而具有優勢。松江府以吳松江得名，原本只有華亭、上海兩縣，這兩個縣與屬於蘇州府的嘉定縣和太倉州等地，以及屬於浙江的嘉興府屬州縣，其瀕海地帶，在棉花種植上都比較發達，棉紡織業也相應發達。在明代後期，松江府境內黃浦江流域，也開始迅速發展。至清代雍正年間，諸如奉賢、金山、南匯、福泉等縣都設置起來。這些縣的設置，是人口聚集、土地開發的結果。而其中一項主要產業，就是棉紡織業。近代上海市以輕紡工業為特徵的發展，即以此為基礎。
紡織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裡媼晨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旦復抱紗以出，無頃刻閒。織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穫，輸官償息外，未卒歲，室廬已空，其衣食全賴此。（卷四《風俗》）
這是記述明代中葉松江府棉紡織業的一條重要記載。這裡說到，在松江府，不僅僅是鄉村中農家婦女，居住在府城中婦女也一樣從事棉紡織業。棉花秋季收成，待到冬季，無論是鄉居還是城居，婦女們都從事紡紗織布。城居的婦女，從市上買來棉花紡紗，再以紗換花。有的則專門買紗織布。都非常辛苦，通宵達旦，無頃刻閒。從稻作農業的角度看，冬季是農閒時節。而棉紡織業恰恰是利用了這個農閒季節。對鄉村和城市的婦女來說，她們已無所謂農閒。她們辛勤勞作，用紡成的紗和布，換得交納賦稅和維持生計的資料。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形成的，這一說法產生於棉布時代。當然，所謂「織」，也包括絲織。松江府也不是只有綿布業，絲織業也很發達。《松江府志》說：
俗務紡織，他技不多，而精線綾、三梭布、漆紗、方巾、剪絨毯，皆為天下第一。梅花、燈籠、撥羅、絨紋繡，亦他方所無。……要之吾鄉所出，皆切於實用。如綾、布二物，衣被天下，雖蘇、杭不及也。（卷四《風俗》）
不過，松江還是以盛產棉布更為有名。有諺云：「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自明代中葉以後，南北各地的商人紛紛到松江購買布匹，販銷外地。其所謂「衣被天下」，還有商人的功勞。而魏塘，是當時浙江嘉興府屬嘉善縣的一個鎮，以產紗著名。其實，棉花種植及其紡織業，並不以松江、嘉興為限，只是這些地方最為發達而已。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說：
宋元以前，中國衣著原料鹹取給於絲麻，屬國間有棉布入貢，只供皇室玩賞，中土人民是不知有棉花與棉布其物的。宋末元初，中國本土始有植棉。所以棉花之成為『女織』的原料，乃是宋元以後的事情。惟由於種種原因，植棉與棉紡織技術在中國之傳布，極為迅速。到了明代末年，棉枋織業顯已成為中國小農家不可或缺的生產活動，其中中國經濟結構上的地位，亦不過僅次於農業而已。（科學出版社，1955年，P7。）
嚴中平先生說「由於各種原因」，在上面強調過政府的稅徵政策方面的原因，這裡可以補充一點，可能還與氣候變化有關。
研究表明，在最近的2000年中，我國氣候大約以1230年為界，前期較溫暖，後期較寒冷。15世紀，我國氣候漸漸進入小冰期，直至20世紀氣候回暖，小冰期結束。（王錚、張丕遠、周清波：《歷史氣候變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兼論人地關係》，《地理學報》第51卷第4期，1996年7月）這個氣候的變化，與宋元之際棉布在江南開始種植，在時間上恰好重合。15世紀已進入明代，而正是在明代，棉紡織業獲得長足發展。明代和清代，氣溫比唐宋時要冷，也比現在要冷，尤其是冬季更為寒冷。明朝國家為了供應北鎮軍隊的冬衣，向民間徵收大量棉布和棉花。其實，普通民眾也有抵禦寒冷的需要。這就使得棉花種植及其紡織業在15世紀以後獲得迅速普及和發展。
所謂「棉布時代」，從時間上看，大抵與1230年之後的寒冷期相始終，中間經歷了元、明、清三朝，前後大約有七、八個世紀的時間。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化纖布料開始普及。稱之為「的確良」或「的確涼」的化纖（絛綸）布料，一時廣為流行，成為時髦。化纖布料的使用，使歷史進入了新的時代。
將衣被材料的歷史劃分為絲麻、棉布和化纖時代，只是為了理解人們在利用纖維做衣被材料的變化與發展。在棉布時代，人們的衣被材料固然以棉布為主，絲、麻生產及其織品也一直存在，尤其是絲織品的生產技藝在這一時代登峰造極。在絲麻時代，絲織品比麻織品要高級。在棉布時代，絲織品也比棉織品要高級。但成為人們眼中的奢侈品，大約是在棉布時代才形成的現象。與之相同，麻布在進入棉布時代後，雖然不算高檔材料，但也變成一種較為特別的材料。有一個成語，叫「披麻戴孝」，說的是一種喪禮，尤其是孝子在服制期間要一直穿著麻布做的喪服。這種儀禮，大約也是在棉布時代更顯出其特別的意義。棉布在織成之後再加染色，主要的染色原料是藍靛，所以當時的流行色是藍青色。在這種顏色的襯託之下，其他紅黃紫等以及本白色，都顯得較為特別。麻布不染色，由新變舊，呈褐色。唐代選官制度上有所謂「釋褐」，字面意思就是脫去褐色的麻布衣服。這種顏色的麻衣，在棉布時代還做喪服，不去說喪禮中的其他細節，單說麻布的褐色，在藍青色之間就顯得很特別。前面提到過的「胖襖」，就是現在所說的棉襖或者羽絨服之類的冬衣。這種看上去胖胖的衣服，冬天時大家都穿，尤其是成群結隊的軍士，都穿著同樣的胖襖，這大約是絲麻時代沒有過的人文景觀吧。冬季有了這樣可以禦寒的棉衣，不僅使當時的人們度過漫長的寒冷期，也使他們在冬季因為穿著棉衣而可以有更多時間外出活動，包括戍守、生產以及日常出行，這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的活動能力呢？果真如此，則棉花及棉紡織業在「中土」的生產和普及，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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