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政府違約必賠償！案例解析：政府違約導致民營企業家涉罪

招商引資政策好，遠赴千裡來創業。

項目辛苦終建成，政府一紙拆遷令。

協商賠償數千萬，衝帳過程出大事。

只想拿回損失款，不料被定詐騙罪。

縣上的招商引資項目剛剛建成，政府部門即下通知要求搬遷。與相關部門協商好補償數額後，企業如期拆遷。在衝帳過程中，企業使用了偽造票據，法定代表人被指控犯詐騙罪一審判處10年……追繳搬遷補償款578.35萬元。

該案一審宣判後，被告人黎某不服，向上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目前該案正在審理中，將擇期宣判。

近年來從中央到最高司法機關，都在重視民營企業家平等保護問題，很多人問：企業家犯罪為何要「保護」，法律面前應當人人平等。

——其實此類案件就是對這個問題的最好回答。

我們說，創業難，經營好一家企業更是難上加難：難的不僅是經商盈利，難的也是必然要面臨的各種法律風險。

所以，還是那句話，保護民營企業家，不是特殊照顧，而是平等保護。

畢竟如果連最基本的平等保護都做不到，那麼今後誰還願意冒如此風險去創業經商呢？

這起事件，我們來討論兩個法律問題：

1、此類情況下，民營企業家構成詐騙罪嗎？——來看一個與該案類似情況的無罪案例。

2、招商引資中政府政策銜接問題，遭遇政府違約，如何維權？

1、此類情況下，民營企業家構成詐騙罪嗎？——來看一個與該案類似情況的無罪案例

詐騙罪屬於刑法分則規定的財產犯罪。

構成詐騙罪：

• 一個是客觀方面的欺瞞行為
• 再一個是行為人主觀上的非法佔有他人財產的目的

那麼我們說此類案件中，民營企業家構成詐騙罪，也要基於以上兩點來進行分析。

在貴州這起黎某所辦企業與縣農業局之間，因為項目拆遷的賠償款引發的「涉嫌詐騙案件」中：

2017年2月17日，黎某與三都縣農工局籤訂搬遷賠償協議。協議書稱：經評估後……三都縣扶貧局與貴州某某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商談搬遷事宜，涉及廠房、設備搬遷損失、土地平整、場地硬化等費用共計967.55萬元。要求公司在規定的時間內搬遷完畢，經農工局確認後，967.55萬元搬遷補償費用由三都縣農工局支付給公司。

因為三都縣農工局堅持要拿固定資產的票據，而人力成本、貸款利息等支出不能用票據體現，黎某隻好把200萬的貸款利息、價值239萬元的待屠宰香豬、100萬元的項目管理人員工資等列入開支，湊齊了967.55萬元票據。

也正是因為這為了滿足和配合政府完善拆遷補償的帳務手續，而「湊齊」的票據，最終成了黎某虛高冒領國家補償資金的「有力證據」。

問題的關鍵是：為了獲取雙方協商好的賠償款，從而偽造合同票據等材料，構成詐騙罪嗎？

——這也是此類案件中的一個辯護難點：

• 一方面，因為確實存在通過虛構合同上報，得到政府相應款項的事實。
• 另一方面，企業卻沒有詐騙的主觀故意，政府也沒有因為「受騙」而支付賠償款（支付是基於此前的平等協商）。

【我們不妨來看一個類似案例，法院最終作出了無罪判決】

（案情非常複雜，在此我們只針對性的簡述分析）

王某是內蒙全區代表性的企業家。在一次政府徵地拆遷補償事宜，對於公司虛假編制的拆遷補償協議，被檢察機關指控涉嫌構成詐騙罪。

起訴書指控「王某作為某H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開發項目取得土地使用權過程中，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組織、策劃公司工作人員採用虛列建設資金、偽造補償協議、重複核算拆遷費用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騙取公共財產2648.2773萬元，數額特別巨大」，應當以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在此案中，企業偽造補償協議的主觀意圖，與上述事件中黎某湊齊票據的目的相似，為的是要回政府違約拖欠的土地整理費和利息。

為了申報要回這本該屬於自己的利息，卻採用了違法的手段。

在案證據中，公司對於編制虛假10份拆遷補償協議，向政府申報土地整理費626萬元的事實做出的《說明》，其基本內容為：因受託土地整理事宜，公司與政府形成債權債務關係。政府違反協議約定和承諾，未將公司實際支出的土地整理費683.96萬元計入前期土地成本，未將公司投入的土地整理費所生利息5275萬元列入前期土地成本，已構成違約。在政府違約在先，始終拖欠本應支付給公司的土地整理費和巨額利息的情況下，公司不得已採取了偽造10份拆遷補償協議，向政府申報土地整理費626萬元。

我們說此案，和上述黎某案件，有著近乎一致的相似點：

• 一個是為了滿足和配合政府完善拆遷補償的帳務手續，而偽造了票據；
• 一個是因為政府的違約行為，於是編制虛假協議，以此向政府申報要回補償。

最終法院判決被告人詐騙罪不成立。

但是我們說，本是地方性代表企業家，卻因此案捲入漫長的訴訟中，時隔四年拿到一紙無罪判決，期間企業停滯……員工失業……家族受到牽連……

對一家民營企業和企業家而言，都是重創。

2、招商引資中政府政策銜接問題，遭遇政府違約，如何維權？

政府不依法行政，政府失信導致行政公權力侵害企業和公民產權等問題，其實並不少見。

此前中央深改組在多次會議中，就明確對招商引資相關問題進行了有關規定：

——其中多次強調政府不得以換屆為由違約毀約！

同時今年起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行政協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也提到：

——因政府違約行為造成民企損失的要依法賠償。

人民法院應當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保護產權和企業家合法權益。在此前最高法發布的典型案例中：也有招商引資遭遇政府違約的案例情形。

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此類案件案情通常非常複雜，屬於一些涉及刑民交叉問題的重大疑難複雜案件，比如上面我們談到的兩個案件。

如果簡單分析其中的法律問題，或許不難。但實踐中，難的是證據的整理分析，和證據關係的整理分析，可謂錯綜複雜。

比如上述內蒙企業家王某的案件：辯護律師團隊從接受委託到結案，整整兩年半的代理時間……飛行近百次，案件材料整理近千頁……

案件複雜程度可想而知。

近年來從中央到最高司法機關，都在重視民營企業家平等保護問題。很多人問：企業家犯罪為何要「保護」，法律面前應當人人平等。

其實此類案件就是對這個問題的最好回答。

我們說，創業難，經營好一家企業更是難上加難：難的不僅是經商盈利，難的也是必然要面臨的各種法律風險。

所以，還是那句話，保護民營企業家，不是特殊照顧，而是平等保護。

如果連最基本的平等保護都做不到，那麼今後誰還願意冒如此風險去創業經商呢？

——畢竟，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法治定然不能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