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7日，年關前從上海最後一班駛向臺灣的渡輪啟航，932名乘客登上了這艘船，他們想趕著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飯。
23時45分，這艘船在舟山群島海域與建元輪相撞，沉沒只用了幾分鐘，落水者或凍死或溺斃，超過900人罹難。
這便是震驚中外的「太平輪事件」。我從前寫過，想要了解這一事件的，可戳：一個不做老賴的傻瓜資本家
寫完這篇文章之後，有幸結識了《太平輪一九四九》的作者、臺灣作家張典婉。儘管更多死難者已經永遠沉默於大海，張典婉的努力值得我們所有人滿懷敬意。
每一個名字的背後，也許藏著你想不到的秘密。比如，乘客名單裡，三等艙有一位叫「孫敬」的乘客，很久之後我們才知道，這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柳龍光。
2018年，柳龍光後人來到基隆太平輪紀念碑悼念父親。
photo by 張典婉
柳龍光罹難之時，他的家眷都在臺灣等著他吃團圓飯，妻子腹中懷著他們的孩子，是個男孩，成了遺腹子，連父親的面也沒見上。
消息傳來，這位傷心欲絕的妻子不久做出了一個決定——帶著孩子回大陸。
這是一個頗為冒險的決定，柳龍光曾經在北平淪陷時期擔任華北作家協會幹事長，按照當時的界定算是「文化漢奸」。他的妻子比他名氣更大——
她便是今天故事的女主人公——梅娘。
1948年年末在臺灣的梅娘和她的兩個女兒。右上角被剪掉的是柳龍光。
今天是梅娘去世七周年紀念，2020年是梅娘百歲誕辰（一說梅娘生於1916年，在這裡我們仍舊採取官方說法。）
她和張愛玲同年。
我知道梅娘，源自多年前忽然興起的一陣「南玲北梅」的稱呼。
南玲，指的是張愛玲；北梅，指的是梅娘。
這個說法得到了梅娘本人的直接認可，在《梅娘近作及書簡》中可以看到：
一九四二年末，北平的馬德增書店和上海的宇宙風雜誌聯合籌辦了一項讀者調查「誰是最受歡迎的女作家」。結果，張愛玲和我雙雙名列榜首，從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說。——《北梅說給南玲的話》
但很快便受到了質疑。眾多反對聲中，止庵老師的觀點最為中肯：
1、張愛玲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被推舉為「最受歡迎的女作家」，她甚至連「女作家」都不是，因為後來收入《傳奇》、《流言》的作品，一篇還沒有寫出來。2、《宇宙風》雜誌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參與此項「讀者調查」。該雜誌社最初是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五月遷廣州，一九三九年五月遷香港，一九四四年八月遷桂林，一九四五年六月又遷重慶。這不是淪陷區的雜誌，不會去調查那裡女作家受歡迎的情況。查該刊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所出各期，均無此類內容。《宇宙風》遷穗後，上海「孤島」倒是有份《宇宙風乙刊》，不過一九四一年底就停刊了。 止庵，關於「南玲北梅」
這兩條論據都屬實，1942年的張愛玲確實還沒有成名，她的《沉香屑：第一爐香》是在1943年5月的《紫羅蘭》雜誌上連載的。1942年的梅娘則已經成為華北淪陷區的重要作家之一，她的代表作《蚌》《蟹》《魚》等均已面世，從出道早晚來說，梅娘實際上算是前輩。
但也有贊同這一說法的，論據大多是和他們同時代人在公開場合的發言。比如，柯靈在1997年8月16日為《虹影叢書·民國女作家小說經典》寫的「序」中有這樣一句話：「北平淪陷區，則有著名的梅娘，當時與張愛玲並稱，曾有『南玲北梅』之說。」
梅娘和張愛玲是否有過交往呢？梅娘專門寫了一篇《我與張愛玲》：
「正是那年（指1942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個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賞花遊園會。有人說：張愛玲從上海來了。原本不打算遊園的我，興衝衝地趕了去，為的是一睹這位才女的風採。又是一次難以分說的遺憾：在眾多的仕女之間，千尋萬覓，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張的女士，那人穿著絳紅配有大綠雲頭的清式半長上衣，長發垂肩，被男士們簇擁著，從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來，衣著色彩的眩目，襯得白花極其淡雅。因為在眾人的簇擁之中，我不願插足進去，因此未能搭話。」
（批註：實際上，張愛玲成人之後從未去過北京。）
1943年8月，日本召開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我在寫關露的文章裡講過，名單中有關露也有張愛玲，張愛玲找了理由沒有赴日。獲獎者歸來之後，梅娘的丈夫柳龍光邀請他們到北京座談，關露參加了，甚至還去了梅娘家：
在柳宅你靜靜的聽著別人唱著程腔的玉堂春時，你就想起鎖麟囊來，你說你很喜歡程硯秋的戲。——璇玲，寄關露，中國文學》第五期（1944年5月）
關露做答《覆璇玲》，文中出現了梅娘，是典型的招待周到的主婦：
那時我獨自吃著豌豆黃，喝著頂好的香片茶，無言的望著水裡的荷花。
賣白蘭花的老翁從面前經過，花香撲滿了胸懷。
梅娘送給我們每個人兩朵白蘭花，我們都是一樣的帶在衣襟上，彼此都愉快的笑了！
照片出自謝其章先生，前排左起，章克標、陶亢德、柳雨生、徐白林。後排左起，陳綿、關露、蔡培、沈啟無、周越然、柳龍光、陳廖士、張我軍、（隔一人）謝希平、（隔一人）魯風。
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同樣邀請了張愛玲、蘇青和關露。1944年10月8日的《申報》有一則《文學者大會滬代表決定》：
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籌備會，七日舉行五次會議，由龔持平主席，上海出席代表為周越然、張資平、陶晶蓀、傅彥長、包天笑、張若谷、潘予且、楊光政、顧鳳城、文載道、吳江楓、路易士、張愛玲、馮和儀、關露等十五人。
馮和儀就是蘇青。這一次張愛玲仍舊沒有參加，但梅娘作為華北地區代表參加了，當時候選作品是譚維翰的《海市吟》、丘石木的《網》、馬驪的《太平願》和梅娘的《蟹》,梅娘獲獎。
由此可見，梅娘和張愛玲是數次擦肩而過的。
不管如何，「南玲北梅」就這樣叫起來了，我開始準備這篇稿子的時候，曾經和藏書友借了南京檔案館的《審訊汪偽漢奸筆錄》，其中有周作人回應給梅娘的童話寫序一事，書友對梅娘的第一反應是，知道知道，「南玲北梅」嘛！
可惜的是，豆瓣的梅娘圖片仍舊是關露。
這個春天，在讀完了梅娘的作品集之後，我卻深深為這個「南玲北梅」的稱謂而感到遺憾。這不僅僅是因為梅娘自己也曾說「我不喜歡利用『南玲北梅』這種商業意義的炒作來借張揚梅。」（《致劉潔信二通》），更因為——
她完全不需要蹭張愛玲的熱度，僅憑她的人生，就足夠在歷史上有屬於自己的地位。
梅娘當然是筆名，她的原名是孫嘉瑞。
我一直猜想這個名字的由來，也許她愛梅花？也許是聽了《梅娘曲》？結果卻那麼直接——
梅娘，是「沒娘」的諧音。
梅娘出生在海參崴，從沒見過自己的生母。那個女子生下梅娘之後便被太太趕出了家門。很久之後，梅娘在父親的軟榻下面找到一些俄文紙條，是父親和生母的甜蜜記錄。
梅娘的父親孫志遠從小工能夠成為長春著名的企業家，他的成功離不開與中華民國駐長春鎮守使女兒的婚姻，也因為此，父親默認了正房太太趕走梅娘生母的舉動。父親愛梅娘，為其延請了教讀經寫字的清拔貢秀才、教數學的老教員和教英文的沙俄老太太。
梅娘從小所生活的長春，在1932年就已經成為偽滿洲國的「首都」，可以說，梅娘的整個少女成長期，所接受的都是偽滿洲國的教育。15歲，父親去世，梅娘高中畢業之後，因為無法兌換國民政府的貨幣前往北京等關內高校，最終選擇了赴日留學。
也是在日本，她認識了丈夫柳龍光。
柳龍光，1911年10月26日生於北京。父親柳惠生是吃皇糧的滿清皇族，祖輩有過四品帶刀護衛，宅院位居古都城西的按院胡同。「滿洲國」成立的次年1933年，柳惠生到長春在「滿洲國」謀了個職位，但似乎生活頗不如意，很快又回到了北京。柳龍光學習非常刻苦，先考入北京輔仁大學理學院，後又赴日本，先後就讀於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和日本東京專修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後到長春《大同報》報社任職。
因為養母已經給梅娘選定了親事，她和柳龍光的愛情被家庭阻撓。為了和柳龍光結婚，她沒有拿一分錢嫁妝。
1941年，柳龍光夫婦從日本回國，定居北京。1942年9月，華北作家協會成立，柳龍光擔任幹事長，從此成為華北作家協會舞臺上絕對的主角。
對於這一段歷史，梅娘總是三緘其口。1996年4月6日，《淪陷區文學八年》暨華北淪陷區文學座談會上，梅娘情緒有些激動地說：「過去我們評價歷史習慣於不是黑就是白，缺少中間色，這實際上是對歷史的褻瀆。抗戰期間，中國有一半的國土淪喪，我生活的地方，它就淪喪了，個人無法選擇。怎麼能說生活在淪陷區的作家就一概是漢奸文人呢？怎麼能對他們的作品統統不予理睬，不予承認呢？」
是的，無論是蘇青、張愛玲還是梅娘，他們都是「淪陷區」的「在場」者，這一身份無論從哪種語境來看，本身就是一種不幸。
由於丈夫的關係，梅娘則在戰後受到雙重的清算。
1946年，周作人漢奸案在南京審判期間，一位楊姓北京市民給首都高等法院郵去梅娘所寫的《青姑娘的夢》童話書，控告周作人奴化兒童。當法官出示這本書時，周作人是這樣回答的：
而實際上，梅娘當時在淪陷區所做的工作，無非是寫作和翻譯。她能如何與日本人勾結？反而是後一句話「反對我的思想」露出玄機，周作人真正想要批判的，應當是梅娘的丈夫柳龍光。
日偽文藝界以片岡鐵兵、林房雄、柳龍光為號召，在大東亞文學家大會中，日本代表片岡鐵兵公然主張掃蕩華北老作家，認為周氏思想落後、行動過於消極、未與彼輩少年作家同流合汙，目之為殘餘敵人之一。——徐祖正等：《周作人服務偽組織之經過》1946年6月28日
柳龍光由於時任北京市長熊斌的幫助，提前得到了文化漢奸的名單，隨後帶著妻女逃離，梅娘研究者陳言在《太平輪上的柳龍光》裡披露了柳龍光的逃跑路線：
他們乘火車到天津塘沽，再坐船到營口，然後坐膠皮軲轆的馬拉車到瀋陽，最後轉乘火車輾轉到梅娘的老家四平。從營口到四平，一路都是共產黨設立的關卡，梅娘同父異母的二哥拿著東昌實業公司的介紹信去營口迎接他們。到了四平，梅娘的家人通過關係給柳龍光報了戶口，改名「孫敬之」。在四平滯留一年多，然後到了上海，又搖身變為「孫敬」。
如果只用一種視角來評價柳龍光，那他被視為文化漢奸是毫不冤枉的。不過，我們不應該忽視他曾經保護東北反日作家袁犀，他曾經在日本各地採購磺胺製劑送往國內抗日戰場。一個人，終究是複雜的，一棍子打倒，用單一標準評價，難免失衡。
柳龍光和梅娘
大到國家興廢，小到個人得失，所有的身後事都不得不由後人評說，太平輪裡的孫敬永遠回不來了，那一年，梅娘才29歲。
在她決定回到北京的那一刻開始，有更多苦難在等著她。
梅娘晚年對柳龍光進行了回憶，據說，這個口述史做的極其艱難。
但梅娘講述的柳龍光有一種蒼白的「偉光正」，比如，她說柳在太平輪遇難之前，已經是中共地下黨員，當時正在根據中共北方局城工部負責人劉仁的秘密指令，爭取國民黨蒙疆軍總參謀長烏古庭率部起義。劉仁在1973年受迫害去世，這段話是九十年代才說的，我們已經無法印證。
也因為此，梅娘口述史遭到了一些學者前輩的質疑。
即使是虛構杜撰的，我也完全理解梅娘。如果你也如她一樣，在回到北京之後吃了那麼多的苦，也許你也會迴避，也會重新構建一個故事。
作為一個家庭婦女，如何養活孩子們？
一開始，由於唐大郎的幫助，梅娘得以在《新民報》和香港《大公報》上寫稿，以稿費養家。當然是化名。很快，她在1955年「肅反」被定為 「重點審査對象」 ，1957年被打成右派，並按右派的一級條款處理進了勞教所。
她所念念不忘的，卻只有一個：活下去。
她去建築工地，像男人那樣搬磚挑土和泥，為的是一天掙九角錢。
她買不起煤，生不起火爐，左鄰右舍做飯時替她蒸幾個窩頭對付著，二十年來，一直沒有爐子，沒有煤。她把別家搬完煤的煤灰掃起來，合水撮成小球，當煤球燒。
冬天，她一個人去扛冰凍的冬儲大白菜，一百多斤「壓在背上，沉得直不起腰，冰得背生疼」。
她去人家家裡做老媽子，做傭人，在那時，真正是《鎖麟囊》裡的薛湘靈，一霎時把七情俱已昧盡。
每天不知道什麼時候，便會來人審查，審查這個人和她的關係，審查那個人和她丈夫的關係。審查到最後，都是一句：「你要老實交代」。但她心裡惦記的，仍舊是趕緊賺錢。我讀她的這篇《往事》，幾乎要哭出來：
梅娘的小女兒柳蔭13歲時因腦膜炎去世，兒子又得了肝炎，梅娘為了籌錢四處告借，最後由街道擔保，才送進了醫院。最終，兒子因醫治遲誤死去，年僅23歲。兒子去世之後，梅娘堅持從每月繡活掙來的十幾元錢中抽出十元還給醫院，斷斷續續還了四年，醫院不忍，把剩下的欠款一筆勾銷。
她有一種難以想像的堅強和樂觀，一如無論多麼困難，她都把自己拾掇的乾乾淨淨，亮亮堂堂的，用她自己的話說，要做一個「標誌的小寡婦」。
蒙難時，不願痛哭，為的是激勵自己，以渡難關；昭雪時，不願痛哭，慶幸那得來不易的苟安；孤獨時，更不願痛哭，為的是製造一種假相，似乎一切心滿意足——梅娘
她的繡工好，勞教所的朋友惠沛林說，梅娘繡一疊枕套才三毛錢，自己的女兒拉練需要五毛錢，梅娘二話不說給了孩子五毛錢。
梅娘和三個孩子
為數不多的朋友，居然是東四派出所政治學習班的「同學」遇崇基。遇崇基得到陳毅批准，翻譯了一本日本圍棋著作，得了稿費買了米，就讓兒子送一小包給梅娘，雖然很少很少，但梅娘懂得感激。
她也是發自真心喜歡遇崇基的兒子，常常給他講詩詞。1965年底，姚文元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遇家年輕人寫了批駁的長文，想找梅娘做推薦。梅娘看了看文章，說：
「我可以推薦，但發表之後也許會很危險。」
最終，拗不過年輕人，梅娘把這篇長文介紹給《文匯報》，發表的題目是《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文章中說：「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於思想界中的機械唯物論的傾向。我覺得和這種傾向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不久，梅娘在居委會門洞旁的牛奶箱裡看到了這年輕人寫的另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對於曾經歷過文革的人來說都如雷貫耳——
遇羅克，因為這篇《出身論》於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宣判死刑並執行槍決。
遇羅克生前最後一張照片
1952年6月6日，梅娘在《亦報》上連載了小說《母女倆》，這是一部配合宣傳「三反五反」的小說，進步女兒帶動落後母親，這顯然有自己和女兒柳青的影子。在文章的最後，她這樣說：
媽媽現在最愛的就是你，你是我全部的安慰和希望，如果我永遠停留在現在的階段裡，不前進，不拋掉思想中這些舊意識，你會逐漸離開我，甚至我有一天成為你前進的障礙，像你爸爸的情形一樣。
一語成讖，文革中，因為梅娘的身份，柳青不得不和母親劃清界限，斷絕來往。後來，她多次撰文懺悔自己的這個舉動：「黨可以不了解我媽媽，社會可以不了解我媽媽，我不可以說不了解我媽媽。」
但在那樣的歲月裡，難道只有一個柳青嗎？被劃清界限的，難道僅僅一個梅娘嗎？
上世紀九十年代，梅娘被重新挖掘出來，我似乎也是在那個時期讀了一點梅娘的《蟹》，覺得有些說不出的怪，後來才知道，《蟹》和很多其他小說都被她不同程度地改寫，文本更多地加入抗日反戰主題和民族意識，這就造成了一種內容的錯位。
今年重新回看的是原版，反而更加真情實感。那個時代的梅娘，可以說是新時代女性的指明燈吧。
本世紀初，邢小群老師曾經在一次採訪中問了梅娘「淪陷區創作」問題，她的回答頗為尖銳，但說的，也都是大實話：
你這樣提問題，是用後來的字面知識來套指那段歷史時期。那時我們只是二十幾歲普通的青年學生，對社會、政治懂得很少，想得十分簡單……依我們那時的認識，還認為文學不是政治，文學就是說人間事……生活是複雜的，歷史也是複雜的，是由各種具體的存在組成的。那個時候怎麼會有在淪陷區就怎麼怎麼樣，到大後方就怎麼怎麼樣，到解放區又怎麼怎麼樣這種想法？這些政治意識都是以後強加給老百姓的。當時要知道後來是這樣看問題，我們也不會有那種選擇。
人間的事哪能這麼簡單的評判！
1972年底，史鐵生受傷回京養病，雙腿癱瘓的他萬念俱灰，同學跟他講起孫姨，一個特棒的老太太，1957年的右派。女兒在外地，兒子病在床上好幾年，她只能在外面偷偷找活兒幹，養這個家還得給兒子治病：「那老太太比你可難多了。」
在知道孫姨就是梅娘之後，史鐵生感慨道：「我們這般年紀的人，那時對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無所知。歷史常就是這樣被割斷著、湮滅著。梅娘好像從不存在。一個人，生命中最美麗的時光竟似消散得無影無蹤。一個人豐饒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無聲無息。」
梅娘和女兒柳青
今天是梅娘七周年忌日，今年是梅娘百歲誕辰。當我們在紀念梅娘的時候，我們在紀念什麼呢？
梅娘的一生是悲苦的，一出生就沒了母親，十五歲失去父親，二十九歲丈夫去世，子女們夭折，更不用說幾十年的審查勞教和右派帽子……這些苦難，在常人看來簡直不可承受，可她卻依舊微笑著面對，不輕易流露悲戚，不隨便展示痛苦，她就這樣堅強的活著，執著於困苦中得到的點滴安慰，回味寒夜裡些許溫暖，從而反饋到她的文字上，她永遠都在傳達生命的美麗與尊嚴。
我永遠記得她的那句話：「生命必然七災八難，韌才能支撐人類到達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