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也是臺灣光復75周年。10月25日，「金甌無缺———紀念臺灣光復75周年主題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
在主題展上，「復疆」二字格外醒目。這裡展出的是在臺籍抗日將領李友邦的領導下，臺灣義勇隊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與大陸同胞一起奮勇抗敵、攜手並肩的光輝事跡。
五老峰山麓摩崖上的「復疆」石刻
本文講的就是李友邦和臺灣義勇隊的故事。
襲擊日警派出所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祖籍福建同安縣兌山村（現屬廈門市集美區），1906年4月出生於臺灣臺北蘆洲鄉，為蘆洲鄉望族子弟。7歲那年，李友邦進入公學校就讀。
有一天，他和日本同學發生口角，對方罵他是「清國奴」，他大怒道：「如果這時是在中國，你跟我就不是這樣！」這時一個日籍教師從旁邊經過，立刻走過來，不由分說朝李友邦臉頰上摑了個大巴掌，喝令道：「住嘴，以後不許再這樣說！」悲憤的情緒，在他的血液裡奔騰。這一巴掌在李友邦幼小的心靈裡，留下了深刻的烙痕，直至近40歲時，他還在《臺灣革命運動》一書中提及這段童年記憶：「這是我所以終身從事臺灣革命事業的一個細因，今日回憶，往事歷歷，猶在目前。」
1918年，李友邦進入臺北師範學校就讀。1921年10月17日，林獻堂、蔣渭水、吳海水等發起成立「臺灣文化協會」，李友邦因不滿日本「皇民化」運動，成為臺灣文化協會骨幹。1924年4月，他與後來成為臺灣共產黨領導人的林木順等人夜襲臺北長沙（今新起街）派出所，這就是當時頗為轟動的「新起街派出所事件」，事後他被校方開除。
為逃避殖民當局的逮捕，他與林木順等人連夜逃離臺灣，渡海前往上海。在這次航程中，李友邦和林木順等人結識了後來成為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首任主席的謝雪紅。
他們抵達上海後，曾同住虹口四川北路一裡弄，一起參加旅滬臺灣人在上海務本英文專門學校舉行的反對「始政紀念日」活動，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並相互鼓勵，產生為革命而學習的思想。
隨後，根據謝雪紅等人的建議，李友邦南下廣州。
臺籍抗日將領、臺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
進黃埔軍校
在廣州，李友邦於1924年6月進入廣東警衛軍講武堂，同年11月轉入黃埔軍校第二期。當時的李友邦只會閩南語和日語，語言成了他學習上的最大障礙。據他的夫人嚴秀峰迴憶，有一次，孫中山在黃埔軍校演講，軍校師生一起聆聽。可是半途中，李友邦卻打起瞌睡來。軍校值星教官趕緊前去他座位處捏他的大腿，這一幕被孫中山發現。
事後，孫中山把他叫到面前，但李友邦依舊一臉茫然神色，渾然不知慚愧。值星教官趕緊趨前道：「這是從臺灣來就學的革命青年，就學不久，您說的粵語和國語他聽不懂，只會日語和閩南語。」這時孫中山才改以日語與他交談，雙方溝通無礙。
鑑於李友邦的語言問題和革命熱情，孫中山要他每周一次到廖仲愷家中學習國語，探討革命形勢。廖仲愷家中收藏有大量社會上難得一見的世界名著。李友邦置身於這樣的氛圍中，他像不知疲倦的蜜蜂，盡力採擷著書本中的養料，使他迅速地從一個質樸的熱血青年而成長為有著相當程度的革命思想修養的革命青年。這不同尋常的學習經歷，無疑對他後來的道路選擇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就這樣，李友邦不僅從孫中山和廖仲愷那裡學習了國語，還使他從此拋棄了狹隘的地域觀念，堅定地走上了中國國民革命的道路。李友邦曾道：「臺灣民族革命的推動工作，再也不能一刻延緩了。」1924年，在孫中山的支持下，李友邦在廣州成立「臺灣獨立革命黨」，自任該黨主席。該黨的宗旨為：為團結臺灣各族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的一切勢力，使臺灣脫離日本的統治，而返回祖國。1939年2月，李友邦發表了題為《臺灣要獨立，也要返歸中國》一文，對該黨的宗旨作了更加明確的闡述。
主持臺灣地區工委會
1924年年底，李友邦奉孫中山之命，攜款北上，支援國民革命。1925年9月6日，李友邦從黃埔軍校畢業後，被派去主持由國民黨兩廣省工作委員會領導的「臺灣地區工委會」。當時這個委員會的委員有林文騰、謝文達、楊春松、陳神童等人。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派人回臺灣宣傳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祖國革命的大好形勢，激勵臺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志，並動員臺灣革命青年回到廣州來學習。
為此，李友邦於1926年經日本回到臺灣。在臺灣前輩蔣渭水、連溫卿、王敏川、趙港等人的幫助下，為臺灣區工委會募集了活動資金，動員了包括王萬得、楊春木、張士德和李友嘉在內的一批革命青年回到大陸參加革命工作。後來成為臺盟華東總支部主委的李偉光回憶，他曾去臺北與李友邦見過面。李友邦向他介紹了大陸情況，希望他能夠組織臺灣同胞，建立秘密的革命組織進行抗日愛國活動，這使李偉光受到很大的啟發。在主持臺灣地區工委會期間，李友邦往返於臺灣、東京、上海、杭州、廣州等地，全力推動臺灣同胞的抗日運動，在臺灣青年中具有較強的號召力和影響力。
1927年，李友邦參與組建廣東革命青年團，張深切任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宣傳部部長，李友邦為宣傳部部員。1927年4月1日，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出版機關刊物《臺灣先鋒》。1927年6月，廣東當局以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系左傾團體為由，強迫該團體解散。李友邦因蔣介石「清黨」而離開廣州。
《臺灣先鋒》
醞釀組織以臺胞為主體的抗日團體
離開廣州後，李友邦潛赴杭州進行革命活動，1932年初遭到國民黨當局逮捕，關進浙江陸軍監獄。儘管當局在李友邦身上並沒查獲任何證據加以定罪，但仍然沒有放過他，於1934年9月20日被押解到浙江反省院，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前才被釋放。
1937年7月，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上海、杭州相繼淪陷，大批進步人士和愛國青年紛紛雲集浙江金華、麗水等地，李友邦也在這個時候來到了這裡。他總結了臺胞抗日鬥爭的經驗教訓，認為：「欲救臺灣，必先救祖國，欲致力於臺灣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於中國抗戰的勝利。」1938年夏，李友邦在麗水見到了多年未見的獄中難友駱耕漠（中共黨員）。據駱耕漠回憶：「我告訴他，我和一些進步人士在麗水搞『回鄉服務團』和抗日救亡運動。他聽了面帶喜色，當即表示當此民族危亡之際，應為抗戰救國而貢獻力量。他說，閩北崇安縣有不少從臺灣被迫流亡回祖籍的臺胞，其中有志士仁人，或可動員組織。」駱耕漠當即向浙江省委統戰工作委員會報告商議，決定協助李友邦先到崇安去了解一下具體情況，試圖開闢一個抗日救亡的新陣地。浙江省統委指示駱耕漠和張一之（中共黨員、後化名張畢來）協助李友邦籌建臺灣義勇隊。在籌建義勇隊的過程中，李友邦也得到了國民黨浙、閩兩省政府的支持。
籌組臺灣義勇隊的工作從何著手呢？張一之回憶：「這個工作，要向臺灣島上和海外的臺灣革命人士號召，頂好有一個臺灣同胞自己的組織出面推行。」於是，李友邦決定恢復大革命時期他在廣州和一部分臺灣革命青年組織的「臺灣獨立革命黨」，他以「臺灣獨立革命黨主席」的名義進行活動，動員臺胞參加臺灣義勇隊。張一之則以「臺灣獨立革命黨總部秘書」的名義，協助李友邦共同工作。
當時在大陸的臺灣同胞主要散居於閩浙粵三省，而以福建省最多。據戰前統計，福建的廈門、福州、晉江三處就約有萬人。於是李友邦、張一之決定動員工作從福建開始。
1938年11月,李友邦、張一之先到閩北崇安縣。到那裡他們了解到有一批臺灣人多半是醫生，受日本政府的迫害，從臺灣來到大陸，抗戰開始後，當地政府把他們當作日本人的特務懷疑，但又毫無根據，不便抓，不便殺，就強迫他們離開沿海地區，遷往閩北崇安勞動，成立「臺民墾殖所」和「臺童教養所」，拉家帶口，共有400餘人。他們寫了一封長信給李友邦，表示「吾輩多善操日語，能日文，願做軍隊中之政治工作，如對敵宣傳等」「願組織臺胞醫療隊，在後方做傷病兵民之醫療工作」。李友邦組織崇安臺胞參加抗戰的舉動，得到國民政府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和國民黨省黨部負責人陳肇英的積極支持。陳儀當即表示對臺灣義勇隊提供各種經費補助、各種政策便利。
成立初期的臺灣少年團
成立臺灣義勇隊和臺灣少年團
1939年1月，李友邦從崇安帶回第一批臺胞30餘人，其中包括6名兒童。2月22日，臺灣義勇隊和臺灣少年團在東南抗日前哨的浙江省金華縣城內酒坊巷18號（今酒坊巷84號）宣告成立，李友邦任臺灣義勇隊隊長和少年團團長，張一之任秘書。張一之還為臺灣義勇隊和臺灣少年團譜寫了隊歌和團歌，著名音樂家賀綠汀和臺灣義勇隊籌備委員牛光祖分別為隊歌、團歌譜曲。隊員臂章上都刻有「復疆」二字，表達了戰時臺灣同胞渴望抗戰勝利、兩岸統一的心情。
李友邦在成立大會上宣布：臺灣義勇隊、臺灣少年團正式成立了，愛國臺胞要舉起抗日、愛國的大旗，積極投入到抗日戰爭中去，為「保衛祖國、收復臺灣」奮鬥到底！
臺灣義勇隊在抗戰時期的工作主要有四項：
（一）對敵政治工作。所謂對敵政治工作，就是派隊員到各抗戰部隊去幫助部隊翻譯敵軍文件，審訊俘虜，收聽敵軍廣播，分析問題，調查敵佔區經濟政治情況，幫助士兵學習日語喊話等。
（二）醫療救助工作。臺灣義勇隊中醫生人數較多，有經驗醫生有38位，所以李友邦把醫療服務視為義勇隊的工作重點。最初，因器材與物資缺乏，只能組成醫療巡迴隊，到農村就地免費治病。後來在金華開設第一家臺灣醫院，隨著臺灣義勇隊的不斷壯大，後來又在浙江衢州、浙江蘭溪、福建建陽相繼成立三家醫院。軍人、出徵人員家屬及貧苦民眾就醫，一律免費，義勇隊的醫生被戰士和鄉親們親切地稱為「臺灣醫生」。
（三）生產報國工作。臺灣義勇隊協助浙江省政府恢復和設立樟腦製造廠和藥品生產，樟腦廠在麗水設總廠，在麗水碧湖、松陽等地設分廠，生產出的樟腦油主要用於交通運輸。另外還在金華等地協助建立藥品生產合作社，生產麻拉利亞藥水、瘧疾丸、胃散等戰場急需藥品，他們生產的藥品多數直接送往抗日前線。
（四）巡迴宣傳工作。臺灣少年團是抗戰時期全國最著名的兒童團體之一，他們經常到前線及東南省份去巡迴表演，用話劇、歌舞等方式激發前線將士們的士氣與後方民眾抗戰的熱情。李友邦在《為什麼組織臺灣少年團》一文中這樣闡述組織臺灣少年團的原因：少年和兒童是國家民族的幼苗，是臺灣革命的繼承者和新臺灣的建設者，是適應留居祖國的臺灣少年的要求而組織起來的。
當時，這群孩子中年齡最大的15歲，最小的不到9歲，他們雖然是小小年紀，但卻有崇高的愛國熱情。參加臺灣少年團的高仲明回憶：「有演出的時候，我們就打著團旗，一路唱歌步行到目的地。除了跳舞、說快板、唱歌，我們也講臺灣同胞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悲慘遭遇，讓大陸同胞知道不只是他們在受日本侵略者迫害。每到一個地方，老百姓都把門板卸下來給我們搭舞臺，演出用的燈也是當地提供的。我們到每個地方還要刷標語，標語很多，但總是有一個響亮的標語，那就是『保衛祖國，收復臺灣』。」
在東南戰場上活躍的這支特殊的抗日隊伍，他們英勇頑強，不怕艱難困苦，搜集情報，作反戰宣傳，戰場救護，有的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臺灣義勇隊在金華的三年裡，積極投入抗日救國活動，在浙江的抗戰史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臺灣同胞堅決抗戰的英勇行為和愛國主義精神，受到大陸各界的讚揚和支持。郭沫若在臺灣義勇隊出版的《臺灣先鋒》題詞：「發揚民族精神，爭取自由平等。」中共地下黨員朱楓烈士生前曾熱情幫助過李友邦籌建臺灣義勇隊。她曾在家鄉組織抗日宣傳隊、醫療救護隊，後到金華，向臺灣義勇隊捐資800元，並讓剛滿10歲的女兒朱倬（朱曉楓）參加臺灣少年團。
1942年5月浙贛戰役爆發，臺灣義勇隊堅持到最後時刻才奉命撤離金華，經江山，翻仙霞嶺，再經福建蒲城、建陽、南平、永安，於10月中旬抵達龍巖。臺灣義勇隊移駐龍巖後，隊員人數也有較大發展。1943年，臺灣義勇隊正式隸屬於國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擴大編制為臺灣義勇總隊，總隊下設4個支隊，人員增加到165人，工作層面遍及前方、後方、敵後、淪陷區（臺灣）四大領域，到1945年離開龍巖時擴大到381人。
臺灣義勇隊在軍事上有過3次壯舉。1942年6月17日，臺灣義勇隊在廈門對日軍總部興亞院發動武裝突擊。6月30日，在廈門虎頭山炸毀了日軍的海軍油庫。7月1日，在廈門日偽政府成立3周年的慶祝會場上，爆炸了數十枚手榴彈，當場炸死日偽軍數十人，極大鼓舞了臺灣義勇隊的士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臺灣光復，李友邦十分振奮。他對臺灣青年們說：「我們為了不當日本順民而在大陸度過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飽嘗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倖存下來，今天我們可以作為一個愛國的臺灣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鄉去見父老兄弟了。」
回臺灣前夕，李友邦於南普陀寺院後山的五老峰山麓摩崖上，寫下「復疆」兩個遒勁大字，以表達他帶領臺灣義勇隊全隊戰士收復疆土臺灣的決心（如今這方石刻保存完好，尤為引人注目）。9月3日，李友邦即派臺灣義勇隊總隊副隊長張克敏（又名張士德），隨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乘專機赴臺在臺北升起臺灣光復後的第一面國旗。11月，李友邦率臺灣義勇隊返回臺灣，被任命為國民黨三青團臺灣分團主任。李友邦和臺灣義勇隊受到臺灣同胞的熱烈歡迎和擁戴。臺灣義勇總隊為維護戰後臺灣的秩序、保護物資和臺灣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等作出了貢獻。1946年2月，臺灣義勇總隊被解散。
1947年，李友邦因「二·二八」事件被捕，蔣經國查明真相後將他於1947年6月23日釋放。1949年任臺灣省黨部副主委、臺灣省政府委員。1950年2月，李友邦夫人嚴秀峰以「參加中共組織」的罪名被捕，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1951年11月，李友邦以「通共」罪名被逮捕，1952年4月21日在臺北馬場町刑場被處決，年僅46歲。
硝煙雖已散去，但歷史應當始終銘記。
（本文作者單位：臺盟中央宣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