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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是一個對內地學生和家長耳熟能詳卻又頗為陌生的詞語。在香港，有一所大學已經實行書院制近半個世紀，且目前仍然是香港惟一實行書院制的大學，這所大學就是香港中文大學。1963年，香港政府根據第一個《富爾敦報告書》的建議，將3所私立文理書院―――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及聯合書院合併組成香港中文大學,之後又成立了逸夫、晨興等多個書院，以高錕、楊振寧、詹姆斯·莫理斯、羅伯特·蒙代爾為代表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都在這裡弘文勵教。經過五十餘年的發展，學校秉承「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的優良傳統，以培育既具專精知識又有處世智慧的人才為使命，漸漸成長為亞洲實力超強的大學。
以下是新華教育對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徐揚生院士的採訪，並做了適當的刪減編輯。
記者：徐校長，您好，能否請您為我們簡要介紹一下香港中文大學的歷史?
徐揚生：去年，是香港中文大學50周年校慶，我們一直被評為全世界建校歷史在50年以下的新大學裡面全世界的第一名或者是最前面的幾名，這說明香港中文大學的發展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這個學校大概有幾個特色：一是，這所學校的中國文化根基非常深厚，當時在中國比較有名的學者參加了創辦這所學校。二是，它是一所把中國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緊密融合的學校，所以這也是它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色。三是，這所學校的國際性很強，如果你到中大來過你就知道，我們對學生國際化的訓練是非常的好。所以我覺得它是一所開放型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融合的學校。
記者：那您能系統地給我們介紹一下學校的特色之一的通識教育是指什麼？它包括什麼？
徐揚生：我們認為培養學生的目的不僅僅是培養一個專家，我們更需要培養的是在社會上有用之才，所以社會有用的人才除了專門知識以外還有其他方面的東西，比如他獨立思辨的能力，比如說他對追求真理、正義的獻身精神，比如與人相處的能力如何，比如是否具有欣賞美的能力等等？我們認為這些是作為一個社會的人應該具備的，而這些東西很多時候被我們忽略了。我們認為這些方面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在培養方案中都會體現。我們有很多的措施，一個很重要的措施是書院制的培養，另外一個重要的培養方法就是通識教育，所以通識教育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我本身是理工出身的，我認為學習文科的知識，社會科學的理念對我的影響很大，對我的為人處世的影響也很大。所以我們堅持讓學生在通識教育的學習中從經典原著讀起，通過讀原著對學者的觀點有所認識、判斷。
記者：如何做一個有創新能力的人？
徐揚生：有創新能力的人就是有觀點、有態度、有獨立思辨能力的人。我們要培養一個領導者、領袖人物、leader，而不是good follower。我們要培養一個自己有獨立創新能力的人，那這樣的話他需要有獨立思辨的能力，所以這個獨立思辨的能力實際上是很重要的，尤其作為一個學生。因此，我們的書院制、通識教育都為學生的思辨能力培養創造了空間。通識教育中有很多討論課，目的就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辨的能力，教會學生不能太自私，不能光是想著自己，你要想到你的族群，你要想到你的環境，你要想到你的行為所產生的社會效應。
記者：您剛才在講通識教育，在講書院制，我也想請您詳細介紹一下書院制，香港中文大學的書院制是什麼樣的？
徐揚生：我們的學生一進校的時候就給他分配一個學院，一個書院。學院是根據他的專業興趣劃分的。書院負責學生對的生活和活動。所以學生們常說他們有一個爸爸是學院，有一個媽媽是書院。我們培養學生是德、智、體、群、美全面發展。智的這個方面基本上是學院負責，但是其他的四個方面是書院負責，包括跟國際的交流或者社會實踐等等。比如說你在宿舍裡面可能會有三個同學，一個來自文學院一年級、一個來自於醫學院三年級、一個來自於工學院四年級。每個書院都有自己的文化，它實際上是一個小的社會。書院裡面的老師、同學都像一家人。
記者：在這裡我們就引發下一個問題，就是您覺得像咱們學校和內地現在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他們之間的區別是什麼？
徐揚生：一方面，我們希望培養出的學生更懂得一點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方法，因為我們人與人之間相處好了，這個社會就和諧了。第二方面，我們希望學生有更多的獨立思辨的能力，要有更多的一些創新精神。第三個也是很重要的，我希望我們的學生有一種追求真理、正義的精神，我覺得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所需要具備的很重要的東西。我老跟學生講，工人、農民，他們多麼辛苦（我自己是做過農民的），日曬雨淋，最熱的時候田裡面還最需要人去做事情。知識分子嘛，工作生活條件要好的多。社會是要你做跟工人農民不一樣的事情，更多的創造性的東西，更多的作為社會脊梁的東西。你應該保護那些弱勢群體，你應該多一點追求真理的理念。科學最需要的是探索真理的精神。再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學校在人才培養方面很缺乏的一件事情就是對美的欣賞。在我讀小學的時候，圖畫、音樂是很重視的。我覺得一個人如果沒有這些東西陶冶的話，一個人是很機械，是很不完整的。
除了對美的欣賞，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想像力。目前，理工科的人的想像力越來越少，這不利於科學研究的開展，所以這個方面我覺得我們會更加注重。
記者：您希望把學生培養成什麼樣？
徐揚生：我們希望培養的學生一方面在自己的專業上有所造就，但同時對社會是有責任感的。因為你對社會、對家庭有責任感，對國家有責任感，才會是一個完整的、和諧的人。我覺得一個人如果一輩子都想著自己，可能也是很悶的。一個人的胸懷、胸襟是很重要的，胸襟有多大你就會走多遠。
記者：那您覺得咱們研究型的大學和重視教學會不會衝突？
徐揚生：很多國內大學的校長和老師都問到過這個問題，其實研究型大學是很少的，美國有4000多所大學，研究型大學大概有100所左右，所以研究型大學的話，我覺得大概也就是應該是佔所有大學裡面的3%左右這樣的學校是研究型大學。那麼研究型大學是不是教學就不重視了呢？我覺得這是完全不對的，大學最基本的東西就是教學，教學最基本的東西就是本科生教學，如果忽略了本科生教學的話，我覺得是大學最不應該的。
現在有的大學比較重視學校有幾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科研經費有多少，院士有多少，我覺得這些東西跟本科生教學關係不大，本科生教學是不能含糊的。比如說我早年在的卡耐基梅隆大學，卡耐基梅隆大學是一所很好的研究型大學，但是對本科生教育也非常重視，本科生也從一開始就參與研究型的項目。研究和教學是互補的，如果一個老師不讓他教學，只做科研，這實際也是件悲哀的事情。
在國內的有些大學裡，上課的老師被認為是水平一般的老師，一流的老師不上課，都去忙科研了。這個現象我覺得也是不合理的，這不僅對老師不合理，對學生也不合理。在香港中文大學也好，國外知名大學也好，一流的老師都是要上課的，都要給本科生上課的。所以我覺得教學和研究是不應該脫離的，應該是一個混合體。
記者：其實我們也挺關心一個問題的，就是因為您早先是在浙大讀書，後來又到卡耐基梅隆大學，我們知道您也是跨文化學習來的，那麼我們就想知道，您覺得這種跨文化的學習對您個人有哪些幫助？
徐揚生：跨文化、跨學科其實是對青年學生培養的一個非常好的途徑。我從浙大畢業到賓夕法尼亞大學讀書，後來到卡耐基梅隆大學工作，後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整個過程中，都是轉了很多的文化背景在裡面，我覺得對我來說提高很大。因為每個學校、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條件、不同的重視的東西，就像一個家庭，比如說，有一個孩子，他在你們家生活了一下，他學到了一種艱苦樸素的作風，這很好啊。他到第二個人家去，他跟他的爸爸媽媽比如走了世界很多地方，他跟他們學到了很多比較自由開放的性格，這也很好。我覺得在西方的文化裡面，比較重視一個人的本身的價值，比較重視獨立思辨能力，比較重視直觀思維的培養；東方教育比較重視紮實的基礎理論，思維的邏輯能力。
記者：您認為學校的培養目標是培養專家嗎？
徐揚生：我覺得我們不是僅僅為了培養專家。專業知識也是需要的，專家也是需要的，我們首先是要培養對社會、對國家能做一點貢獻的，有一點責任感的，有一點全球胸襟的，有一點國際視野的人才，我覺得這樣的人才可才是目前我們國家更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