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有國內名人在公開場合說英語，網上就不乏吐槽嘲笑的聲音，奶茶、王源、雷軍、胡鞍鋼等無一倖免。如果單是從語言質量的角度，特別是按照英美母語人士的標準，的確可以從語音、流利、詞彙、語法等各方面挑刺兒。雷軍、胡鞍鋼是說得不怎麼樣，但奶茶的致辭相當不錯嘛，王源在聯合國的演說雖然是念報告但也字正腔圓。吐槽的言論就是中國人說英語面臨的典型輿論環境：沒有人關注他們究竟用英語講了些什麼，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個人的語言表達能力上。
伍教練找回雷軍的2015印度小米發布會視頻（不是配樂惡搞視頻）看了，他說的重點很清晰：
We will give everyone a free Mi-band!
這句話語法正確，言之有物，贏得了臺下滿堂喝彩。在印度智慧型手機市場，小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據數據調研機構IDC在2018年8月13日發布的報告，2018年第二季度小米手機是印度市場的銷售冠軍。雷軍的賣力演講起到了演講應有的作用——他是去做促銷造勢的，不是去參加英語演講比賽，更不是去表演英語脫口秀。
有一次，一位來自上海嘉定的網友在透析法微信群發語音親切地跟大家問候：
Hello, everyone! How about your vocation? Tomorrow is the work day after the holiday.
她說得非常清楚明白，卻有人批評她說：「everyone,vacation,work這三個單詞發音錯誤。」還有人指指點點附和的，但就是沒有人也說句英語來回應一下。不知道這些人的口語是怎樣的高水平，但可以肯定他們的禮貌和修養都很差。
語言是人類用來交流的工具，只要達到這個目的，口語就是及格了。語音、流利等更高的要求能做到自然更好，但做不到也無可厚非。非母語人士說英語是不容易的，如果不是從小利用關鍵期實現早期雙語（early bilingual），絕大多數人（95%以上）是很難說得跟母語人士一樣。這不是你是否努力學習、方法是否對頭的問題，而是大腦結構和功能的「硬體」問題。
Nature上的一個經典的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大腦掃描研究顯示，在大腦的額葉語言區（Broca’s area），幼年學會的第二語言往往和母語對應相同位置，而成年後才學的第二語言則與母語對應不同位置；在大腦的顳葉語言區（Wernicke’s area），無論第二語言學得早還是晚，兩種語言對應的位置都基本一致（Kim et al., 1997）。
伍教練看過Broca失語症和Wernicke失語症的患者視頻，結合Nature的研究終於明白為什麼我們這些非母語人士的英語讀、寫、聽的能力還可以，但口語總是說不溜——無論怎麼練，也很難練出母語人士Broca’s area的「硬體」，於是多少有點Broca失語症的表現：「患者能夠理解他人言語，能夠發音，但言語產生困難，或不能言語，或用詞錯誤，或不能說出連貫的句子而呈電報式語言。患者能夠理解書面文字，但不能讀出或會讀錯。」（吳江，2012）
我在微博上發起過一個投票，只能二選一：你寧願自己的英語是Broca失語症那樣（發音差不流利，但聽力好，勉強表達意思），還是Wernicke失語症那樣（發音好、流利，但聽力差，口語不知所云），還真有12.5%的網友選擇後者。建議這些朋友一定看看Wernicke失語症的患者視頻：母語級別的語音和流利度，英語說得天花亂墜，只不過對話的醫生被繞暈了，因為完全牛頭不搭馬嘴。這樣的交流是無效的，口語說得再好聽也沒用。
能讀寫能聽懂，口語雖然說得不溜，但好歹是說人話，英語就是十分有用了。那麼，晚期雙語者就永遠說不好口語了嗎？Kim的研究說那批23~38歲的被試是成年後才學外語，使用第二語言對話還算流利。再說上幾十年，他們的大腦功能和語言能力會跟母語人士一樣嗎？這個沒有研究證實不好說，但根據大腦的可塑性來估計應該是有可能的。這還得是經常用英語才行，如果像國內學生那樣只會埋頭苦學卻不開口說，永遠都不可能。
承認非母語人士的先天不足，你就不會嘲笑那些說英語的中國人。其實只要是非母語人士，說英語帶上點口音什麼的，在國際上是十分普遍的現象。我們可以聽一下號稱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印度人是怎麼說英語的。我去印度的時候，當地一位導遊堅持用非常古怪的普通話跟遊客交流，我主動跟他講英語，發現他的英語比普通話更加古怪。我在UCL認識了一位印度同學，他的英語也讓我聽得十分費勁。印度的國家級英文電視臺NDTV的新聞播音員按理說是國家級的，但我看過一位大姐說的英語新聞報導口音濃重，不知道是當地印地語還是什麼語的風味了。但是，印度人似乎從不覺得自己的英語丟人，反而喜歡唾沫橫飛地說個不停。
記得NDTV有一檔早間節目經常同時開5、6個視窗，幾個嘉賓同時用英語互噴，場面壯觀無比。我不知道印度人的勇氣是不是梁靜茹給的，但人家硬生生把英語說成了獨具特色的「印度英語」，做到以我為主——現在英國人、美國人、中國人要跟印度人打交道，都不得不習慣適應「印度英語」。聽不懂？不好意思，生意訂單就免談了。
很多人瞧不起印度人，但很少人瞧不起德國人，後者同樣在說英語的時候普遍帶有口音。奔馳的首席設計官Gorden Wagener生於德國埃森，在邁巴赫的新車北京發布會上講的英語有明顯的德國口音，但沒有任何違和感。奔馳完全可以找個英國或美國的總監說標準英語，估計他們沒把口音當回事，甚至可能認為有點德國口音更合適一些。然而換成是中國人，在國際上說「中式英語」就被自己人說三道四，折射出極深的民族自卑。反而是英語母語人士不會抓住外國人的口語說事，就像你不會嘲笑那些努力說中文但說得不好的外國友人。
我並不是說口語不用精益求精，把發音說準，把流利度提上去，是很有意義的，你可以讓別人聽得更清楚明白。但是，要說提升口語的目標是「說得跟英/美國人一樣」就有點過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也不太現實。很多人花了很大的功夫去糾正語音，說起來像是那麼回事，連美國人也稱讚「跟美國人一樣」。這個沒必要，而且人家可能只是客套。我作為粵語母語人士，當年聽到大學的同學唱粵語歌，我一律恭維說「說得很準啊」，哈哈。花在糾正語音上的時間精力，不如用來提升知識水平，在口語上就是提升詞彙，可以減少很多因為生詞不會說而不得不做的囉嗦英英解釋，甚至可以減少誤解，從而提升溝通效率，我認為意義不會比「純正語音」低。
批評吐槽是別人的言論自由，畢竟他們也沒攔著你不讓說英語，他們甚至會說這是「督促你提高口語」。然而很不幸，很多人本來就不敢開口說英語，現在被人說了兩句之後更是打死也不說了。口語有開口、語音、流利等幾座大關，一般說來流利是最難的，但羞於開口的話，後面的關卡連門都沒有。我經常建議國內的父母跟孩子只說英語，哪怕說得不好也可以藉助孩子在語言關鍵期的習得能力實現早期雙語的效果，現在由於害怕被人議論，很多父母跟孩子也不說英語了，一方面是覺得很彆扭，另一方面也擔心孩子的口語受自己「汙染」，日後也成為別人的笑柄。結果就是白白錯過時機，日後花再多的錢也培養不出早期雙語的效果。
你無法改變Internet trolls的德性，但你可以改變自己的心態，接納自己所說的一切英語。這是不容易的，過去我就連聽回自己說中文的錄音都會尷尬發作，更別說英語了。你要明白說英語不用說到跟美國人一樣，開始的時候說得不好是很正常的，說多了成為習慣，才會說得越來越好。
據我的觀察，很多不敢開口講英語的中國人主要是不敢跟中國人講英語。瑞士納沙泰爾大學語言心理學榮譽退休教授Francois Grosjean對此有很好的解釋，就是人與語言發生了鎖定——大家都是中國人，彼此都精通中文，就算彼此都精通英語，但捨棄母語改用外語就會很彆扭，令心理上產生牴觸。我和家裡的老媽等廣州人肯定只說廣州話，換成說普通話就會怪怪的。
就算是英語很生疏的人，遇到老外的時候也能說幾句，因為「老外—英語」是正常的綁定，你不跟他說英語說啥？除非他衝過來就飆中文。和英語母語人士說英語，我們的心理障礙不大，因為他不但不會嘲笑你的口語，反而在大多數情況下耐心跟你溝通，你說得不鹹不淡半桶水他都能夠「秒懂」——通常老外會感謝你照顧了他的語言，主動為他提供了他能聽懂的信息。
然而，在國內跟老外對話的機會不是很多，大多數人一年都不一定能跟老外說上一句英語。在大多數情況下，你只能跟中國人講英語，因此你必須克服開口的心理障礙。我的建議是不要一步登天，像某些口語大師自稱的那樣，突然變得「逢人就說英語」，而是跟身邊的熟人約定，形成你的口語圈，跟圈子裡的熟人講英語，跟圈子外的人就不用硬著頭皮說了。身邊的熟人如伴侶、室友、閨密之類，有很多說話的機會，而且也不會嘲笑你。至於中國人之間用英語交流會有表達不地道的問題，缺少跟老外交流那種豐富的輸入，是可以通過逆透析查詞典來彌補的。
更難開口的是中國人和中國人在老外面前相互講英語，因為你知道有個「高手」在旁聽，會更在意自己的表達，很多人乾脆就說回中文了。這是真正的考驗時刻，你不僅需要接納自己，而且要有印度人「以我為主」的自信——英語是一門國際化語言，天下人均可用它來交流。要做到這一點，光靠自我打雞血是很難的，最好能夠有機會出趟國，跟多個國家特別是非英語國家的人士交流，領略過各種風味的English，自然就能夠放下不必要的顧慮。我過去不好意思在別人面前跟老婆講英語，到了英國之後見識多了，也不介意周圍有沒有人了。
最後，有用才是最重要的。雷軍的口語為他開拓了印度市場，你的口語也可以為你創造價值，然後你無論面對中國人還是外國人，說起英語來就會坦然。你不需要抽時間去英語角練口語，也不需要背英語會話教材，只要想想今天你說了多少句話，其中有多少句是用英語說的，還有多少句話可以改成用英語說，你就敢開口了，甚至會有「說英語就是賺到了」的想法。我們的英語也許一輩子也無法說得跟英美人士一樣，但至少可以做到印度人、德國人一樣，有用就比什麼都強。
Kim, K. H., Relkin, N. R., Lee, K. M., & Hirsch, J. (1997). Distinct cortical areas associated with native and second languages. Nature, 388(6638), 171.
吳江．神經病學：人民衛生出版社，2012年第二版：62頁第8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