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是向心理學家學院提交資料的最後的期限，以便獲得文化與教育部的臨床心理學家的正式頭銜。法律規定：「這一頭銜對於獲取公共衛生領域為臨床心理學專家保留的職位是必不可少的」。似乎擁有這一頭銜，我們就承認臨床心理學家為衛生人士，如同一個屬於醫學領域的專家，其工作可以得到更好的報酬。最近，在西班牙，在心理學家和精神分析家中，我們只談論這個。
「我一個星期都在做證書，複印並寄出去，電話響個不停！」
–你已經把所有的紙張交給學員了嗎？趕快，你不知道排隊……
–真的需要這樣嘛？
–不是，但是這樣更好（？）
–我是分析家，我有心理學學士學位，甚至臨床心理學博士頭銜……
–啊！但是歐洲的這個東西和心理治療的立法，最好是有這個（臨床心理學家的正式頭銜），我們永遠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但是，你不就是精神分析家嗎？為什麼你要這個頭銜？
–我是精神分析家，但是，我也是心理學家……
精神分析家的身份在公共健康領域和在大學或者在行政領域曾經並且一直是個問題。對於一個分析家而言，能夠進入到健康系統中獲取職位代表著一些不可忽視的好處，既包括穩定的收入也包括能見到那些我們在私人工作時很少見到的病人們，還包括能夠收到那些那些購買力不足的病人們。
我們熟悉醫學世界對於精神分析的不信任。在某個意義上，精神分析提供了一個舒服的託辭，由於缺乏大學的文憑保護精神分析的地位。這一地位使得精神分析很難進入健康系統並且向分析家們提出了一個挑戰，他們看上去要被迫展現自己來接受公共健康的甘露。
在承認因此有一些實際的原因可以解釋一些分析家尋求進入公共健康領域的同時，對我們而言似乎其中一些人的行為需要被當作一些與精神分析家的位置相關的更嚴重的更本質的東西的真正的症狀來看待，它給簡單的行政手續的執行帶來了動力。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可以提出兩個問題：
1、為什麼一個堅持保證了他的活動的合法性精神分析家，這個新頭銜對他的私人實踐的影響並不超出精神分析健康機構的範圍，為何他要著急獲得一個如此的頭銜？
2、主要是，怎麼來理解分析家們為了他們申請臨床心理學家頭銜的資料去申請一種證書，他們個人分析和控制分析的「一張紙（該怎麼稱呼呢？）」。
關於圍繞著這個問題的明顯的很大的困惑，以及一種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家的串通讓我們想到這一現象是一個症狀，它讓我們重新開啟這個問題：一個分析家，如同所有分析家一樣，在某一個國家，是否在圍繞著他們的社會內部及體制的系統中感知到他們的位置？
面對著這個問題，似乎對我們來說介紹一下精神分析的某一個國家——在這個情況下是西班牙——的發展的歷史是非常有用的。
歷史的十字路口
精神分析的歷史和國家的歷史一樣，如同每個國家的政治影響了精神分析運動的政治。
西班牙「成功地」解決了一個為大多數西班牙人所擔憂的政治傳承：內戰的噩夢和四十年的獨裁——長長的——幾代人的沉默的歷史，差異被抹殺或擦去，兄弟間的否認和含混的和解。這些事實在很大程度上說明精神分析對西班牙歷史的很小的影響，並缺乏顛覆性的衝擊——論戰是很困難的——由於在這段時間培養了很少的精神分析家同樣也缺乏大師。最終，做分析意味著我們要追溯前代，挖掘過去，這和自相殘殺的恐怖的歷史太近了。
在我們的歷史的某一個時刻，應當找到一個「公約」，需要一個所有人的象徵的記號（79年憲法曾經是西班牙民主的體現），它重建了創造對於話語、法律和體制的信任的可能性……但是它還是留下了深深的傷疤，因為幾乎總是如此，在類似的情況下，傷口閉合得太苦，留下了後遺症。
我們同樣可在精神分析領域裡觀察到這些後遺症。
西班牙精神分析的概貌表現在精神分析家的廣泛散布，一方面是非常等級制的國際精神分析協會，最傳統的觀念與價值的法定繼承人。接下來，由於Champ freudien和其他幾個協會的分裂而來的兩個拉康派協會。他們所有的共同之處在於自身的封閉和彼此之間很少的交流。有些（協會）通過法國或者歐洲的協會而建立起來，但是建立一個國家水平上的學院或者學校卻始終是困難的。為什麼呢？
我們，西班牙的精神分析家們，難道不信任體制嗎？極權的主人的幻想不是特別重要以便在我們之間建立聯繫嗎？最後，西班牙的精神分析實際上是與阿根廷相遇的結果——我們彼此都有一個共同的過去：獨裁。我們目擊了佛朗哥政權的最後幾年，阿根廷人躲避了被魏地拉蹂躪的國家。這些可能是在我們不知道的地方繼續標記著我們的後遺症。這是一個已被證實的事實，在我們分析家的聚會中，我們常常對稻草主人而心神不安。同樣我們混淆了主人（專制君主）和大師（思考的主人）。
另一方面，在自治的西班牙，差異並不輕易得被容忍——它們是暗殺的原因——一些語言的政策仍然是歧視性的。同樣在精神分析的世界中問題也不斷湧現。比如說我們注意到在給一個學校或者學院取名字的時侯，用「西班牙」或者「西班牙的」，可能會是衝突的來源。同樣應當在名稱中避免弗洛伊德或者拉康的名字。有時候我們不理解這些立場的理由，它們顯得像是症狀的簡單的妥協。一個在國家水平上的精神分析的機構肯定能夠消除在分析家中的巨大差異——它們引起了暴力和分裂的幻想。
在這個全景圖中，臨床心理學家的頭銜作為在我們的眾多差異之上的國家頭銜出現了；圍繞著這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身份的幻覺的統一的表達方式，我們重新找到了自己：是臨床心理學家。這是一個假設，即為了理解這個頭銜帶來的興趣，這個頭銜一般而言和精神分析家並沒有關係。
但是相反，，面對著目前湧起的這些紛亂，應當指出在大多數精神分析機構中深深的冷漠及缺乏空間研究這樣一些問題——精神分析家的培養、它可能的規則和社會對它的承認。
這僅僅是當一個法令的威脅使我們分析家的身份變得搖搖欲墜和模糊起來，在潛在的狀態下，懸置起來的問題是在社會環境中的精神分析的獨特性的問題。我們應當聽到一些東西在堅持，並且它可能一直等到在這個時侯，重新在隨便一個異於精神分析的身份中尋找庇護。
我們知道精神分析佔據了一個非典型的位置。與其他的學科相反，它同時對那些處在我們的文化習慣之外的隱秘而又陌生的一些東西感興趣。然而這並不是要說它處在文化的邊緣，它不能服從規章而融入（文化中），但是它也不能調入社會邊緣化的陷阱中或躲避在秘密教派中。
「成為精神分析家(作為精神分析家的存在)」
沒有人能保證「 (作為精神分析家的存在) 成為精神分析家」，並沒有大彼者的大彼者；是一種「知識」，它在分析的終結穿過我們。精神分析家的立場產生於一個分析，並且輪到他在大彼者上劃閹割的一道槓。這些來自分析家的請求意味著什麼，一些東西證實、保證了他被分析過？分析家們的分析的終結意味著什麼？
如果一個人自己授權成為精神分析家，他不能說同時說自己是心理學家——儘管這是他的大學的頭銜——因為這涉及到一個與心理學家一點也不相關的位置，任何頭銜都是不合格的。相反，一個精神分析能做的是尋找並試圖向其他人傳遞說向這個頭銜的過渡由什麼構成，並且自我授權確切地指示什麼。只有後者才能回應或者不回應這一傳遞。
確實，命名的問題——不同於頭銜的授予——在精神分析的學派中間曾經是分析家之間的問題、僵局和聲譽的鬥爭的源泉，這就是為什麼為什麼他們中很多人避免這個問題，但問題並不就消失了。在西班牙，常常聽到的是通過（制度）的問題和我們無關。，在分析家中，對於這個給我們的實踐賦予活力並定義了我們的位置的分析家的欲望的研究有著很強的抵抗。這就是為什麼存在一些「成功的」機構（儘管每一次都很少），如同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PA），它提供了大學類型的頭銜。這是一直維持但是卻不知道一個某些東西或者某個人給予保證的幻覺的辦法。這些「頭銜」建立了等級，安排了權力的場所，並且變成了遮擋在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前的幕布。難道我們分析家們不也在迴避這個燙手的問題嗎：什麼是分析的終點？我自己的分析的終點？分析之後假設知道的主體變成了什麼？與給予所有的保證的希望的大彼者的缺乏的相遇之後的結果什麼？
一個頭銜代替一個名稱，在這個情況下，命名如同給予一個頭銜。拉康指出，「命名給」相當於命名一個職務，它與等級制度、聲譽的階層無關……一個不同於「命名某物」的行為，在我們稱為分析家的欲望的謎一樣的地方加一個名稱。我們等待它的效果。命名不意味著分析家的存在，它也涉及到做一個能指一個符號。也不是一個職業或者社會的保證。
尋找一個官方稱號的形式的回答而不是一個升入的反思可能首先是讓分析家們本身的混淆持續下去的原因，就如同精神分析遭受的衰退一樣：它的心理學化，這個今天在西班牙非常重要的問題……而且不僅僅在西班牙。
在《精神分析的背面》的討論班中，拉康把精神分析家的辭說準確地定位於主人的辭說的背面。一些我們可以稱之為「正面的(à l』endroit) 」分析家傾向於散布。在西班牙語中，「權利」與「矯正」有著同一個詞根：「矯正那些彎曲了的，修復或者糾正，糾正到品行到滿意的程度……」。我們熟悉一些機構提供這種目的的某種訓練，其他一些機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也這樣做。一個符合詞典的定義的訓練是：「做一些事情並給予他適合他的一些形式，連接、聚集、適應形式……在軍人或囚犯中，這意味著整齊有序地排成行」。「理想的」精神分析家隊伍延續著隊伍的父親（頭）的理想。這種類型的訓練意味著一個治療和兩個人之間的轉移的觀念，其中一個人——也就是分析家——「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理解要求證書的意義，它給分析者一個「收據」。
面對這些，拉康宣稱沒有分析家的訓練，只有無意識的訓練：無意識的訓練代替分析家的訓練，這清楚地表明分析家的訓練過程的來源要倚靠在哪一點上。
我們不能談論訓練而不涉及到倚靠分析家的欲望而維持的親密關係，這一欲望，在某些情況下，源於一個分析；這樣一個分析家產生了，輪到他為了另一個分析者佔據這個位置。正是圍繞著這個欲望，支撐著分析家。我們應該敞開問題而不是試圖尋找假頭銜來作為支撐。我們同樣也不能分來教學與個人影響。拉康在他精神分析的背面的討論班中同樣對這個問題感興趣。他提出，教授和傳遞知識是不同的，並且教學可能在知識上畫上一道。如何來從分析家的位置來支撐辭說呢？
願每個人找到他自己的形式，他的「狀態」，表達方式的不同，頑強的症狀驅使著他去傳遞，去尋找……在這個訓練中每個人對他所說的和所做的負責。這就是我願意稱之為「轉到背面的精神分析」，一個統一化、儀式化的訓練的背面，一個加強了書本的、大學的知識的訓練的背面，一個鼓勵準守的等級制的訓練的背面，一個某些位置、某些與源自分析的知識完全矛盾的安排的背面。
這並不僅僅涉及到創造一些空間，在其中分析家的欲望出現、證明並順著分析家的訓練的過程再發動。一些作為關節點起作用的裝置，在那裡轉移並不成為傳遞的障礙，而是相反，它們歡迎轉移的新形式，工作的轉移，其中假設知道的主體墜落了。
拉康聲稱說卡特爾「中間的由內涵到外延的創造者」和通過制度的設立是其中一部分。
包含著治療的展開和結束的訓練的獨特性不能從外部來指定規則管理。但是由於它是有一點私人的，並不是意味著它不能傳遞。這曾經是拉康的介入的準確意思：精神分析家的訓練。
我們抱怨歐洲現在打算把精神分析納入心理治療並最終為他的訓練和實踐指定規則的局勢，但是是精神分析家自己們，在某些情況下，無知地支持這樣一種創舉。
當成為孤兒的幻想佔據了我們，所有這些尋找某些東西來修補我們危險中的「奇怪的」分析家的身份的騷動就突然出現了。這個心理學家的身份是讓人放心的，特別的，它是「臨床的」，甚至它還給了一個保證。因此，如同我們聽到的，我們永遠不知道……未來會……我們唯一知道的是，在未來，死亡等著我們……有時候，我也會問自己是不是精神分析的死亡（在等著我們）。
在精神分析機構和學派中，我們熟悉衝突、對抗和分裂，但是也許這些讓我們免除了面對這些在面對社會的時堅持要求遵循無意識的原則的訓練的困難。
問題不在於花費在頭銜或者尋找一些和精神分析無關的東西上所花費的能量——如果它指示的不是混亂的話。這一無知、否認和在雙重身份中避難（我是精神分析家……但是……）的狀態，如同分析家們對於精神分析的這一關鍵性問題的迴避構成了當今精神分析的狀況的很大原因。如同在所有的症狀中，這裡有某種不適（缺憾）。
Notes
1、在西班牙文中，存在一個詞語nombramiento
2、西班牙語使用一個詞語指示「權利」與「地點」
(本文原文為西班牙文）
譯者：王劍
精神分析師，從1998年初至今，在多位精神分析師處，包括一位IPA分析師和法國分析師，接受每周三次十多年的個人分析。03年起開始接待分析者。目前遊學巴黎，在巴黎18區一家接待0到4歲兒童和家長的中心Babillo（以多爾多的綠房子為模式）工作，同時接待少量遠程個人分析與控制分析與督導。
聯繫方式：jian.wang2010@hotmail.com
另外：尋找有興趣的譯者和出版社一起翻譯、引介弗朗索瓦茲·多爾多、讓·烏黑等人的理論與臨床文章與著作。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心理學空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