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逝世135周年。雨果的長篇小說《悲慘世界》影響了全世界千千萬萬的讀者。歷史學家莫洛亞說：「今天，時間已作出了判斷。《悲慘世界》作為一部人類思想產生的偉大作品而為全世界所接受。冉阿讓、米裡哀主教、沙威、芳汀、德納第夫婦、馬呂斯以及珂賽特……在為數不多的世界意義的小說人物群像中佔有一席之地。」
由李丹翻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悲慘世界》（1978年再版）
1958年改編電影《悲慘世界》海報
以孤女珂賽特為「招牌」的2012年音樂劇改編版《悲慘世界》海報
《悲慘世界》在中國
1978年5月，上海電影譯製廠（以下簡稱「上譯廠」）譯製完成故事片《悲慘世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發電影製片廠、法國巴黎百代影業公司、義大利羅馬塞雷納影片公司聯合攝製，1958年出品）。影片開始，是配音演員畢克的旁白：「只要世界上還有愚昧和貧困，那麼，像本書這一類的作品不會是沒有用的——維克多·雨果。」
譯製片《悲慘世界》在國內上映時，小說《悲慘世界》中文譯本尚未出齊。《悲慘世界》的中譯本共分五卷，由曾留學法國的翻譯家李丹和方於夫婦合譯。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首版第一卷和第二卷，1978年再版第一卷和第二卷，1980年出版第三卷、第四卷，1984年出版第五卷。第一卷至第四卷譯者署名李丹，李丹1977年去世，沒能看到第三、四卷出版。第五卷的翻譯由方於完成，出版後署名李丹、方於。《悲慘世界》中譯本後三卷出版的時間，正趕上改革開放後的「外國文學名著熱」，筆者當年為了購買《悲慘世界》第五卷，經常去新華書店打聽出版消息，很多讀者都有這樣的經歷，那是翻譯文學的黃金年代。
銀幕上的《悲慘世界》
《悲慘世界》被多次改編成電影。1958年民主德國、法國和義大利合拍的故事片《悲慘世界》和2012年根據同名音樂劇改編的歌舞片版《悲慘世界》是中國觀眾最熟悉的兩個版本。
1958年版《悲慘世界》由讓·保羅·勒夏努瓦執導，飾演冉·阿讓的讓·加班、飾演德納第的布爾維爾都是法國著名演員。這版電影是雨果著作改編電影中比較成功的一部，忠實於原著，演員表演精彩萬分，片中簡直都是活生生從雨果小說中走出來的人物，讓·加班飾演的冉·阿讓尤其傳神。
1978年，上譯廠接到中國電影公司下達的譯製《悲慘世界》的任務，當時正是上譯廠的鼎盛時期，劇本由上海外國語學院德語教研室集體翻譯，衛禹平、孫渝烽、伍經緯三人聯合擔任譯製導演，排出一流的配音演員陣容：胡慶漢配冉·阿讓、劉廣寧配芳汀、尚華配沙威、邱嶽峰配德納第、童自榮配馬呂斯、丁建華配珂賽特、於鼎配米裡哀主教、畢克擔任旁白。
譯製片《悲慘世界》上映時，原著的中文譯本只出版了第一部《芳汀》和第二部《珂賽特》，中國讀者是通過看上譯廠的這部譯製片才知道小說是如何結束的。改革開放初期，根據外國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在中國上映，對帶動外國文學名著的傳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可以說，很多讀者的外國文學名著閱讀史是從看譯製片開始的。
同名音樂劇招牌為何是珂賽特
上世紀九十年代，筆者因為工作關係經常去紐約出差，住的酒店離紐約時代廣場很近，晚上有空兒就去時代廣場附近的戲院看電影。時代廣場給筆者最深的記憶就是百老匯大道的戲院大廣告牌上音樂劇《悲慘世界》的海報。從九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每次去時代廣場，總會看到《悲慘世界》的海報。海報上的人物是童年珂賽特，「她的眼睛是那麼大，看去就仿佛那裡的愁苦也格外多」。當時筆者沒有看過音樂劇《悲慘世界》，以為它只是改編了原著的第二部《珂賽特》，所以海報的「招牌」人物是珂賽特。
2002年，雨果誕辰200周年，百老匯版本的音樂劇《悲慘世界》來到中國，在上海大劇院連演21場，觀眾如痴如醉。2013年，湯姆·霍伯執導，休·傑克曼、羅素·克勞、安妮·海瑟薇、阿曼達·塞弗裡德等主演，根據同名音樂劇改編的歌舞片《悲慘世界》在中國內地上映。看過音樂劇現場版和根據音樂劇改編的電影版的觀眾都知道，其實劇情和原著一樣，珂賽特只是小說的主人公之一，最中心的人物是冉·阿讓。
為什麼音樂劇海報的「招牌」人物會是珂賽特呢？珂賽特是雨果成功塑造的人物，《悲慘世界》第二部《珂賽特》中孟費郿的樹林一幕是小說最精彩的段落之一：「那人走得相當快，珂賽特也不難跟上他。她已不感到累了。她不時抬起眼睛望著那個人，顯出一種無可言喻的寧靜和信賴的神情。從來不曾有人教她敬仰上帝和祈禱。可是她感到她心裡有樣東西，好像是飛向天空的希望和歡樂。」雨果擅長塑造兒童形象，珂賽特和巴黎流浪兒伽弗洛什就是《悲慘世界》中兩個生動和感人的兒童形象。將童年珂賽特作為音樂劇海報的「招牌」人物，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冉·阿讓拉著珂賽特的手穿過孟費郿樹林的感人畫面。筆者認為，音樂劇海報突出珂賽特的苦難兒童形象，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深化了《悲慘世界》的主題：「單看到男子的悲慘生活並不算什麼，應當看看婦女的悲慘生活；單看到婦女的悲慘生活也不算什麼，還得看看孩子的悲慘生活。」
寫給全世界讀者的書
作家王安憶在《解讀〈悲慘世界〉》一文中說，《悲慘世界》可以概括為這樣的一句話：「一個人也就是冉·阿讓的苦行、苦修。」
主人公冉·阿讓的故事，是從1795年開始的。冉·阿讓，一個安分守己的修樹枝工人，為了他姐姐的7個孩子免於飢餓，偷了一塊麵包，被判罪，成了土倫的苦役犯。他被關了19年，從牢裡出來時已經四十六歲了。出獄後的冉·阿讓帶著那張監獄發給他的黃護照走進迪涅城，所有的門都敲過了，沒有一個地方不把他攆走。走投無路的冉·阿讓一生中第二次偷東西，在卞福汝主教（米裡哀先生改稱卞福汝主教）家偷了銀餐具。警察帶著冉·阿讓和贓物來到主教家，主教卻假裝是他送給冉·阿讓的：
「呀！您來了！」他望著冉·阿讓大聲說。「我真高興看見您。怎麼！那一對燭臺，我也送給您了，那和其餘的東西都是一樣，都是銀的，您可以變賣二百法郎。您怎麼沒有把那對燭臺和餐具一同帶去呢？」
主教的善行感化了冉·阿讓，冉·阿讓棄舊從新，走上自我救贖的道路。「那位主教所期望於他的，他都已躬行實踐了。那不僅是種改變，而是再生。」化身馬德蘭先生的冉·阿讓當上了濱海小城蒙特勒伊的市長，生活安逸，有保障，有希望，他只有兩個心願：埋名、立德；遠避人世、皈依上帝。就在冉·阿讓慶幸自己難得的餘生的時候，警察沙威出現了。雨果創造沙威這個人物，是給冉·阿讓的救贖道路設置的最大一個障礙。芳汀的悲慘下場、警察沙威的縱恣暴戾、商馬第案件，嚴重的危機之後，又繼以嚴重的考驗。「世間有一種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還有一種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內心活動。」這是《悲慘世界》第一部第七卷第三章《腦海中的風暴》開頭的一段話。冉·阿讓為了不使無辜者成為犧牲品，經過十分痛苦的思想鬥爭，選擇走上法庭自首；為了實現對芳汀的承諾，冉·阿讓再次逃跑，從德納第夫婦的魔爪中救出珂賽特。
時間到了1831年，故事的空間轉換到了巴黎，雨果把讀者帶到巴黎盧森堡公園一條僻靜的小路，帶到普呂梅街的一所房子的花園，我們在這裡可以有片刻的愉悅，因為馬呂斯和珂賽特相愛了。但這寧靜是暫時的，冉·阿讓從一個暗礁又撞到另一個暗礁。警察沙威是當時下層官僚群體的縮影，沙威像狼一樣追捕冉·阿讓，還有德納第為代表的黑惡勢力也在追蹤冉·阿讓。威脅無處不在，恐怖籠罩巴黎。《悲慘世界》的最後兩部，反對七月王朝的人民起義與街壘戰鬥佔了大量的篇幅。可敬的馬白夫先生、少女愛潘妮和兒童小伽弗洛什在戰鬥中犧牲了，冉·阿讓背著中彈昏迷的馬呂斯從下水道逃出來。起義被政府軍鎮壓了，受到良心折磨的警察沙威跳塞納河自殺。「沙威是一個標準的盡職盡責的警官。那麼，有責任的是誰呢？是誰讓沙威那麼殘酷無情，那麼『惡』（同時也是悲慘的）呢？」
擺脫了沙威的冉·阿讓無法擺脫自己過去是苦役犯的陰影，為了不影響馬呂斯和珂賽特的生活，冉·阿讓主動對馬呂斯說出自己是苦役犯的實情：「好好地繼續過你們幸福的生活吧！好像在天堂一樣，做一個天使的天使，生活在燦爛的陽光中，請對此感到滿足，不要去管一個可憐的受苦人是以什麼方式向您開誠布公和盡他的責任的。在您面前是一個悲慘的人，先生。……我只需要一種赦免，那就是我自己良心的赦免。」讀過《悲慘世界》的讀者知道，冉·阿讓在卞福汝主教的指引下，早已走上救贖的正路。那麼，是誰讓冉·阿讓的救贖道路如此曲折漫長、如此荊棘叢生？
冉·阿讓、芳汀、愛潘妮、小伽弗洛什、沙威……這些人物不幸的遭遇，凸顯了雨果的主題：不公的社會、悲慘的世界。
《悲慘世界》是雨果寫給全世界讀者的書。1812年10月18日，雨果在致米蘭《悲慘世界》義大利文出版商達埃利先生的信中寫道：「凡是有人無知和絕望的地方，凡是婦女出賣自己換取麵包的地方，凡是孩子因沒有給他教育的書、因沒有給他溫暖的家而受苦的地方，《悲慘世界》這本書會來敲門，說：「開開門，我來找你的。」
原標題：《悲慘世界》來敲門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楊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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