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69年，全國各處的大叛亂基本結束時，清朝官員們開始公開談論王朝的「中興」，稱帝國政府也會如漢、唐和宋般，迎來一段晚期的繁榮期。事實上，這種中興不過是一種幻象。儒家所謂的中興背後和當局即將開展的表象之下，已經開始發生重大的社會政治變革。最終，這些變革會摧毀王朝和傳統政治體系。無論太平天國運動的目的多麼具有革命性，這場運動也沒能摧毀傳統秩序。
自強運動
士紳自治的著名倡導者馮桂芬是自強運動的代言人。他是最早提出傳統的夷人管理政策已經失效的專家之一。他指出，西方諸國並非分裂的部落。如果帝國再不自強，這些國家就能組成一條軍事優勢足以摧毀中國的統一戰線。中國積弱不振，並非因為缺乏人才或道德淪喪。這個國家無力自保，是因為其拒絕在體制上做出改革。首先，應該改革教育體制。其次，必須要鼓勵官員們了解西方。再次，應該多開設同文館之類的現代學校，培養翻譯和專家。最後，考試制度也應該跟上時代變化。
李鴻章不僅批准了這些建議，還加了幾條自己的意見，尤其是加強軍事現代化。儘管19世紀60年代是外交合作時期，李鴻章卻擔心一旦情勢惡化，外國人肯定會向強權低頭，背棄國際法的平等原則。中方亟須培養出一批能靈活運用現代武器的官員，並用更小、更靈活的軍隊取代龐大笨拙的各省駐軍。北海及長江周圍的海防也必須加強。此外，國家還需要建立兵工廠，以擺脫依賴外國人提供槍枝和軍艦的情況。
抵禦太平天國叛軍期間，李鴻章和他的庇護者曾國藩就已經開設小型兵工廠。1865年大勝之後，他們拿出上海稅收的五分之一，在上海附近建起江南製造總局。這座兵工廠擁有三十二幢廠房，每天能生產一千磅火藥，並最終為水師造出了八艘軍艦。1866年，曾國藩的另一位門生――左宗棠在福州建起自己的兵工廠。不過，第二年，這座兵工廠的經營權就從左宗棠手中轉到了李鴻章的幕友沈葆楨手中。因此，地方督撫主動推行「自強運動」的初衷，或許是為了獲得某些部門的實際壟斷權。而這些部門，往往都是中央政府想小心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北京肯定已經預料到這些地方督撫權兼文武的危險性，並確信他們會給王朝帶來危害。那皇帝為什麼還任其發展呢？
首先，內戰逼得朝廷毫無選擇。南京陷落之前，「自強運動」便開始了。然後，正如我們所見，1867至1868年間，李鴻章和左宗棠被迫在華北對付捻亂。李鴻章通過在山東半島挖出一條長達百裡的戰壕，成功牽制了部分捻匪。他雖然在1867年12月取得了一場重大勝利，但另一支捻軍突然西下，襲擊直隸。終於，1868年夏，李鴻章和左宗棠勝利會師，給了敵軍致命一擊。隨後，左宗棠又花了五年時間，在陝西和甘肅對抗回民起事。而李鴻章的平叛歲月，則就此結束。擊潰捻軍後不久，北京便開始施加壓力，要求解散淮軍。如果中國的對外關係沒有急轉直下的話，李鴻章的軍隊和江南製造總局也有可能被解散。
對外關係
因沒能打開中國市場而日益不滿的西方商人破壞了1862年至1869年間的外交合作。經濟學家們堅持認為：中國人的消費水平不夠高，無法滿足西方商人獲得四千萬消費者的夢想。然而，要消除他們對中國市場的迷戀，卻極為不易。於是，夢寐以求的市場無法實現時，西方商人便像1839至1856年間一樣，通過指責中國當局，為他們的失望找一隻替罪羊。這一次，他們認為新的釐金稅阻礙了商業發展，便要求清廷對所有已經在通商口岸徵過稅的商品，都免收內地過境稅。因為通商口岸的商會即將在中國看到全新的經濟前景，所以西方商人們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上海的發展尤其表明，西方人要是在自己的紡織廠啟用廉價的中國勞動力，壓低其外國競爭者進口商品的價格，就能獲得巨大利潤。大清帝國雖然基本上還是被視為英國中部或新英格蘭的出口地，但到了19世紀60年代，投資者們開始打算將上海的特許經營權擴展到整個國家，並在內地興建工廠，生產廉價的服飾和工具，賣給中國農民。他們也首次覺察到中國豐富的礦產資源。西方人若能獲得內地居住權和內河航運權、開放更多通商口岸、建起無線電通信和鐵路，並獲得開採煤炭、鐵礦和貴重金屬的權利，那該獲得多麼豐厚的利潤啊！
然而，這些呼聲正高之時，中國民眾卻開始反感西方人。《天津條約》讓西方傳教士得以進入中國內地。人們漸漸對傳教士及其皈依者們熟悉起來。在此之前，內地幾乎是見不到外國人的。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些熟悉的面孔也並不討人喜歡。18世紀，關於基督教信仰中怪異而恐怖的傳言，就已在中國廣為流傳。太平軍的暴行並沒有改善基督教的形象。1861年，帝國各處都出現了一本匿名的反西方小冊子――《闢邪紀實》，它詳細描述了基督徒淫邪噁心的各類行徑：女人會喝自己的經血，男人則會綁架孩童，並迫其變性。這些駭人聽聞的印刷品把基督徒們描寫成豬狗不如、只會折磨中國人的畜生。於是，大幅告示呼籲士紳的民兵追捕、消滅這些令人作嘔的生物。這些警告和呼籲終於落入有準備的人耳中。下層士紳對傳教士尤其憤怒。因為後者在地方上的影響力，甚至很快便超過了他們。如20世紀晚些時候，英國一位軍隊隨員在滿洲（中國東北的舊稱）所說：
上層社會的大多數人都將傳教士視為政治密探，從而對其心生畏懼。窮人們也知道這點。不過，很多時候，誠實的窮人會向傳教士尋求保護，而心懷不軌者，也會利用傳教士，進一步謀取私利。這些私利也許是躲債，或某些類似的爭端。總之，他們知道自己與教堂的關係，或許會對知縣產生影響。
例如：與地主發生租賃爭端的佃農，有時會皈依西方宗教，然後向傳教士抱怨，說自己因為基督徒身份受到了士紳的歧視。於是，傳教士就很有可能以宗教寬容的名義，向知縣提出抗議。這種情況往往讓知縣左右為難。如果他支持基督教皈依者，以安撫傳教士，地方士紳會指責他「賣國」；但他如果拒絕審理有關基督徒的案件，傳教士就很容易向本國領事抱怨自己受到了不公對待，從而努力撤掉這個知縣。推諉只會讓事態惡化，民怨沸騰。而反西方的宣傳小冊子，也會越傳越廣，直到出現某位煽動群眾（往往為考生）的政治家糾集起一批暴民，攻擊皈依者，甚至殺掉傳教士。這種情況下，知縣和他的上級長官們便別無選擇，只能處罰暴民，以避免重大的外交事件或招來復仇的西方炮艦。清廷對1862年發生在湖南和江西、1865年發生在貴州、1869年發生在華中和臺灣的反基督教暴亂的反應似乎更加證實了廣為流傳的傳教士既詭詐又惡毒的謠言，並增加了人們對軟弱的政府無法確保其自身利益的恐懼。
儘管清朝很多高官都很同情這場反基督教運動，大多數人還是意識到，中國並沒強大到可以冒再挑起一場中西戰爭的險。相反，他們決定尊重國際法，並遵守《天津條約》。《天津條約》中的一則條款要求在1870年重新修訂本條約。為延續1862年的合作精神，中國政府不僅同意了該項條款，還在批准條約後，接受了修訂的條件。這在中國的現代外交史上，還是頭一遭。事實上，清朝高官於1867年正式討論這個問題時，1858年還反對任何讓步的那些人已經做好準備，更加靈活地應對西方人的要求。因此，1868年，總理衙門開始與英國大使阿禮國展開友好協商。1869年10月23日，雙方籤訂了一項協議，允許外國輪船駛進鄱陽湖，減少對外國貨物徵收的釐金，代以價格略高的絲綢和鴉片關稅。
然而，英國人卻遠沒有想像中的那般彬彬有禮。阿禮國雖然誠心誠意地與中方協商修訂事宜，西方商界卻讓他的努力化為泡影。英國商人認為該協議「不進反退」，因為它沒能確保他們夢寐以求的鐵路、煤礦和居住權。英國國內，卡靈頓爵士支持大使，反對充滿敵意的公眾輿論。但1870年6月外相的逝世，卻讓倫敦一方再無可能批准該條約。對這種缺乏合作的情形既困惑又失望的中國外務大臣正打算重新考慮修約問題時，一場新的危機突然爆發。
天津教案與李鴻章的責無旁貸
與阿禮國的商談正在一片和諧的官方氛圍中進行之時，中國民眾的仇外情緒卻愈演愈烈。1869年間，反基督教事件達到一個真正的高潮。第二年，天津流言四起、疫病流行。基督教教士和修女綁架兒童獻祭的留言甚囂塵上。1870年6月，流言似乎在地方官從販賣兒童給聖文森特・德・保羅育嬰堂那些罪犯的口供中，得到證實。城內各界領袖要求立刻展開調查。6月21日，法官要求獲準搜查法國天主教堂。法國領事豐大業認為這是對法國的侮辱，橫衝直撞地闖入當地衙門。知縣崇厚雖努力讓豐大業冷靜下來，可他已經完全失控，竟拔出佩劍和左輪手槍，朝崇厚開火。子彈沒有射中知縣。接著，豐大業衝出衙門，卻被一群好奇的圍觀者擋住了去路。於是，豐大業退後幾步，又拔出佩劍，胡亂揮砍。就在此時，知縣率衙役趕上前來，試圖平息群眾和這位法國人之間的衝突。領事再次拔出手槍，這一次，他射中目標，殺掉了一名衙役。人群頓時發起狂來。不消片刻，豐大業就被暴民毆斃。很快，暴動便席捲全城。法國領事館被燒毀，天主教育嬰堂也被夷為平地。十位修女、兩位牧師和七位法國居民慘遭殺害，遺體殘缺不全。
天津教案的消息傳到北京後，朝中大臣立刻做好了最壞的打算，開始準備保家衛國，抵禦法國人的進攻。此刻，所有關於解散李鴻章軍隊的言論也戛然而止。朝廷再次轉向李鴻章，尋求他的軍事援助。1870年7月26日，李鴻章受命率領兩萬五千名淮軍士兵，抵達首都外省――直隸。他被任命為直隸總督，統領京師內外所有駐軍，並獲準在天津建立一個道臺衙門，專責天津港的關稅，用於他的「自強運動」事業。
結果，法國因為正與普魯士敵對，所以並未向中國發起戰爭。但中外合作的時代，無疑已經結束。李鴻章對朝廷的重要性大大提升。1870年後，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加劇，李鴻章重整中國軍隊的願望，讓皇帝大加讚賞。畢竟，北京讓這位總督承擔現代化的責任，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如果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自強運動」，它就得改變整個官僚系統，並遵循馮桂芬的建議，徹底變革科考制度。而這麼做不僅意味著告訴一百多萬文人，他們接受了數年的傳統經典訓練全都付諸流水，也意味著儒家聖典在現代社會將毫無立錐之地。在那樣的時刻，以儒家天命之說統治中國的滿洲人不能做出如此激進的決定，基本上，官員們依然相信四書五經是比炮艦操作手冊好得多的執政指南。其中最保守的人，甚至認為學習西方之事會腐蝕其文化的本質。於是，倭仁之類的官員不僅譴責李鴻章的所作所為是一種文化背叛，還很快開始反對朝廷的現代化方案。
慈禧的妥協政治
因為慈禧採取平衡妥協政策，所以保守派在政府中依然有影響力。攝政的最後幾年中，她、慈安和恭親王之間的聯盟關係變得相當緊張。三人都小心翼翼地探查彼此的行動，為自己爭取決定性的優勢。1873年，同治皇帝成人。眼見攝政時期即將結束，很多官員都鬆了口氣，期待著迎來一個沒有陰謀詭計的新時代。然而，同治卻一病不起，第二年便撒手歸西。他的死激發了一場嚴重的皇位繼承危機。最後，慈禧險勝。相比指定一位同治的直系繼承人，她更願意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外甥扶上皇位。如此一來，她又可以再攝政15年。恭親王雖然反對此舉，卻不敢冒險公開違抗。因為，慈禧已經可以調動榮祿的步兵，還顯然獲得了李鴻章的軍隊的支持。1874年，她的外甥光緒皇帝繼位，讓很多官員大為憤慨。因為這種做法違背了儒家以嫡子繼承的規則。但慈禧還是闖過難關，鞏固了自己對皇權的控制。1881年，慈安神秘死亡。三年後，恭親王遭到罷黜，離開權力中樞。「老佛爺」（當時人對慈禧的稱呼）完全把持朝政。然而，她也需要依賴外廷官僚的支持，以防止出現朝臣聯合起來反對她的情況。方法之一便是按照主要的意識形態差距，將朝臣們劃分為文化保守派和自強實踐派。慈禧一方面讓中央政府向倭仁一方傾斜，從未讓反對改革的保守派絕對噤聲；另一方面她又支持贊成現代化的那些人，並鼓勵各地的「自強運動」。事實上，她甚至得到了李鴻章等總督的感激。1872年曾國藩去世後，李鴻章就將慈禧視為了自己的庇護人。讓他在學習西方這件事上免遭保守派口誅筆伐的人，正是慈禧。
因為慈禧，所有新的軍事和工業項目都沒有直接影響到政府所在地――北京，所以保守派也對她心懷感激。「自強運動」被隔絕在辦事流程、方式和儀式都數百年不變的傳統官僚機構之外。有意思的是，在主張現代化的部門中，也出現了類似的隔離現象。所有新項目都由地方督撫的幕友主持。因此，李鴻章之類的官員即便不懂武器製造，也能開設兵工廠。只要資助人提供完成項目所需的資金，其幕友――包括在海外受訓的學生、買辦、海軍專家甚至外國顧問――就能替他處理所有細節問題。李鴻章的幕友們為他建起了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一條鐵路、一家紡織廠和開平煤礦。
隨著李鴻章開創的企業日益增多，他也越來越明顯地參與到國際事務中。1884年恭親王被撤職後，雖沒有正式任命，李鴻章卻已經成為實際上的「外相」。他看起來權勢滔天，以至於西方外交官們有時以為，他行事可以完全無視北京。事實並非如此。李鴻章還是要依賴皇太后的中央政府為他提供庇護和稅收。例如，他的幕友最終都希望能在官僚機構中謀得一官半職。在這片土地上，官職依然是人們能獲得的最高尊重。然而，沒有禮部和朝廷的任命，李鴻章是無法為自己的追隨者們提供官職的。而且，他旗下各項事業所需的資金，依然主要來源於上海和天津的關稅，以及朝廷的國防撥款。他與慈禧和北京這種財政上的聯繫，是不可能被斬斷的。
李鴻章並沒有在軍事和工業活動中實施個人壟斷。同樣的稅收，也會有其他督撫來與他競爭。他第一個主要對手是同樣成名於曾國藩手下的左宗棠。打敗太平軍和捻軍後，皇太后問左宗棠是否能從回民手中奪回西北各省。他魯莽地向慈禧許下諾言，稱五年內定能完成任務。讓他自己都有些吃驚的是，他竟然真的如期完成。俄國人趁清軍無暇旁顧，非法佔領了新疆。於是，如期完成任務的左宗棠便有了一個與這群俄軍打上照面的機會。這次會面的關鍵，是中亞的控制權問題。左宗棠堅持認為，中國不能冒失去這一戰略要地的險。因此，他接二連三地申請軍費。如若不然，這些錢也會流入李鴻章手中。後者相信，帝國的海防比另一側邊境上的某些山隘重要得多。
李鴻章另一個主要的競爭對手是張之洞。在19世紀80年代，更是如此。張之洞生於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比李鴻章年輕。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張之洞成長為一名果敢的民兵首領。身為一名傑出的文人，他在官場上一路升遷，並於出任山西巡撫期間，積累了極高的聲望。1884年，華南為反對法國將越南（舊稱「安南」）變為殖民地，做好開戰準備時，張之洞被提升為兩廣總督。1874年，法國將越南變為自己的保護國。安南國王想起他與大清皇帝的朝貢關係後，請求中國出面幹涉，幫助他擺脫法國人的奴役。當時，清廷正就新疆問題與俄國紛爭不斷，無法向越南伸出援手。不過，中國一支名為「黑旗軍」的非正規軍開始在越南北部襲擊法國人的前哨基地。為了驅逐這些非正規軍，指揮官李維業於1882年4月佔領河內，使得臨近的中國邊境告警。
中法戰爭（1884年―1885年）
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花了差不多20年時間，加強軍事力量和發展軍事現代化。雙方剛剛接受的條約化解了新疆危機。此時，別處也沒有緊急的軍情。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不但會使該地區成為其向中國西南擴張的中轉站，而且還會使自己控制這個曾經屬於中國傳統勢力範圍內的地區。張之洞和一群以「清議」聞名且更為年輕的翰林學士認為，他們既不能忽視法國人的挑戰，也一定要對李維業佔領河內的事抗爭到底。
然而，「自強運動」的領袖李鴻章卻反對向法國開戰。認為中國軍事能力不足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他不願意讓自己的軍隊參與一場不在其北方勢力範圍內的戰爭。然而，京師的主戰氛圍太濃，朝廷最終還是派正規軍到越南參戰。兩廣總督張之洞提供了部分軍需。李鴻章立刻試圖與法國人商討停戰，但巴黎和北京都不買他的帳，激戰仍在繼續。1884年，法國人試圖通過把戰場轉入中國海域，來結束這場衝突。法國海軍在臺灣登陸，封鎖東南沿海。驚覺廣東受到威脅的張之洞迅速封鎖港口。如此一來，法國人若想把中國人逼上談判桌，就只能進攻另一個主要目標――不易防守的福州船政局。船政局負責官員張佩綸意識到這裡的薄弱，請求北京增援。張之洞雖派出兩艘軍艦前往福州，李鴻章卻對增援請求置之不理，並未派任何軍艦南下。結果，法國人輕而易舉便突破張佩綸的防線，摧毀了船政局。此戰表明，軍事地方化的代價之一就是主要督撫之間的猜忌。他們維護自己的兵力和武器，不願將其投入到別處的戰爭中。李鴻章這種心胸狹窄的做法，自然會遭到其他人的記恨。十年後，他這次明哲保身的行為就遭到了報復。
法國人雖然在福州大獲全勝，卻並未在1884年至1885年間的這場戰爭中得到比越南宗主權更多的好處。戰爭末期，中方的一場小勝利給了法國右翼一個推翻茹費理內閣，並挑起政府復仇情緒，從德國人手中奪回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機會。看到法國一時間因大陸外交而分身乏術，最狡猾的中國官員們無不慶幸中國的好運氣。不過，這些官員也第一次認識到了現代帝國主義的神奇之處，並對歐洲幾乎全機械化的無情擴張越來越警醒。1884年，李鴻章的前幕友，後來成為中國第一位外交大使的郭嵩燾這樣寫道：
初無窮兵之心，而數反數復，必因釁以逞兵；亦並無爭地之心，而屢戰屢進，即乘勢以掠地。
中法戰爭給中國人的教訓，似乎已足夠明顯。至此之後，兩國再也不會出現合作時期。然而，不管前景多麼不容樂觀，中國都必須要為了生存，直面一次又一次的鬥爭。這意味著清廷之前20年在自強運動中做出的努力，還要繼續下去。朝廷也從失敗中認識到統一軍事指揮的重要性。因此，1885年，皇帝上諭成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由皇叔醇親王主持，希望藉此將各支地方艦隊整合在一起。但該衙門實際上的領導人卻是李鴻章。最終，海軍分為北洋艦隊和南洋艦隊，兩支艦隊每年散漫地集結一兩次，進行正式的軍事演習。此外，因為軍艦要麼出自不同的兵工廠，要麼由不同的督撫買進，所以每支艦隊的操典不一。然而，當時的人卻沒能立刻察覺到這些弱點。事實上，外國觀察者對中國1885年後建起的大批軍艦印象深刻，並認為北洋艦隊和南洋艦隊實力都在日本帝國海軍之上。
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1895年）
因為中日兩國就朝鮮問題越來越劍拔弩張，所以當時的人很難不把這兩個國家拿來比較一番。和越南一樣，朝鮮之前不僅是大清的藩屬國，也是諸多日本人覬覦的國家。1876年，朝鮮宮廷爆發了一場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間的爭鬥。雙方都請求外國勢力幹預，保守派求助中國，改革派則求助日本。1884年，改革派在東京的支持和援助下發動叛亂，試圖推翻君主政體。保守派立刻向中國求援。最終，以袁世凱為首的中方軍隊幫助其鎮壓了叛亂。一些日本官員雖然希望立刻還擊，明治天皇外相伊藤博文卻同意與李鴻章在天津會面。兩人在那裡商議了一份讓朝鮮保持中立的條約，承諾中日雙方都不會在未徵得對方許可的情況下，幹涉朝鮮事務。
1894年，《天津條約》受到考驗。朝鮮爆發了一場類似太平天國運動、旨在推翻朝鮮王室的叛亂。於是，朝鮮再次向中國求援。大清官員還在猶豫不決之時，日本人卻決定先下手為強，派出軍隊增援親日派系。7月，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交戰。1894年8月1日，戰爭正式打響。
事實迅速且令人羞愧地證明了日本人在海戰上的優勢。9月17日，兩國各派出以十二艘新式戰艦組成的海軍艦隊，在鴨綠江口展開大會戰。中國艦隊由李鴻章的門生――提督丁汝昌指揮。他的表現令人遺憾：他的一位艦長拒絕執行開戰命令；中方艦隊甚至在敵軍還未進入射程時，便開始浪費炮彈；而敵艦的第一次排炮齊射，就擊毀了丁汝昌旗艦的信號旗。日本戰艦集中火力攻擊中國主力艦和巡洋艦後，不過數分鐘，便有兩艘中國戰艦起火、兩艘沉沒、兩艘拒不參戰，還有兩艘倉皇逃離戰場。中國以十二艘戰艦開戰，結果卻只有四艘表現良好，得以倖存。
陸上的戰爭，中國依然慘敗。到1894年9月，平壤已落入日本人手中。而李鴻章的士兵，則開始從鴨綠江退回滿洲。10月，日本海軍在遼東半島登陸，攻佔大連。之後不到兩個月，旅順港的中國駐軍投降。此時，戒備森嚴的威海衛，便成了山東半島唯一的希望。然而，1895年2月12日，它也被日軍攻佔。此刻，中國別無選擇，只能向日本求和。議和條款包括割讓臺灣和遼東半島，並賠款兩億白銀。
割讓這麼多領土雖然屈辱，但割地對象是日本，才是讓中國人更為痛苦的事。被文明與中國迥異的歐洲國家打敗已經夠糟了，但眼見昔日模仿中國文化的「倭寇」擊敗大清帝國，無疑重重地打擊了這個國家的自尊。因為1894至1895年間的這場中日戰爭帶來的心理衝擊如此巨大，所以相比其他任何迫使中國人審視自身實力和弱點的危機，它都是最有影響力的一次。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中國的「自強運動」到頭來怎麼成了一場泡影？
「自強運動」的失敗
大多數「自強運動」都由地方督撫的私人幕府操辦。因此，傳統的儒家官僚機構通過向名義上屬於官僚體制外的機構來進行現代化的「用」，來保存內在的「體」。當時，專家們的行為並未得到正式嘉獎。人們雖然承認其重要性，卻要在完成這些不屬於士紳的任務後，才能得到一個象徵社會地位的文官職位。事實上，鴨綠江戰役結束前，海軍提督丁汝昌手下的眾多海軍將領，大部分時間都在等待服役期滿，好穿上官服、戴上官帽、上岸領取賞賜。沒人全身心地投入經辦事務。因為參與「自強運動」的每個人都寧願做別的事，所以這場運動才以失敗告終。
幕府也模糊了一名官員在私有部門和公有部門中的職責。正如有時一位文臣對李鴻章的忠誠會凌駕於公眾利益之上，幕友也常常唯利是圖。在帝國晚期，公職一直都是私人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私人職位，尤其是涉及豐厚利潤的職位――有回扣可拿的武器採買或承包商可抽成的鐵路修建――所獲利潤更不知會高出多少。即便總督中堂大人李鴻章自己，在整個帝國也擁有成千上萬畝土地、無數綢緞店和當鋪。當時有句俗話說：「給李鴻章看門的狗，都是膘肥體壯的。」在當時的理想主義者眼中，腐敗到如此程度，真正應該受到譴責的就是幕府。據說，因為李鴻章的承辦商――他的女婿張佩綸中飽私囊，從克虜伯兵工廠購買空心彈頭，所以鴨綠江之戰中，中國軍艦的炮彈裡根本沒有爆破彈頭。其他合伙人也行使了類似特權。魚雷裝著鐵屑，而非火藥；威海衛的彈藥袋裡裝的是沙子，而非炸藥。事實上，李鴻章和他的合伙人們從軍需中謀取的私利如此之高，所以戰爭終於來臨後，他們也只能孤軍奮戰了。南洋水師拒不支援。後來，李鴻章只能不無苦澀地感嘆，這是讓「直隸一個省來和日本舉國作戰」。
幕府雖然不是正式的官僚機構，它擁有的官方之氣，卻足以阻礙同時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自強運動」最重要的項目之一。當時，與它共同運轉的，還有另外十五或二十家工業企業。這都是些遵循「官督商辦」原則，類似鹽業壟斷的企業。確保了自己在海上的糧食運輸壟斷權後，李鴻章想方設法，鼓勵商人投資新式輪船局。不過，正如18世紀的鹽商擔心官員壓榨一樣，19世紀的投資者們也害怕李鴻章和他的督辦們將來不讓他們贖回投入的股份。要是有幸得知李鴻章寫給皇帝的密函，這些商人估計就更不願承包輪船招商局的項目了：
所有盈虧，全歸商人，與官無涉。
最後，李鴻章雖然吸引到了投資者，卻做出每年每股紅利高達20%的承諾。結果，原始股份被認購後，企業便再無繼續投資的資金。因此，1887年後，企業便停止發展。此外，李鴻章的幕友仍在繼續侵吞招商局的股份，用於其他項目。沒過幾年，所有這類國家扶持的企業都因為他們而名聲敗壞。
諷刺的是，最後，幕府制度恰恰改變了它本該維護的制度。專家們雖然並未盡力，他們那點微不足道的努力，卻開始侵蝕傳統的政府體制。倭仁在1867年發表的看法是絕對正確的：即便技術專家政治如此狹隘而有限，它也將不可避免地影響中國封閉的文化本質。最終，幕府裡一定會發展出獨立的專業精神。這種精神蔑視引經據典的儒生，渴望擴展自己的專業知識。19世紀晚期的文官裡，成長起兩類領袖：一類是經營20世紀早期鐵路和鋼廠的技術官僚群體，一類是後來發展為20世紀第一批軍閥的軍事家。因此，李鴻章的幕府發展成後來袁世凱統領的北洋陸軍督練處。清朝覆滅後，這股勢力繼續為袁世凱所用。
然而，依然為1895年威海衛投降的消息震驚不已的文人和官員們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當時，他們只是普遍感到自己熟悉的體制已經無法拯救這個國家。中國要想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要採取更激進的措施。帝國主義列強隨著新世紀的曙光紛至沓來之際，第一批忠誠志士，終於發出了要求革命性變化的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