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第一財經
我們要充分反思當前一些地區的大躍進式城鎮化模式。不充分考慮當地經濟增長形勢和就業吸納能力，而大規模、快速擴張城市邊界，僅僅在數據上提高了城鎮化率。
提起徵地拆遷，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發財致富甚至一夜暴富。依此邏輯，農民都會歡迎徵地拆遷。但筆者近期在中部某市調研發現：近郊農民對徵地拆遷的態度比較曖昧，甚至有些農民很不願意。面臨即將啟動的徵遷項目，他們的態度並不積極。
具體來看，近郊青年對徵地拆遷的態度顯得曖昧。他們普遍在市區務工或做小買賣，徵地拆遷並不影響他們的生計，反而能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但反過來看，他們目前在村裡住著寬敞的樓房，有人買了汽車，出行也比較方便，住進小區後反而有些擁擠，還要交物業費。
明確表示不願意拆遷的主要是中年人和低齡老人。低齡老人普遍還在種菜，每家1~2畝菜地，一年1萬~2萬元收入。按他們的觀點，徵地每畝補償5萬餘元，很快就花完了，不可持續。對於中年人而言，雖然有些人就近務工，但因為當地企業少、就業機會少，所以大部分中年人的生計預期是逐漸從勞務市場退回到菜地，靠種菜來維持生計。
綜合各年齡段農民態度來看，近郊農民之所以對徵遷的態度不積極，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徵地拆遷削弱了近郊農民的生計優勢。如前所述，近郊農民家庭生計屬於一種特殊的「半工半耕」模式，即年輕人就近務工，早出晚歸，不會產生留守問題，家庭生活比較完整；老人務農，普遍種植蔬菜，單位面積產值高、效益好。正是基於這種生計優勢，近郊農民的家庭收入高，蔬菜自給，生活成本低，日子小康。拆遷之後，沒有了菜地，家庭收入缺了一大塊；住進小區，生活開支增加，生活水平很可能降低。
第二，徵地拆遷並沒有給農民帶來巨大財富增量。因為基層政府嚴格執行宅基地管理政策，所以從總體上遏制了農民「種房子」行為，絕大多數農戶的住房面積和家庭功能性需要相匹配。回遷房分配政策也規定了每戶面積的上限，拆遷戶在滿足自家住房需要後，很少出現剩餘多套空房情況。農戶房屋拆遷所獲補償款，在裝修完回遷房後也不會有太多剩餘。在耕地補償方面，人均面積0.3畝，戶均1~2畝，補償款總數不大。兩方面補償加起來，並未像許多人想像的那樣實現「一夜暴富」。
第三，新徵地拆遷養老保險政策引發農戶養老焦慮。按照之前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政策，拆遷農民到達退休年齡後可以領取1000餘元養老金。但按照新政策，拆遷戶統一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政府給付的一次性養老保險補償金計入居民養老保險個人帳戶。當地農民算了一筆帳，按新政策，大多數拆遷戶到時每人每月只能領取四五百元養老金。養老金水平降低，大大增加了中老年群體的養老焦慮。
可見，與媒體經常報導的城中村拆遷暴富邏輯不同，近郊農村拆遷並沒有產生普遍的、巨大的財產變現和財富增長效應。相反，近郊農民原有的生計優勢被削弱，加之養老金水平降低導致的養老焦慮，他們對於徵地拆遷的消極態度也就不足為怪了。
從根本上看，近郊農民對徵地拆遷的積極性低，並不是因為徵地拆遷補償標準太低。當地執行徵遷政策時，都是參照上限標準補償農戶，導致實際補償水平高於許多地區。這種上限補償的好處是有利於加快徵遷工作進度，壞處是增加了徵地拆遷成本，增加了資金鍊壓力，進一步後果是個別項目還遷房建設資金不能到位，阻礙工程進度，農戶拆遷3~4年還未住上還遷房。
剖析近郊農民面臨徵地拆遷的複雜心態，其現實意義在於：我們要充分反思當前一些地區的大躍進式城鎮化模式。不充分考慮當地經濟增長形勢和就業吸納能力，而大規模、快速擴張城市邊界，僅僅在數據上提高了城鎮化率。問題在於，許多郊區農民雖然可以通過徵遷成為城鎮居民、進入小區生活，但是這種沒有穩定生計能力支撐的城鎮居民身份和現代小區生活，對他們來說就不是美好生活的升級躍遷，反而隱含著生活降級風險。（作者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