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的慶曆新政開宋學精神的「革新政令」與「創通經義」之兩端，並且寄其精神於學校。「革新政令」至荊公而止，「創通經義」與興辦學校則使儒學得以復興，成就了宋元明時期的新儒學。範仲淹可謂宋代復興儒學的第一人。
範仲淹具有鮮明的民本意識，這與其青少年時期的經歷有關。他少小而孤，從母在異姓家中長大，《范文正公集·年譜》記載他二十一歲始寄居長白山僧舍苦學，在此之前可能因貧寒而無緣於讀書，當他二十七歲登進士第時，仍是「長白一寒儒」。這種經歷使他深知民間疾苦、社會利病。他「少有大節」，「慨然有志於天下」，在進入仕途後，始終「憂其君」「憂其民」，而「憂其君」也是憂君主不能「進賢授能」，為民行善政。
「民」在範仲淹的思想中，就是士、農、工、商「四民」。在他所作的《四民詩》中，他對農（「制度非唐虞，賦斂由呼吸。傷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一夫耕幾壟，遊墮如雲集。一蠶吐幾絲，羅綺如山入」）、工（「可甚佛老徒，不取慈儉書。竭我百家產，崇爾一室居」）、商（「桑柘不成林，荊棘有餘春。吾商則何罪，君子恥為鄰」）在當時所受的壓迫、所處的窘境，給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流傳較廣、童稚能誦的《江上漁者》「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裡」，也是他「憂其民」的心懷袒露）。他所希望的是進行改革：「琴瑟願更張，使我歌良辰。」
作為「四民」之一的「士」，是範仲淹自身所處的一個階層。他認為「士」在社會中所應得到的待遇是：「前王詔多士，鹹以德為先。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美祿報爾功，好爵縻爾賢。黜陟金鑑下，昭昭媸與妍。」（《四民詩》）也就是說，君主要以仁義忠孝、賢能功績為標準而授予「士」之爵祿，「進賢授能」，與君主「共理天下」。但是，當時的境況卻是「此道日以疏，善惡何茫然」（《四民詩》），也就是說，自秦漢以來，儒家之「道」日益荒疏，善惡失去準衡，「士」之升遷黜陟不是以仁義忠孝、賢能功績為標準。雖然「君子不斥怨，歸諸命與天」，但是「術者乘其隙，異端千萬惑」，由此造成了士風與吏治的敗壞：「學者忽其本，仕者浮於職。節義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無所勸，賞罰幾乎息。」這種境況給儒學帶來的危害是：「禆灶方激揚，孔子甘寂默。六經無光輝，反如日月蝕。」（《四民詩》）這裡的「禆灶」（春秋時期鄭國言「陰陽災異」者，子產以「天道遠，人道邇」批判之）喻指佛老。範仲淹在此所說的佛老「激揚」、孔學「寂默」、「六經無光輝」，也正是稍後王安石與張方平的那段問答所反映的情況：「一日，（荊公）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后絕無人，何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宗杲：《宗門武庫》）在佛老激揚、「儒門淡薄」的情況下，範仲淹發出了復興儒學的呼聲：「大道豈復興，此弊何時抑？」儘管是「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但是「願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範仲淹的慶曆新政，就是要擔當「造物者」之功，「回此天地力」，復興儒學。
在範仲淹的思想中，民本、士風、吏治與復興儒學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要使「琴瑟更張」，百姓歌詠「良辰」，就必須端正士風，整飭吏治；而要整飭吏治，「舉縣令，擇郡守」，又必須「慎選舉」，即改革科舉考試的方法，不是以辭賦、墨義來取士，而是據經旨、策論來選拔真正的人才，「取以經濟之士」；而「取以經濟之士」，又必須「敦教育」，即興辦學校，「教以經濟之業」，授以「明體達用之學」。這種「明體達用之學」，已經不是「學者失其本」的「泛濫詞章」，也不是「功名思苟得」的進士場屋之學，而是能夠認明儒家之經旨而經世濟民之學；它所培養出來的「士」，雖然須通過科舉考試而進入仕途，但他們的目的不是考取「功名」、達身「富貴」（《范文正公集》卷二《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吾生豈不幸，所稟多剛腸。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苟天命，富貴非我望」），而是把儒家之道「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這種儒家之「士」即孔門弟子曾參所謂「仁以為己任」者，把個人的禍福得失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仕途的順逆沉浮不能改變其志向，故「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他們將此作為自身的終極關懷、內在價值，因此，他們雖然「進亦憂，退亦憂」，但仍不失為「道義之樂」。這種「明體達用之學」，就是宋代所復興的新儒學。
「宋初三先生」先後遊仲淹之門，他們受範仲淹的激勵、延聘和推薦，將其復興儒學的精神付諸治學和講學之中。據《范文正公集·年譜》，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範仲淹在《奏上時務書》中已提出了「救文弊」「重三館之選」。兩年之後，他又在《上執政書》中明確提出了「慎選舉，敦教育」，「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深思治本，漸隆古道」。此時他正在南京應天府掌府學，「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明體達用」的教學之法在此時當已有其雛形。《范文正公集·年譜》引《東軒筆錄》云：公在睢陽（南宋時金改南京為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公，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又見《宋元學案·泰山學案》附錄）這一段範仲淹與孫復的因緣際會，實乃宋代儒學復興的一個重要契機。範仲淹對索遊的「孫秀才」給予同情、幫助，補以學職，授以《春秋》，激勵他「安於學」，這與範仲淹因自身的苦學經歷而同情「寒儒」很有關係。《宋元學案·泰山學案》載：孫復「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孫復在睢陽兩次上謁範仲淹，當是孫復四舉而進士不第之時，他在泰山「學《春秋》」，當始於範仲淹在睢陽「授以《春秋》」。孫復不負範仲淹所望，在泰山苦學十年，成為復興儒學的「宋初三先生」之一。
附：
範仲淹與宋學的復興（共2講）
主講人：李存山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主持人：梁 濤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第1講：2020年10月24日（星期六）19:30 – 22:30
騰訊會議ID：159 397 506（備用：353 869 137）
第2講：2020年10月25日（星期日）19:30 – 22：30
騰訊會議ID：892 590 219（備用：957 696 853）
主講人介紹：
李存山，1951年生於北京市，1978至1984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讀本科和中國哲學史專業的研究生。畢業後到中國社科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工作，曾任哲學編輯室主任、雜誌社副總編輯。2001年調入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現兼任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中國哲學史》雜誌主編、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主要研究中國傳統哲學、儒家文化，著有《中國氣論探源與發微》、《商鞅評傳——為秦開帝業的改革家》、《中華文化通志·哲學志》、《智慧之門·老子》、《中國傳統哲學綱要》、《氣論與仁學》、《範仲淹與宋學精神》等，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