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詩依
清華名師的夫人們，每個人都是一本書。她們的命運與丈夫緊緊系在一起，更與國運息息相關。難得的是，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在人倫崩壞的千古劫難面前，這些夫人們普遍無畏地與受難的丈夫們站在一起，與蘇俄時期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比起來，也毫不遜色。她們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苦難風流
抗戰爆發前，他們在水木清華過著比較優越的生活。那時的清華園，在清華子弟的回憶中，許多地方草高林密，燈影稀疏，夏夜裡蟬鳴蛙叫，孩子們或上樹粘知了，或下河摸魚蝦，充滿田園野趣，絕非今日高樓廣廈的城市所能比擬。
然而，日寇入侵，山河變色，清華與北大、南開大學一道撤退到大後方，組成西南聯大。整個八年抗戰中，西南聯大弦歌不輟，教學與科研不但沒有停頓，相反取得許多成就。這背後，教授夫人們的貢獻非同小可。
抗戰末期的1943年，物價飛漲，為了彌補家庭開支入不敷出的局面，校長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潘光旦教授夫人趙瑞雲、袁復禮教授夫人廖家珊，合作生產小食品出售。三人的分工是這樣的：米粉、食用色素等原料由趙瑞雲經辦，廖家珊家為作坊，韓詠華負責銷售，她提著籃子到廖家取貨，視銷售情況，每周一兩次送到冠生園食品店寄賣。她們把產品起名為「定勝糕」，喻抗戰一定勝利之意。
「定勝糕」為二三兩重的米粉糕，形狀仿如元寶，淺粉紅色，中間放紅豆沙，表面嵌有數塊核桃仁和兩塊糖醃的豬板油，味甜。由於沒有專門的生產工具，只能在日常做飯的紅泥小炭爐上做，一鍋只能蒸兩個，日生產量僅有三四十個。產量很低，除了偶爾糕點在脫模時損壞，小孩子們才能吃到一點。「定勝糕」持續生產了兩年，直到抗戰勝利，對三個家庭顯然在經濟方面有所補益。
清華工學院創始者顧毓琇在抗戰爆發後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身居上層，但清廉自守，加之子女眾多，家境同樣緊張。他的妻子王婉靖出身書香世家，是王羲之第67世女孫。她精打細算，不但種菜、種花、種玉米、養雞、養鴨、養羊以補貼家用，還在老鄉的幫助下養起了豬！
從美國史丹福大學獲得心理學博士學位的周先庚1931年到清華大學心理學任教授時只有28歲，妻子鄭芳，出身於江蘇盛澤鎮著名的鄭氏家族，畢業於燕京大學，中英文水平俱佳。西南聯大時期，周先庚任心理學系主任，要講授六門心理學課程，同時在昆華師範學院兼課，同聯大其他教授家庭一樣，家庭重擔幾乎全部壓在了妻子的身上。
鄭芳很快就顯示出了「文武全才」。當時，生了孩子後的她沒有奶水，為了保證幾個孩子的營養，鄭芳在勝因寺外的一家農戶保養了一頭母羊，周家的幾個孩子都是喝羊奶長大的。
從1944年開始，鄭芳還開始給報刊寫稿，主題集中在婚戀與家庭及兒童題材上，在當時頗受好評，稿費則補貼了家用。
令人驚嘆的是，苦難不但沒有擊垮教授夫人們，相反，她們都是相夫教子的好手，且普遍都有一手好針線活。她們對於丈夫、孩子的愛，還能施及於親戚。她們普遍的持家能力令人印象尤為深刻。
1950年從芝加哥大學獲得氣象學博士學位的謝義炳，早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氣象系，回國後任清華大學氣象系副教授。其妻李孝芳，1940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後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土壤地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清華大學任教。在美國讀書時，李孝芳用第一個月的獎學金買了一架電動縫紉機，用它做了許多衣服，她自己在碩士典禮上穿的白色長紗裙，就是自己做的。一家人的衣褲，包括窗簾和被裡，都出自其手。孩子們回憶說，母親是持家好手，家中從來不缺吃、穿和用的東西，即使在物質貧乏時期，謝家也有蘿蔔、白菜餡餅或糰子吃。
像李孝芳這樣的持家好手，在教授夫人中比比皆是。
低學歷者的奇情
但是，學歷低的教授夫人同樣不乏光彩，甚至更富奇情。楊振寧母親羅孟華、梁啓超的夫人王桂荃就是如此。
20個世紀20年代，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先後在美國史丹福大學數學系、芝加哥大學數學系獲得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當時，「五四」新思潮衝擊正勁，許多留洋歸來的都毀掉了幼小時父母給訂下的婚約。楊武之在美國時，羅孟華帶著楊振寧住在合肥。她是舊式女子，只念過幾年私塾。在住處的不遠處，有一間天主教堂，裡面的修女，都是一生不結婚或被丈夫拋棄的女人，合肥話把這種活法叫「吃教」。
羅孟華已經打聽了，可以帶孩子進教堂修道。她的打算是，如果楊武之回國後拋棄她和孩子，就帶楊振寧去天主教堂吃教。
然而，回國後的楊武之，歷任西南聯大數學系主任、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等職，但並沒有拋棄髮妻。
這位文化程度很低的母親，是楊振寧一生最親愛的人。楊振寧在西南聯大的好友、著名藝術家熊秉明在回憶中說，楊振寧一生對母親感情至為深厚，非比尋常。他說，1992年夏，天津南開大學為楊振寧70壽辰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會，當楊振寧自己報告他的生平，配以幻燈片，回憶童年、小學、中學和大學的往事，回憶抗戰時期的艱苦歲月。當說到母親時，楊振寧嗓音突然哽咽了。
熊秉明回憶，當時，會場上的空氣凝滯了幾秒鐘，他自己的心則一緊。「這樣一個極端靈敏、多功能、儲存了大量信息的頭腦，因為『母親』這符碼的出現，忽然發生故障。顯然，『母親』不是一個一般的信息單位。」熊秉明這樣寫道。
確實，對於楊振寧，對於楊家兒女，母親羅孟華絕非「一般的信息單位」。
楊振寧回憶，在清華園中，楊武之的同事的妻子，大多大學畢業，甚至留過洋。儘管楊武之待她很好，但羅孟華壓力很大，她應付的辦法很簡單：盡力把家管好，少去交際，不去打牌。一兩年後，羅孟華在清華園中有了治家整潔有方的聲譽。
楊武之在回憶妻子的文章中寫過一個細節：有一次，他去學校打網球，而振寧上學去了。學校校工來通知楊武之開會，結果羅孟華只記得開會的地點，忘記了開會的時間，楊武之很不高興，抱怨妻子文化低。事過幾天後，楊武之發現妻子曾用牙齒咬手臂直到出血。他很吃驚，詢問之下，妻子說自己恨父母家窮，沒有錢給她讀書，恨她父親經商失敗使她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這使楊武之受到很大震動。其實在他心中，妻子堅強而有毅力，極能吃苦耐勞，是自己比不上的。
楊武之比不上自己文化程度很低的妻子的地方，不只是毅力品質，還有其他。
《書邊恩仇錄》一書的作者胡文輝在書中曾引用楊振寧寫的《父親與我》，裡面的細節耐人尋味。說的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留在大陸的父親帶著統戰任務幾次出國跟他見面，最後一次父親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裡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都是「形勢一片大好」的套話。
結果，母親打斷了覺悟高的父親的話頭：「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站排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
熊秉明對這個舊式婦女的見識也有同樣的觀察。他回憶說，1972年他回國，到上海看望楊武之，振寧的母親和自己說了不少話，都是一些生活的點滴，不時用濃重的合肥口音插入一句：「不能說，不能說。」他說，楊振寧的母親浸在現實生活中，或者可以說生存在寒暖饑飽的層面上。與楊振寧父親偏於理智的訓導的講話不同，對於社會，她自有自己明確的見解和判斷。
讓熊秉明詫異的一件事是，600頁的《楊振寧論文選集》，楊振寧在扉頁上親筆題了四個漢字：獻給母親。雪白的版面上只印著這幾個黑字，十分醒目。他為何不獻給數學家的父親，而獻給母親呢？熊秉明的結論是：這是屬於生命的事，不待分析的。
梁啓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也有奇情。
王桂荃是四川人，從小做丫頭，被轉賣過四次，最後隨梁啓超第一位夫人李蕙仙來到梁家。梁啓超給她起了這個名字。1943年，18歲的王桂荃在李蕙仙的主持下和梁啓超結了婚。
王桂荃出身貧苦，沒機會讀書識字，但她聰明伶俐，又勤奮好學。與梁啓超一起流亡日本後，接觸到現代文明，開闊了眼界，很快學會了一口流利的東京話。李蕙仙逝世後，王桂荃一力承擔起了梁家的重擔，她長袖善舞，把這個大家庭的所有成員都照顧得很好，梁啓超說她是「我們家極重要的人物」，李蕙仙所生的幾個孩子，對王桂荃也極其敬重，梁思成說她是「不尋常的女人」。
王桂荃生活十分簡樸，自己的吃穿極為節省，對兒孫和親友卻極大方。雖然文化程度很低，但王桂荃卻很幽默，常講各種故事和笑話給孩子們聽。當年梁家老二梁思成學建築，老三梁思永學考古，老四梁思忠學軍事。王桂荃曾經非常得意地對別人說：「我這幾個兒子真有趣，思成蓋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裡，思永又去挖房子。」她的幽默，顯然是長期與梁任公相處薰陶而來。
令人痛心的是，王桂荃晚景悽涼。「文革」時，作為「保皇黨梁啓超的老婆」，王桂荃的全部財產被抄盡，手帕胡同房屋被侵佔，她被趕入陰暗的小屋裡，85歲高齡的她還要每天出來掃街。此時，她已患腸癌晚期。1968年，王桂荃孤獨離世。兒女不是「反革命」，就是「反動學術權威」，無一倖免。
（摘自《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簡訊》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