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高校領導微信我,建議再談談崔永元。
不久前,參加某國家要害部門召開的座談會,有領導提問:「你怎麼看崔永元?」我回答:崔永元代表的是正義,得到了社會高度而又廣泛認同,政府部門該回應的要回應,避免社會失望。
既然持這種觀點,在網上熱議崔永元受到死亡威脅時,自然有話要說。如果找一句最想說的話,那就是,崔永元是一個死士。
死士的產生,不外兩大因素,一個是擔當者的責任感已經到不懼死亡的程度,另一個是某些社會問題發展到無犧牲則不能有效更正。
這是否意味著筆者對當下的風氣建設和反腐工作不滿意,或信心不足?不是。我們應當以積極心態看待現實,但心態的積極不能建立於脫離客觀和理性之上。只有直面問題,才能解決問題。所謂:「問題是工作的牽引,問題是時代的召喚」。
當某個區域或部門被腐敗嚴重侵蝕,甚至大多數成為程度不同的腐敗者,這時就會逆轉環境和氛圍。人人都是利益攸關方,極易結成利益同盟。哪怕之間有時為了各自利益相互傾軋,甚至打個頭破血流,一旦遇到外部衝擊,仍然會團結一致,共同對外。這也是追求正義在特定階段和環境中,往往呈現悲劇色彩的重要原因。
規律表明,沒有法治作保證,追求正義者有可能成為殉道者。同時,由於殉道者需要虔誠的信仰信念,及其由此激發出來的無盡力量,故而達到者少之又少,特別是在功利主義盛行的當下。
中國有過死士輩出的年代,最顯著的是春秋戰國時期。荊軻那「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慷慨悲歌之士,至今仍激蕩人心。然而,隨著秦始皇焚書坑儒,進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立人格與擔當精神在我們民族性格中逐漸勢微。
到了宋代,中華民族又出現過一個時期的精神張揚,或曰落日輝煌。這個時期固然存在皇帝的懦弱和無能,但精英階層和國民中仍然存續一些古典文明中的精神品質,這種精神品質因為國難而激發和張揚。
於是,國家棟梁中有了嶽飛和他那噲炙人口的《滿江紅》,有了視死如歸,留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有了崖山之戰兵敗,丞相陸秀夫身著朝服,對8歲小皇帝趙昺說:「國事至此,陛下理應為國殉難!」言畢,背上小皇帝縱身躍入大海,更加感天動地的是,隨後是十萬南宋軍民一同跳海殉國,這樣的悲劇、壯劇,後世再未出現過。
南宋消亡,中國古典文明終結。經過元明清三代700年的嚴酷統治和奴化教育,國人終於走向苟且,血性男兒少有出現。「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成了民眾的人生信條。
由此,社會越來越缺少精神符號,尤其是和平生活下的精神符號。
能夠化作精神符號,必須具有靈魂衝擊力,具有這樣的力量,往往不產生於喜劇英雄,而是悲劇英雄。喜劇使人快樂,往往浮在表面,悲劇使人痛苦,但迫使人思考,因而讓人深刻而有智慧。
說句不中聽的話,筆者並不認為崔永元成了死士,更準確地成了烈士,會讓人產生無望之感,或許因犧牲而產生社會衝擊力,因高尚而激動庸俗者陰冷的靈魂,開始認識進而承擔起屬於自己的社會責任。倘真如此,也就實現了崔永元的最大人生意義和價值。就如同筆者曾經發表的一篇題為《烈士是軍人精神的歸宿》的文章,認定軍人的意義和價值源於犧牲,軍人只有敢於撲向死亡,才擁有職業精神,由此趨於高尚。
其實,很多古人已經為我們做出表率。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本來可以逃生,當時日本使館明確告訴他,可以把他送出中國去,譚嗣同回答:我不走,各國變法都是流了血才成功的,中國沒有人為變法獻身,所以不發達,現在就讓我開這個頭吧。
更早之前的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因宣揚他的思想,而被雅典500人法庭判了死刑,然而,面對蘇格拉底極具說服力的演講,又願意放其一條生路,條件是從此不再傳播其思想。蘇格拉底說:這辦不到,只要靈魂深處那個微弱的良知召喚著我,就會拉住面前經過的每一個人,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他,決不顧慮後果。
不可避免,蘇格拉底和譚嗣同肉體都下了地獄,但靈魂進了天堂。
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似乎更認同「好死不如賴活著」,所以,難以接受直撲死亡者。正是因此,在中華民族追求自我超越的今天,我們的精神世界和價值系統應當作出調整,要求得精神世界中的高地,或前進中的路標,就應當接受崔永元的壯烈。唯此,我們或許走出庸俗。
這裡,我忽然想起一部描寫「刺殺希特勒」的電影,其中有一個鏡頭,主人公即將就義,其父親前往見最後一面,這位德國海軍高級將領,也是德國海軍創始人的兒子,對著自己即將就義的兒子說:孩子,你做了別人無法幫你承擔的事情,只能由自己承擔。這就是對壯烈者的接受。
其實,崔永元某種意義上是在做只能由自己承擔的事情,即便別人可以幫他做點什麼,根本還是由他自己承擔。